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经验”与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王安忆进入文坛40余载，一直是被公认的才华横溢、勤奋高产的作家。她的作品风格多变，“在诸多的女性作家中无疑出类拔萃，她在各式各样的潮流中都能游刃有余”。（1）“王安忆的小说写作历程干脆就是中国新时期小说演进史的一个精微缩略版。”（2）凭借对文学和社会现实天然的敏锐，王安忆的创作在寻根文学、知青文学、女性文学等潮流中都留下了不可忽视的印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已然成为世纪之交的社会历史潮流。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面对现实的种种变化，在文学中构想未来图景，成为当代作家集中面对的重要问题。

20世纪90年代，王安忆开始思考城市故事的新格局，她这样描述在城市中生存的民众：“农民在土地上失败了，从四面八方来到城市，他们两手空空，前途茫茫，任凭机遇和运气将他们推到什么地方。他们在陌生的街道上逛来逛去，由于生存的需要，和他们偶尔相遇的人结成一伙。后来，他们因各自不同的才智和机会有了不同的遭际，他们便分崩离析，再与其他人结伙。”（3）“在夜幕降临的时分，会有一些无业的男孩女孩，幽灵般地游荡。他们逃离了社会正常的秩序，自己集合起部落式的集团，做些与这公认秩序不相投合的行径，这又可否算是城市的故事？”（4）很明显，王安忆注意到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人口流动与迁移现象。寻求生存的民众背负人生的枷锁，远离了故土与亲人，与传统的血缘共同体离散。他们需要做出怎样的努力才能找到身体与心灵的栖居之所？传统共同体解构后，应该建构什么样的新型共同体？这些问题既是严峻的社会问题，也是作家创作不可规避的文学问题。因此，描写流动者个体与群体的生命境遇和身心状况，是王安忆21世纪小说创作的新尝试。

一、城市移民的文学聚焦：凝聚人情的劳动共同体

斐迪南·滕尼斯针对传统社会界定的传统共同体包含了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这三种基本形态。在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农业社会，这种传统的共同体以氏族家庭和亲属关系的形态存在着，有学者把它定义为“家元共同体”。（5）随着社会的发展，全球化的迅猛激浪逐步瓦解了以伦理关系、血缘亲族而维系的群体。现代性既是解放的力量，又导致了传统共同体的解体，由此一批批流动者和城市移民相继出现。亚里士多德曾说，文学应当反映可能发生而不是已经发生的事件，就是指文学在反映现实的基础上展开想象的翅膀，去构建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文本世界。21世纪以来，王安忆的小说展现了众多流动者远离故土亲人，告别“家元共同体”的叙事图景。他们游荡于城市之中，抱团取暖，彼此鼓励，以期待寻找身心得以栖居的共同体。

2000年长篇小说《富萍》面世，被视为继《长恨歌》之后王安忆尝试转型的第一部小说。它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苏北女孩富萍从乡村来到大上海，成为新一代上海移民的故事。小说细腻地表现初来乍到的富萍对大上海环境的好奇与渴望，也呈现了乡村女孩对城市环境“处处小心，时时在意”的隔膜。小说的叙事图景并不止于表现富萍个人的探索之旅，还特别揭示了富萍与同为城市移民的保姆群体、棚户区船工乡民们的矛盾关系。以奶奶和吕凤仙为代表的保姆群体，作为上一代过上城市生活的移民，已然在个体的努力和群体的互助中，找到了生存的价值。王安忆试图为流动者在现代社会找到生存和精神的归宿，其中必不可少的首先是拥有生存技能，解决“温饱”问题，其次是注重观照流动者的精神向度。小说通过“乡土人情”凝结群体感情，以赞扬“劳动之美”为叙事要素，进而形成共同体意识。

流动者们虽然从传统的家元共同体中脱离出来，可是凝结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人情”因素却仍发生着影响力。费孝通说：“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只有生于斯、死于斯的人群里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群体，其中各个人有着高度的了解。”（6）“乡土人情”在潜移默化中指引着流动者外出生存，进而通过团结携手、互帮互助形成共同体。这一点在王安忆的众多小说中常常可见。《乡关处处》中月娥嫂与做保姆的姊妹们，《民工刘建华》中与刘建华一起从家乡出走、辛勤劳动的木工们，都体现了真挚可贵的“乡土人情”。月娥嫂外出打工，离不开同乡人的引荐，找寻住处时，又是同乡人帮忙寻找床位，解决困难。做工的保姆们也常常和同乡聚集，互为依靠。“绍兴一带的人多少有些两样，乡土观念极重，抑或是出于自傲，在外面帮佣，总是自己人一处，与其他籍贯的人疏离着。”（7）此外，小说中“乡土人情”与“劳动意识”相辅相成，互动递推，“劳动”促使创造新的人情和人际关系。

“劳动”本身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投射。在劳动过程中，个体与群体往往有着广泛的日常生活互动，比如交流沟通、协力互助，这也有利于形成互相信赖、团结协作的良好人际关系。王安忆对“劳动”的描写是正面的，主要从“劳动之美”这个角度进行揭示。这一书写角度，突破了当代文学中劳动书写的固化思路。王安忆曾反思，“当代文学的控诉性太强了，劳动其实被意识形态化了”。（8）当代文学中正常的、健康的劳动书写较少，劳动常常伴随着痛苦，“这和知识分子的遭际有关。知识分子遭遇劳动一般都是受惩罚”。（9）张贤亮笔下，章永璘衣食不保却还要参与繁重的劳动生活。路遥笔下，孙少平对自我肉身进行着严格的规训，艰苦劳动是为了缓解精神上的痛苦。余华、莫言的现实主义小说，对劳动消耗和损害体力的场景也多有书写。王安忆则发现了“劳动”的光彩，她一再强调应当尊重劳动，“其实劳动是很美的，当然它不能超负荷”。（10）“劳动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它把生存和艺术、思想都结合在一起。”（11）在劳动过程中，流动者会自然地确证个体的身份和价值。《富萍》中的奶奶，因干活勤恳周到，能自主地挑选东家，把东家管理得井井有条。家里来客人，她也能大方自然地陪客人谈话，“看上去，她不像这家的保姆，而像是这家人一个终身未嫁，抑或守寡的姑妈和老嫂子”。（12）在东家劳动，奶奶不仅实现了个人价值，还赢得了尊重。

奶奶的相帮吕凤仙也心灵手巧，她们靠着勤勉和努力，在劳动中获得了认可，找到了自我实现的途径。劳动不仅给予了她们职业身份，获得了新的社会主体性，还创造了新的社会关系，形成了有着共享价值、可以互帮互助、进行情感交流的“劳动共同体”。“共同体之中的个体通过相互承认的劳动确立了对象性关系，在马克思构建的劳动共同体中，劳动不仅是手段，更是目的，是人与人从相互承认提升到相互成就的共同体的高级形态的塑造过程。”（13）小说清晰明了地展现了共同体内部人们情感和谐、彼此相帮、相互成就、同心协力的劳动过程。

在王安忆塑造的共同体世界中，人们以“人情”结缘，以“劳动”互助。不仅维持着乐观、务实、凭自己本事干活吃饭的生活观念，还会将心比心，互相体察共同体成员的生活困境，给予情感上的支撑和鼓励。“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地拖欠着未了的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14）他们通过不同的聚集方式进行情感上的交流，奶奶等人过年去大世界游玩，月娥嫂和同乡们趁着端午休假游览野生动物园，为缓解东家爷爷的生活困难，几个人一起办酒席请爷爷吃饭享乐。棚户区居住的船工们也有着丰富的业余活动，除了做工出船，工作之余他们看大戏，吃酒席，坐下来唠家常，互相倾诉生活的不易。小说凝聚着群体情谊，体现了作者对流动移民的深切关怀，在文学世界中创造了充满人情之美、劳动之光、温馨烟火气的劳动共同体。

二、世相人心的基本主题：扬弃孤独的命运共同体

世界是以无数异质化的个体和分支群体组成的，无数孤独的个体，如何摆脱失败获得救赎，如何走出困境迎接希望，只有靠共同的目标和相互的支持努力获胜。“我想，我的文学，就将是为这些个孤独的战场进行艰难而努力的串连与联络，互相提供消息，告诉人们，他们并不是孤独的，一整个人类就在他们身后。”（15）面对纷繁驳杂的现实人生，王安忆并没有将情感标尺过多地放在同情和怜悯的刻度表上，也没有将笔墨集中在控诉和批判现实环境中，而是独辟蹊径，以扬弃“孤独”和寻找归属感为情感目标，汇集了人类共通的情感内核，给予异质个体存在的价值，体现出众生喧哗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这种共同体意识不局限于亲人、朋友之间，而是扩大至陌生人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之中。在世相人心的变动中找寻救赎的可能，成为21世纪王安忆小说的另一基本主题。

长篇小说《匿名》讲述了老人遭受意外绑架，被劫匪丢弃荒野，丧失记忆后重寻个体价值的传奇经历。除失忆老人外，小说还塑造了处在“匿名”状态的人物群像。王安忆指出：“他们出来以后，和我们这个世界保持了一种奇怪的关系。我们叫它黑帮也好，江湖也好，非法生存也好，反正就是主流之外的存在。他们这些人都像山里面的精灵一样的，一旦到外面的世界，就失去身份，失去合法性。”（16）这些匿名者的命运和主人公的命运发生着紧密关联。绑匪麻和尚和哑子皆是匿名者，他们有的仅仅是江湖中人的诨号，是不被主流社会承认的边缘身份。“那一麻一哑，真好比一僧一道”，（17）如化境中人。他们虽然是江湖劫匪，但潜在地对主人公产生了“启智”和“点化”的作用。作者有意与《红楼梦》癞僧跛道携带顽石入红尘的情节形成互文关联。只不过这次不再是去红尘世界，历经悲欢离合炎凉世态，而是把以老人为代表的，丢失自我意识、丧失尘世感觉、麻木迟钝的现代老派市民重新置入青埂峰般的方外之地，在荒凉之所重新完成一次“人的觉醒”。

林窟中如山中精灵般的二点，是支撑起老人走向外面世界的重要人物。他虽然是一个失智的人，却保留着大山中人原始的天真和善意。他带来食物、毛毯给衣食不保的主人公，并亲切地把他认成自己的“爹”。同时二点也引导着老人走出大山，重新寻找自己的真实身份。小说下部，老人经历了林中火灾，被二点和哥哥送到“九丈”养老院，获得新的代号“老新”。在这里“匿名”的人物更多了起来，“匿名者”成为处在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他们中有市集的黑社会头目敦睦，有患白化病仍怀揣远大梦想的少年鹏飞，有因病被弃养的患儿“小先心”等。

王安忆小说取材新奇，将视点放在一群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人物身上，无疑更增添了作品的人道主义关怀。失忆的老新、鹏飞、敦睦、小先心和福利院的众人在一起，只有“在一起”，才能唤醒他们的主体性，也给予众人共同生长的可能。小说最后，经过众人的努力，“小先心”加入了国家慈善计划，并在上海手术成功。学者谢俊认为《匿名》中体现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社群”，“这里，民间的一个宏大事业是以一点一滴的方式展开的，何其艰辛，可是保留着因偶然或侥幸带来的喜悦，因为这个弧度的社会是充满可能的”。（18）王安忆以“老新”丢失自我意识后的重生，对现代社会泯没自我主体性进行了强烈批判；以匿名者合力探索之旅，表现了群体共同生长的巨大能动性；以展现多维个体的生命力量和群体的联动关系，在文学世界中构建了得以栖身的命运共同体。

卢卡奇在分析《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时提出，小说中人物的理想状态和自由人性的实现，是通过社会共同体的理念发挥效用的，社会共同体能够引导个人与具体社会现实和解。“这种效用以人们内心的共同体为前提，以对人与人之间本质事物的理解和合作为前提……它是一种丰富而充实的听天由命的结果，是一种教育过程的成就，是一种通过努力和斗争获得的成熟。”（19）王安忆在小说中，不仅能给“匿名”状态的边缘人物寻求生存价值，而且还注意结合社会现实，展现个体借助共同体的力量，通过努力实现理想的故事。小说《众声喧哗》讲述了开纽扣店的欧伯伯、年轻保安、卖服装的六叶之间，从冷淡陌生、话不投机到互惠互助、成为好友的温暖故事。“这样同舟共济的气氛使他们彼此亲好起来，欧伯伯会将冰箱里的绿豆百合汤取出来，与大家共享；保安则冒着毒日头去街那头的便利店买来冷饮招待；六叶呢，她手头紧，用她的话说，正处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20）故事尾声，六叶拿着欧伯伯资助的钱，骑电动车带着穿着隆重的“老爸”“老公”去七浦路进货的场景生动有趣。这里不仅体现了欧伯伯和保安与孤独状态的告别，也是六叶不断向他者的人生智慧学习的过程。他们分担着彼此的命运压力，借助共同体的力量，个体孤独的心灵找到了联系，获得了满足，也是作者扬弃“孤独”，寻找共同体意识的艺术呈现。

三、漂泊无定的人生经验：发挥文学的救赎功效

作家是文学创作的主体，作家依赖何种人生经验，构建审美遇合关系，进行审美创造，与创作主体对人生的反省、把握、审视、感悟密不可分。“生活经验不仅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和激发创作激情的触媒，而且也是规范作家创作的一种制约性因素。”（21）研究作家生活经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就是通过体察作家的个体生存境遇和自我心路历程，判断文学风格与创作个性形成的原因，进而帮助评价其作品的艺术价值。王安忆着意表现处在流动状态的个体，不仅是对时代变化进程中人口迁移、城市移民问题的关注，而且也是与作家本人曾经漂泊无定的人生经验相契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