小说传统的边缘处回响

刘震云在散文《俺村、中国和欧洲》中谈道：“作为文化和文学，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单独存在过。文化和文学的兴盛，与创作者有关系，但是，跟时代、民族和民族当时的生活和处境更有关系。”（1）在刘震云看来，文学与文化的发展首先要与一个民族的传统与惯习取得联系，其次才是在传统中寻找新的可能。在他的文学世界里，最先出现的就是“俺村”，这个微小的地方为刘震云的写作带来了更大的气象。在立足地方的文学叙述中，他不断从中国的小说传统中找寻写作的新意与路径，也在对“俺村”我土的描摹中为他熟悉的乡人画像，这种从地方抵达文学的写作方式也是近年长篇小说的一种潮流。在长篇小说《一日三秋》中，刘震云在对小说传统深层认同的基础上，以“六叔的画”为叙述契机，展开了对故乡延津人们上演的一场“笑话”人生的追溯与叩问。在将花二娘这一民间寓言与传奇融入当下人生存故事的叙述框架里，刘震云在对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现代表达中以樱桃、明亮为线索关联起了故乡与远方，也打通了死者与生者。小说传统的绵延悠长正是在“俺村”这个地方铺展开来，在苦难人生的笑与泪中，在对生活细节的反复打磨里，在一日恍如三秋的隔膜下，刘震云的长篇小说实践无异于传统边缘处的回响。可以说，正是《一日三秋》的出现，为乡土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一部难得的典范之作，也为当代长篇小说在地方路径上的叙事探索提供了新意。

一、苦难的“笑忘录”

与刘震云此前的长篇小说不同的是，《一日三秋》在构思的过程中呈现了作家对小说所承担的审美功能的本体化认知，即他不再满足于仅仅叙述精彩的故事，或者塑造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而是从“小说是什么”或者说“中国人审美观念中的小说是什么”这样的思考出发，去呈现作家对小说更为宏阔的想象。在《一日三秋》的小说文体实践中，尽管故事与人物仍然担负着推进叙述与审美效果达成的任务，但是，在审美经验塑造的层面，刘震云显然有更加深入的探索。他试图以《一日三秋》来书写人生的轻与重，也试图在地方的文学传统中带入更为现代的、哲学化的思索，那就是在苦难的不断涌来和生命的奔袭中，人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进入《一日三秋》的解读中会发现，这部作品本身就是刘震云对“小说是什么”的回答，也是作者对自己写作之路的一次回顾与总结。我们可以从作品中寻找到作家刘震云对这一问题思考的痕迹。小说前言“六叔的画”里有一段文字：

我本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不过用写作给人解个烦闷，心里曾默许六叔，要用自己的一点技能，把朋友已经被人忘却的情感和心事捡起来，不能重诺轻信，半途而废……在写作中，我力图把画中出现的后现代、变形、夸张、穿越生死、神神鬼鬼和日常生活的描摹协调好……总而言之，该小说中，有忠于六叔的地方，有背叛六叔的地方，这是我开始写起时没有想到的。（2）

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刘震云对写作《一日三秋》这部小说缘由的交代。放入小说前言里，一方面是贴合了中国古代小说传统在写法上欲言其事，先表其由的写作来路铺陈，另一方面也是作家对自己写作家底和文学态度的坦露。在刘震云近些年的长篇小说写作中，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对中国古代小说传统养分的汲取，但是他毕竟是受到了现代高等教育洗礼的作家，因而，传统小说中的教化功能在这里不再仅仅依赖于书写者的知人论世与惩恶扬善，而是要在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掘那些已被忘却的情感和心事，将那些丝丝缕缕的普通人的生活以情感与关系为黏合剂呈现出来，这可以说是刘震云文学创作的起点，也是他力图到达的终点。

在《一日三秋》里，刘震云在日常生活中选取了基本的伦常关系：夫妻、父子、朋友。从他们的纠葛、牵连中剖开生活的日常，也检视普通人平凡的一生。小说第一部分“花二娘”从流传于延津的古代民间传说里的人物花二娘寻夫这一关节点写起，最终却写出了等待的无果与荒诞，花二娘成了专去活人梦中听笑话的那个亡魂，这样的构思很明显受到了古代志怪“轶事”小说的影响。从民间传说中搜集而来的笑话构成了刘震云写作时所浸润其间的民间文化环境，在笑与话中挥洒了人生的苦难与沉重，也消解了人生的无常与宿命，“幽默”因此成了“解个烦闷”之后的意外收获。这一点我们从《一日三秋》的第四部分“精选的笑话和被忽略的笑话”里可以触摸到，例如“给所有人的肚子里都装上笑话机”（3）这样的轻松调侃背后实际上则是刘震云对当下人生存境况的严肃审视。在某些层面上，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解构、嘲讽乃至恶搞，正暴露了我们在碎片化生存中一地鸡毛的生活面貌，文化重建与传统对话在乡民日常生活中逐渐缺席的现状也带来了乡村文明的日渐消散与渐趋崩塌。在《一日三秋》这部长篇小说里民间文化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存于其中的，无论是爱听笑话的花二娘，还是爱听奶奶“喷空”的明亮，或者是喜欢听豫剧《白蛇传》的延津县乡人，这些细节都熔铸成作家对乡土文明的文学性表达。因此，刘震云笔下的乡土更多是带有城乡接合部意味的县城空间的隐喻，这种空间立意与纯然书写乡村的河南作家显然是不同的。当然，也正是在将小说《一日三秋》的时空拉开后，故事与人物才有了更大的腾挪发展的空间，也才能在更为开阔的层面寄寓刘震云的写作理想。

在小说前言所写六叔的画随着六叔之死都被付诸一炬时，作家深切地体会到了人生的无奈与失落，那些曾经的欢欣与悲切也都随着生命的消逝变成了惘然与怅然。在情感的淤积处，恰是小说家施展才华的地方。但是，小说技巧的使用仅仅是刘震云实践其小说理想的浅层，更为深层的写作动机乃是刘震云对如六叔这样普通小人物平凡一生的凝视，他的苦与闷都在其生前的随手勾勒中被悉心的作者体察入心，正是六叔那些被六婶视作无用之事的画作传达出一个被时代不断抛弃却又在生活中不断失败的县城艺人动荡卑微的一生。小说前言不仅奠定了《一日三秋》整体的叙述基调，也为小说主体部分人物的苦难人生提示了线索。无论是樱桃死后附身照片仍想借凡间之力脱离轮回苦海的努力，还是明亮寄人篱下的少年时光，这些都让整部小说在处理苦难这一主题上感人至深。也因此，刘震云写作《一日三秋》最重要的动机不仅是写一个个听来的奇崛的笑话，而是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传达出笑与泪共生的生存哲学。这一思考痕迹在小说最后一部分“花二娘传”的开头中显现出来，这是小说的第五部分，刘震云托名作者司马牛，以再次虚构的方式直言：“这是本笑书，也是本哭书，归根结底，是本血书。多少人用命堆出的笑话，还不是血书吗？”（4）但是，这里托名司马牛的再次虚构指向的实际上仍是《一日三秋》的题旨，这是刘震云对这部长篇小说创作的总结。《一日三秋》既是一本笑书，又是一本哭书。它以笑入人生体验的呈示，以笑话贯穿全篇的叙述尝试，不仅勾连起邯郸淳、侯白这一脉中国古代小说“轶事”传统，而且也以更为现代的方式完成了完整的故事元素的构建，零散的笑林片段辑佚被刘震云借由人生苦难的沉重连缀成篇，这无疑是属于一次锻造传统的写作。

如果说，在笑、笑话承载的轻逸之态里，在寓言、传说包裹的象征启迪中，在苦与泪浇灌的人生难题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错失、隔膜与遗憾，那么寻找与遗忘则构成了小说《一日三秋》最为本质的底色。于是，刘震云在小说前言里这样写道：“立足延津，望延津之外的世界，或立足延津，忘延津之外的世界。”（5）望与忘，这是人生的两难，也是作家孜孜以求在苦难滞重的生活泥潭里跳脱开来的叙事自由。从这个角度看，《一日三秋》正是一本苦难的“笑忘录”，刘震云在小说里着力铺排的故事情节背后一直有回到故乡与离开故乡的空间布景，在自杀而死的樱桃这里是希望能回到故乡延津，在命运多舛的明亮这里则在离开故乡多年后仍无法忘怀疼爱他的奶奶，回望与遗忘这恰似我们每个人渺小的一生。正如刘震云所言：“一日三秋苦日短，泪洒衣襟两相忘。”（6）

二、从生活中来：“算账”中寓世情

有论者指出：“《一日三秋》是一部脱胎于传统而形神毕肖地呈现我们这个时代的世情书，张竹坡评《金瓶梅》是‘因一人写及一县’，《一日三秋》亦如此，它由人及面地叙写出延津的人对延津的惦念，叙写延津人和人之间‘一句顶一万句’的托付，而这惦念和托付里隐伏着的依然是中国人能感知兴会的世情。”（7）这里值得研究者多加注意的是“世情”，《一日三秋》尽管延续了刘震云此前小说中以延津为圆心而观照俗世的写作方式，但它最大的不同在于刘震云在世情之上以花二娘传为原点，为小说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关涉的延津与武汉这两个地方的叙述时空搭建了一个可以自由往来的平台，因此，《一日三秋》里与日常生活相对的则是对浮生幻渺的世情景况抒发的深切感慨。小说中对“浮生奇幻”的记载与书写，可向前推至唐传奇，正所谓“小说至唐，鸟花猿子，纷纷荡漾”。这里所说鸟花猿子，纷纷荡漾，就是对浮生奇幻世界的形象描述。明代胡应麟的定断最为切实，所谓：“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8）刘震云恰是在世情、人性的一贯勘探中才得以将《一日三秋》里浸润的中国小说传统风味为新的世情形态所化。如果没有了当下人新的世情风俗画的根底，那么《一日三秋》也就失去了它与世情小说传统最本源的联系。在这种从生活中来的小说哲学当中，能够把笔触移向并重新确认民间世俗生存的美学力量与人性底蕴，这样的创作指向在《一日三秋》里表现为对“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虚构”二者处理时的平衡取舍。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了小说第二部分李延生为是否由延津去武汉参加好友陈长杰婚礼时在经济问题上的拿捏与纠结，那么，作者笔下世俗生活亦缺乏令当下的读者感同身受之处。此时的李延生并不是不想去参加婚礼，而是实在为这笔路费犯愁。尽管他算了一笔经济账，但作家却没有站在道德立场上谴责小说里的人物，而是设身处地为笔下人物所处的生活环境、职业背景、家庭关系着想，在“生活的真实”方面作家与人物站在了一起。这样的创作态度和小说本体意识是作家能够在《一日三秋》中成功再现如李延生等民间小人物主体诉求的关键，也是他在这纸上的世界里打磨出胡小凤、吴大嘴、郭宝臣、老董等性格各异的俗世之人的艺术实践。小地方延津的一鳞半爪与生活的琐屑细碎，也都在《一日三秋》中被作者不露声色地赋形于世情的艺术虚构里。王富仁说：“小说的‘艺术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是被小说家同时创造出来的。它没有凌驾于作者之上的另一个凝固不变的‘历史的真实’。它的艺术素材就是活生生的历史的资料，它的历史资料也就是生动具体的艺术素材，其‘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是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的。”（9）能够将“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以小说虚构的方式融合起来，这需要小说家对艺术虚构向度的不断探寻，也需要在生活的本来面貌里稳扎稳打地写出人物的经济基础和身心挣扎，没有这一点体贴入微的观察是不可能成就小说在细节上的精彩的，也不可能为读者呈现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情世态。

如前文所述，刘震云的文学创作更多时候是扎根于城乡接合部的空间中，因此，他笔下人物往往具备了乡土与城市之间的过渡性。从《一日三秋》里出现的多次“算账”细节来看，刘震云所关心的经济问题中蕴含着的实际上是更为精明而务实的现代意义上的物质生活观念，这显然与惯常写农民的乡土作家看待问题的视角有所不同。比如在赵树理的小说里也经常出现“算账”这个细节，但是在赵树理笔下的这一情节“不仅意味着经济账，更指向意味深长的文化账、政治账。赵树理细描算账行为中的人和事，发现并讲述了农民‘翻心’的具体途径”。（10）如果说，赵树理小说里的“算账”细节背后常常有道德内涵，那么，在刘震云《一日三秋》的“算账”细节里则处处与人物那一刻的真实处境与更为具体的利益衡量有关。小说里这一处描绘堪称从小处说事的经典笔法：

出门的由头找到了，李延生又开始发愁盘缠的事。李延生查出，从延津到洛阳坐汽车来回车票是二十块钱，从延津到武汉来回的火车票是一百二十块钱，这一百块钱的饥荒打哪里找补？再说，出门在外，你光拿车票钱就行了？在路上你就不吃不喝了？你敢保证就没有别的用钱的地方了？俗话说得好，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看来这饥荒还不止一百块钱。说成洛阳是出公差，路费可以由副食品公司报销，私下去了武汉，这钱可都得花自己的体己；而李延生背着胡小凤藏在副食品门市部的体己，算命花去二十五块八，目前只剩十块两毛钱了。十块两毛钱之外的一百多块钱的饥荒如何打发？看来只能跟人借了。这钱跟谁借呢？李延生在副食品门市部边卖酱油醋和酱菜，边卖花椒大料酱豆腐，边想在延津能借给他钱的人。能借给他钱的人，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手边有闲钱；啥叫闲钱？刨去养家糊口，买过这个月的柴米油盐，手头还有富余的钱。二、这人须是李延生的好朋友，肯把钱借给他。（11）

为了能凑够钱去武汉，小说里的李延生不得已采取了曲线迂回的办法，先去洛阳，以出公差的名义，然后再借机去一趟武汉。只是这样一来反倒增加了路费支出，所以才有了如上小说里这一段李延生的心理活动。在刘震云的叙述中是时刻贴着人物的真实处境来写的，李延生在路费问题上的斤斤计较、反复思量，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刘震云在这段文字里，显示了一个小说家不动声色的高明之处。李延生的心事与无奈都在他发愁盘缠的“算账”中不着痕迹地流露出来，尤其精彩的是，作家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处理仍然是切实而妥帖的，他没有抛开人物的现实难题。李延生的“算账”是在副食品门市部边卖油盐酱醋时的“算账”，而不是躺在床上冥思苦想的“算账”。从这个层面而言，《一日三秋》里着力铺陈的世情样貌是存在于普通人日子中口袋里的分分角角，正所谓油盐酱醋皆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