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薛涛《猫冬记》中的空间观、伦理观与生死观

儿童文学作家薛涛的创作经历了从短篇到长篇、从抽象到写实、从幻想走向寓言的过程。薛涛早期“短篇抽象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中的空间抽象而模糊，人物形象的建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它们已经显示出思想探索的特色；在童话幻想作品创作时期，薛涛以逃离现实的幻想重建现实，其作品的哲理性更为突出；而他的“回归现实”之作，以东北大地的自然地理与人文记忆为基础，开始了对文化与现代性的深入探寻，作品的基调贴近现实，同时又有在现实之中思考天地万物的朴素寓意。作为第五代儿童文学作家的代表性人物，薛涛近年来的作品更加强调对新时代社会文化的思考与对文学创作新方法的探索。《猫冬记》（1）正是这种思考与探索的成熟之作。小说以因肺病而赴深山休养的小学生果子和他的木工师傅老歪为主要人物，讲述了大雪封山之下师徒二人在大悲寺“猫冬”的经历，同时以老猫“馅饼”在“猫生”之冬的行为与思考，探讨了生存的价值与死亡的意义。薛涛通过构建雪封之下的大悲寺这一禁闭空间，以时空混淆的方式突出了这一空间的异托邦特色。闯入这一特殊处所的老猫“馅饼”使师徒二人产生了伦理观的对立，星狐狸、小狐狸等具有童话色彩的形象的加入，将简单的伦理引向了生态伦理的思考，整部小说中有关禁闭/开放、理性/感性、身体/内心等矛盾的隐喻，凸显了极具哲理性的生死观，形成了对人类生存范式的一种深刻反思。

一、大悲寺：禁闭的“异托邦”

《猫冬记》以全知叙事视角构建客观世界，并以弹性十足的故事线索勾勒出人物的世界观，儿童与儿童性是这个客观世界中的重要因素，却并不是唯一主角。《猫冬记》中的儿童首先是作为“人”而存在，是与自然、与被迫的禁闭状态抗争的人，而后才是与成人有所区别的儿童。整部小说将儿童文学中的儿童性上升为普遍的人性，具有深刻的艺术价值。为了突出人与自然的关联，《猫冬记》中客观世界的构建，其时间性与空间性都与薛涛此前的小说大有不同。薛涛早期的作品善于对意象世界的营构，他笔下的空间诗意盎然、灵动神秘。（2）自“写实系列”开始，薛涛儿童小说的空间意识日益明确，现实的地名不断被嵌入虚构作品，承担起联系真实与想象的纽带作用。儿童文学作品，特别是幻想类儿童文学作品的传统空间是乌托邦式的、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理想化的美好空间，而《猫冬记》中建构的空间则是一个存在于现实中却与现实空间有着绝对相异性的“异托邦”。“异托邦”是福柯空间理论的核心概念，它颠覆了习以为常的生活或生命的空间结构，把空间、时间以重新组织的方式设置在一个“另类空间”里面，异托邦是“一方面创作出一个虚幻的空间，另一方面这个虚幻的空间又揭示真实的空间”（3）的特殊空间。

《猫冬记》中人性高于儿童性的主体构建，正是在这个“异托邦”中完成的。小学生果子因肺部虚弱、需要呼吸新鲜空气而来到了郊外的宝石沟，成为木工师傅老歪的徒弟。故事开端描述的宝石沟、银河水库、古寺、木塔等自然空间与人造空间中的优美和谐类似于乌托邦式的儿童文学空间塑造。但是这个空间的主体却是两个另类人物：技工学校里坚持传统木工教学的“落伍”教师老歪和比起课本知识更关注课外知识、把休学当作“好消息”的小学生果子。这使得“乌托邦”的表象之下，隐约呈现了异托邦的异质因素。一场雪灾的发生，使这个空间的性质彻底发生了转变：一夜之间，自然空间由多样变成了单调，人造空间则由开放变成了封闭。和尚们无法返回寺院，老歪和果子也无法离开宝石沟。老歪挖通了从帐篷到寮房的雪洞，和果子一起开始了在大悲寺寮房“猫冬”的日子。雪灾使电路和通信全部中断，主人公由坍塌的帐篷钻过雪洞而进入完全被大雪淹没的寮房，作为“通道”的雪洞，似乎同时连接了现代与原始两种时间。在雪灾前便已因修葺而暂时失去“寺庙”功能的大悲寺，成了“与世隔绝”的、禁闭的、近于原始的空间，呈现出柏拉图式“洞穴”空间的特色。封闭的空间使时间维度逐渐模糊，除了日出日落外，大悲寺失去了明确的分秒与时日的标记，对于主人公来说，分秒与时日已经失去了其社会层面的时间意义。

薛涛在《猫冬记》中以明确的空间观与空间建构意识，通过“灾难”这种特殊的隔绝方式，使大悲寺的空间呈现出断裂性、分割性、异质性的异托邦特色，其异质性又突出了人与空间的关联性。相对于主流文化来说，两位主人公都从不同侧面体现了其“非主流”的异质特色，而修葺之前的大悲寺所代表的宗教文化与修葺中的大悲寺所充斥的世俗文化并存于雪灾之后的寺院，对于主人公的异质特色显然给予了极大的包容。福柯认为，空间是不能与人的活动相分离的，它不是一个空的容器，而是具体的人的空间—实践形式。因此，空间不是既有的东西，而是通过实践和关系创造的，也就是说，理解空间就是理解人类实践本身。（4）《猫冬记》中所展现的异托邦空间即带有明确的“空间—实践”或“空间—行为”意识，既在空间中塑造人物，又将人物的特性赋予人物所处的空间。作为这个文化复杂并置的空间的主体，老歪与果子通过其思想与行为为大悲寺赋予了异托邦的实践意义。反复放映唯一的电影胶片《马兰花》是两位主人公“猫冬”的唯一消遣，“电影”这一特殊的媒介形式所代表的虚幻的三维空间与大悲寺真实的三维空间并存，形成一种空间的混杂性，同时也将《马兰花》所代表的时代及其文化引入了大悲寺的空间之中，形成了当下与过去两个时代文化的异质并存。薛涛通过对异质文化与异质空间的构建，使大悲寺作为异托邦的空间特征凸显出来。

与薛涛以往作品中的“远行精神”不同，“身体历险”与“灵魂出游”（5）在《猫冬记》中都被淡化，少年主人公被禁锢在封闭的异托邦空间之中。《猫冬记》的猫冬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田园牧歌，而是异托邦中的一场修行。大悲寺这一空间本身带有着宗教中“修行”的隐喻，而对于小主人公果子来说，这场突如其来的“修行”正是他在灾难面前的成长。“乌托邦安慰人，异托邦纠扰人”，（6）异托邦的异质混杂性会给人带来巨大的困扰，使人面临无序和茫然的状态，即塔利对“处所意识”的阐释：“当我们在某个处所之内（或之外）的时候，我们对它的感受不一定是快乐的，有时候也会感到焦虑，这是一种存在主义式的焦虑。”（7）老歪与果子在大悲寺猫冬的过程中，对封闭的空间带来的纠扰与焦虑的书写，正是薛涛作品中一以贯之的对恒定与无常、过程与结局以及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8）猫冬的过程中，果子和老歪共同进行着以生存为目的的物质与精神两种实践。以生火取暖、定量配餐解决基本的生存需求，以放映电影来抵抗饥饿，打发时间，抵御焦虑。其中放映和观看电影是猫冬生活的重要活动，电影实现了封闭空间与外界空间的虚幻关联，同时也使一起猫冬的人物与动物产生了关联。在猫冬的过程中，果子由雪灾之初那个脆弱的想家的孩子，变成了会打理炉火、会用老式机器放映电影、可以照顾摔伤的老歪，甚至可以为一起猫冬的小动物们安排食宿的独立而强大、可以被依赖的主人，成为这一封闭空间中的主导。雪灾中猫冬的岁月，见证了果子的身心成长，薛涛将果子视为与成年人老歪平等的存在。置身于异托邦空间中的“另类”小学生果子，以精神的富足抵御着封闭生活的饥饿、寒冷和焦虑，以对周围人与物的关怀与责任感，实现着对世界的坚守与担当。这时的果子首先是作为一个人类主体，而不仅是作为一个儿童主体与老歪共同面对灾难之中的生活。薛涛在《猫冬记》中并没有按照成人的预设去教育果子，而是从人性的视角出发，关注果子在特殊空间中的“自我表现”，（9）使果子经由对灾难的体验来达到对灾难空间的感知与认识，在呈现儿童的存在感与人生态度的同时，保持了人性中的善良、忍耐与坚韧的可贵品质。

薛涛以异托邦的空间构建形式从空间角度切入塑造了果子这一特殊形象，果子本身作为“另类”的主体，通过其放映电影、照顾动物等行为表现为雪灾之下的大悲寺这一封闭的、充斥文化混杂性的空间又增添了时空虚实交错的无序感。空间影响了人物的行为，人物的行为定性了空间的特征。值得一提的是，《猫冬记》中的物理空间意识同样折射到了文本空间之中，薛涛以每个章节的第一个短语作为章节的标题，使文本形成了一种“无缝对接”的封闭性。这种文本结构既是对小说中空间建构的呼应，又同时以非线性的甚至是循环往复的结构影射了小说中时间的模糊性，增强了空间意识的展现。

二、果子与老歪：朴素的生态伦理观

果子与老歪雪灾中猫冬的大悲寺以一个“洞穴”式的封闭空间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洞穴是人类最原始的空间认知，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中，有着明显的空间内外之分。媒介的出现，是消弭空间内外区隔的方式，但同样也是引起争议的开端。（10）对于雪灾后的大悲寺来说，动物是其与外界沟通的唯一媒介。老猫“馅饼”的出现引起了果子与老歪的意见分歧。果子出于同情决定留下老猫，老歪则考虑大雪封山食物匮乏，要首先保障师徒两人的基本需求，没有余力再照顾一只老猫的生活。这种分歧产生之初，果子用“我把我的饭匀给它”说服了老歪将老猫留下。然而“老猫无趣”，却会偷吃蔬菜，使老歪认为“老猫从来不想愉悦别人，也没能力愉悦别人，只会祸害别人”，因而将它赶了出去，果子和老歪也因此“绝交”。两人对待老猫不同的态度，展现了两种生态伦理观的对立。老歪的立场是以人为本的，代表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果子的立场则是将人与动物视为平等的生命，代表了生态主义中心的伦理观。但老歪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并不同于西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依据、是尺度、是标准、是目的”，（11）而是在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以人为主体对自然的道德关怀与道德责任。雪灾之初，果子对接二连三的变故“懵懵懂懂，既不能消化，也无法抗拒”，随后他逐渐懂得了禁闭的状态：“咱们出不去，别人进不来，手机打不通”，但是他仍然“看不到什么危机”，且认为“他和老歪不过被埋在雪白的风景里面”，老歪却认为“风景也会杀人”。这种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来自老歪作为木工师傅与电影放映员的生活经验，是东北大地上世代相传的朴素的生态观念。老歪对自然的敬畏心与他对自然的责任心交相呼应。雪灾之后老歪挖通了寮房通往大悲寺各个重要地方的通道，其中一条通往木塔下，那里堆放了用于修葺木塔的松木。当大悲寺的木柴快用光的时候，老歪首先想到的却是进山伐木，而不是动用修塔木料，而且“只要山上还有枯树，老歪不会砍那些活着的树，这是老歪的底线”。老歪所代表的生态伦理观虽然是以人类生存为中心，但是这种伦理观却体现出对自然的人文关怀，而其实践也同样带有着道德责任的特色，与中国自古以来“钓而不纲，戈不射宿”（12）等传统生态伦理思想不谋而合。

果子所代表的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是在生命价值的逻辑关系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拓展。《猫冬记》中的这种伦理观首先来自儿童与成人对于自然的不同感知。雪灾发生后，老歪向果子解释与世隔绝的状态：“这个山沟里只有我俩会喘气，其他的就是木头、雪，还有风……”果子却摇摇头：“不对，还有鸟兽，还有老猫……它还在山里”。在果子看来，动物与人类是平等的，在随后一系列的情节中，果子都向老歪展示出动物和人类一样，有感受快乐、寻欢避痛的能力，每一个动物身上都存在着内在的善。动物内心的善意展现使老歪逐渐接受了与动物们一起猫冬的事实，并且最终认同了果子的做法，将食物分享给动物们。小狐狸死后，星狐狸给一起猫冬的伙伴们带来了一穗玉米作为礼物，从此只在西山坡一带活动，再也没有出现在大悲寺。与此同时，老猫“馅饼”也不吃不喝几天，最终走向了南山坡。动物们以离开的方式，将最大的善意留给了果子和老歪。在粮米匮乏的生存危机之中，人与动物成为患难与共的自然共同体。

一场雪灾之下的猫冬，呈现了人与动物的悲欢离合与守望相助。作者借果子与老歪各自代表的朴素的生态伦理观由分歧而至趋同的变化，逐渐使读者明白善与恶并非简单、绝对的命题，里面涉及许多困难甚至痛苦的抉择。在痛苦中呈现的每一个生物内在的善，则将道德追求与道德关怀提升到了生命价值的层次。阿尔贝特·施韦泽认为，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不仅是理性的具有内在善的存在，而且他能够把植物、动物的生命看得与人类生命同等重要。“善是维系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的发展达到最高价值；恶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抑生命的发展。”（13）果子虽然并没有明确的、有意识的生命伦理观念，但是他的实践却体现了一个孩子超越儿童性的、对自然的善意。自小说叙事之初，作者便有意将小主人公置身于自然之中，果子离开学校到宝石沟后，四周的动物“三天两头来大悲寺溜达”。雪灾之前，果子已经先后认识了（重新认识了）蛇、大雁、狐狸与老猫等动物，对自然界其他生命的感知与认识，成为果子到达宝石沟之后隐于“木工课”之外的“必修课”：“进山之前果子没抬头看过天，他太忙了：白天在教室盯着黑板，晚上回家盯着作业；上学和放学的路上，盯着红绿灯和车站牌。在进山跟老歪学木工之前，他只在电视里见过大雁。”动物中唯一不曾被果子错认的老猫，成为果子与老歪猫冬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在老猫身上，果子得到了更多的对自然与生命的认知与理解。到达宝石沟以后，果子开始“贪恋”山里的飞鸟和走兽，朴素的生态伦理意识逐渐萌生。从小说的内涵来看，果子在雪灾猫冬中实现了成长，而从小说的外延来看，果子更是在对自然共同体的感知中得到了成长。

《猫冬记》看似通过老猫“馅饼”重返大悲寺而引出了生态伦理之思，实则是一以贯之地将自然中所有的生命视为一个整体、将生命价值置于生态逻辑中去思考，“馅饼”的重新出现，更将生态伦理意识以冲突的形式凸显出来。小说以儿童的视角与切身体验展现了朴素的生态伦理意识，以生态伦理意识的冲突及其解决更加突出了作者“自然共同体”的思想。其中融入自然、善待自然、悲悯生命的诸多细节呈现，将人道主义写入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展现了小说的人文情怀，增强了文本的叙事深度，于无形之中引导读者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重新认识与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