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诗歌》与《人民诗歌》

1949年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来自国民党统治区与解放区的长期被分割开的两支文艺大军胜利会师了。朱德代表党中央致词，周恩来在大会上做了政治报告，毛泽东也亲临会场向与会者致意：“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1）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确定为新中国文艺的方向。周扬在大会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中斩钉截铁地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2）

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精神在诗歌界很快就得到了响应。1950年1月，有两家诗歌刊物，一家在北京，一家在上海，一北一南，同时创刊。

一

在北京创刊的是《大众诗歌》，其前身是1948年8月由北京大学学生赵立生发起创办的《诗号角》。赵立生曾自述：“出版经费全部由我负责。因为家父在联合国工作，每月寄我15美元，我把它积存下来。当时北大四院有两个学生食堂，一个是小食堂，吃得较好，入伙者多为华侨和经济上宽裕的同学，一个是大食堂，俗称窝窝头膳团，以吃窝窝头为主，是一般同学的食堂。为了筹措经费，我一直在大食堂就餐。……为了坚持出版，我在后来住的北河沿北京大学三院宿舍传达室变卖了自己的呢大衣，虽然时值隆冬。总之，为了《诗号角》的出版，也算既‘节衣’，又‘缩食’了吧！”（3）在赵立生执笔的发刊词《前奏》中，有这样的话：“让我们在号音里，循着人民的道路进军。让我们在号音里，对准我们共同的目标射击。”（4）据赵立生回忆，这一刊物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出版了4期，其作者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为主体，冯至、李瑛、青勃等曾为刊物撰稿。主要内容为反映进步的学生运动，或揭露国民党的残酷迫害，或歌颂学生运动的英勇斗争，或剖析自己思想中陈旧的因袭负担，或庆贺自己的新的觉醒，或记录自己坚持走向革命的足迹。1948年11月，在出完《诗号角》第4期后，赵立生等《诗号角》成员，相继奔赴冀中解放区参加革命，《诗号角》暂时停刊。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从解放区回来的《诗号角》成员立即筹备复刊，于3月15日即出版了第5期，主要内容为欢庆解放和欢送参加南下工作团的同学们。遵照当时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规定，赵立生为《诗号角》申请登记，顺利核准为“登记新字第九号”，《诗号角》成为第一个经军管会批准出版的诗刊。北平和平解放后，著名诗人云集于此，赵立生邀请苏金伞主编《诗号角》，苏金伞又邀沙鸥同编，出版了第6期、第7期。此后苏金伞调往河南工作，由田间主编了第8期。这样《诗号角》在共和国成立后又出版了4期，发表了艾青、田间、臧克家、戴望舒、王亚平、沙鸥、袁水拍、苏金伞、吕剑、严辰、徐放、青勃、芦甸、亦门等诗人的作品。“在解放后出版的这四期中，可以明显看出当时一些诗人在创作中的困惑。苏金伞在《诗号角》第六期《编后》的一开头就说：‘不少的诗歌工作者目前正感到痛苦。原因是：一方面想面向广大工农兵，但对于工农兵的生活、思想、感情又体会不深；一方面对于自己的语言、形式等，早就发生了怀疑，于是，造成了当前一部分诗人的沉默。这种痛苦我们也正在身受。’”（5）1949年11月，《诗号角》第8期出版后，有些诗人认为《诗号角》这个刊名不够大众化，不易为工农兵所理解，于12月对刊物进行改组，成立《大众诗歌》社，由艾青、田间、臧克家、王亚平、沙鸥、晏明、马丁、赵立生等人组成编委会，王亚平和沙鸥任主编。1950年1月1日，《大众诗歌》创刊号诞生，由大众书店出版发行。“郭沫若极为兴奋，提笔挥毫，为诗刊题写了刊名。《大众诗歌》果然不同凡响，创刊号首印8000册，一抢而空，不得不在一周后再版。创刊号第一页是毛泽东的手笔‘诗言志’三个字，这是1945年为徐迟题写的，系头一次公开发表。”（6）《大众诗歌》出版后，即以大众诗歌社、诗号角社“同启”的名义刊登了一则《启事》：“前在北京出刊的‘诗号角’已合并于‘大众诗歌’，关于‘诗号角’的一切函件及投稿，请直接寄‘大众诗歌’即可。”（7）这则《启事》，清晰地表明了《诗号角》与《大众诗歌》的内在承续关系。

《大众诗歌》的创刊号，没有“发刊词”，而是用《大众诗歌创刊了》这篇文章阐明自己的办刊宗旨。文中鲜明表达了刊物的政治倾向：“要坚决地站在新形势、新任务底下，用诗歌的形式为广大的人民服务。中国既然在巨大的变化当中，也就不断产生着一些典型事例与高贵的品质；……这一切正是诗人应该热情歌颂的！同时，那些死灰一样的反动残余、特务和所有的国内外帮凶们，也就不能不作最后的挣扎，阴谋破坏人民的解放事业、人民的胜利成果，中国的诗人，正好用强烈的阶级意识，犀利的眼光，锐敏的感情，来暴露、讽刺、打击这些反动残余的丑态、阴谋，并指出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在如此的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下，……这就必然规定了诗人不允许再躲在自我小圈子里，要面向人民大众、走进人民大众中间，和他们一同呼吸、一同感受、一同生活、一同提高、一同前进。”与此同时，文章还提出了在新的形势下，对诗歌形式的要求：“必须使你所用的语言，表现的形式做到通俗易懂……因此，创作为人民大众喜爱的诗歌作品，就成了当前中国诗人们底严肃而神圣的任务。我们知道写一首被群众喜爱的通俗诗歌，或者说是大众化诗歌，是极其不容易办的事情。诗人们多半是知识分子出身，对工农兵大众的生活、思想、情感、语言，懂得不多，体验不够，这里就必须深入具体地认识他们，了解他们，向他们学习，懂得他们怎样用恰当的有光彩的语言表达思想、情感，进一步去提炼一番、加工一番，才能够创造出新形式、新风格。这正是本刊和广大诗歌写作者、爱好者共同努力的一个目标。”（8）

创刊号还特意在突出位置上发表了郭沫若的《关于诗歌的一些意见》：“诗歌应该是犀利而有效的战斗武器，对友军是号角，对敌人则是炸弹。因此，写诗歌的人，首先便得要求他有严峻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为政治服务的意识。有了这些意识才能有真挚的战斗情绪，兹而为诗歌也才能发挥武器的效果而成现实主义的作品。”（9）郭沫若还在文中谈了诗歌的形式问题：“形式可以有相对的自由，歌谣体，自由体，甚至旧诗体都可以写诗，总要意识正确，人民大众能懂。但如所谓商籁体，豆腐干式的方块体，不遵守中国的语言习惯分行分节，则根本是脱离大众的东西，是应该摒弃的。”（10）郭沫若五四时期给宗白华信中有过这样的话：“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之纯真的表现，生命源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之颤动，灵的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欢乐的源泉，陶醉的美酿，慰安的天国。”“他人已成的形式是不可因袭的东西。他人已成的形式只是自己的镣铐。形式方面我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11）对照之后便不难发现，在新的形势下，郭沫若对诗的内容与形式的看法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创刊号上发表的《大众诗歌创刊了》和郭沫若的《关于诗歌的一些意见》大致概括了《大众诗歌》的指导思想与编辑方针，那就是坚持为现实的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用工农兵所喜爱的、能接受的形式去写诗。

在实际的编辑工作中，应当说《大众诗歌》是尽力按他们所说的去做了，如发表了歌颂领袖毛泽东、斯大林的诗篇，诸如《毛主席在苏联过新年》（徐迟）、《毛泽东的语言》（端木蕻良）、《毛主席，俺听了你的话》（钟铃）、《斯大林同志，你马列的光荣》（林庚）、《斯大林唱传》（沙鸥）。在为现实的政治服务方面，发表了歌颂中苏友好的作品：《中苏友好万岁》（侯唯动）、《中苏友好同盟万岁》（沙鸥）。结合政治形势，设置了“保卫和平特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特辑”“反对美帝侵略台湾朝鲜特辑”“抗美援朝特辑”等。在内容方面，则大量发表了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作品，如《李大娘分胜利果》（严辰）、《缴公粮》（柳倩）、《小铁匠》（丁力）、《煤镐尖上论英豪》（苗培时）等。为了扶植工农兵作者，还开辟了“工人诗选”“战士诗选”等。在形式方面，则发表了不少歌谣、唱词、歌曲等。

《大众诗歌》重视诗歌理论建设，发表了不少诗歌理论与批评文章，如《诗的民族的形式》（俞平伯）、《关于诗的一封信》（艾青）、《评〈时间开始了〉》（黄药眠）、《民谣的现实主义》（钟敬文）、《谈诗与音乐的结合问题》（放平）等。

另外，《大众诗歌》还辟有“诗讯”栏目，报道了1950年的诗人动态和诗歌活动，比如：“北京市文联于8月19日举行诗歌朗诵音乐演奏晚会，到会文艺工作者120余人，由市文联主席老舍，秘书长王亚平分别致词。诗歌朗诵节目有：严辰的《我们是光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吕剑的《英雄碑》，王亚平的《青春的中国》，田间的《戎冠秀》，晏明的《献给金日成将军》，袁水拍译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让那伐木者醒来》（朗诵前由袁水拍报告聂鲁达生平），沙鸥的《红茶花》，艾青的《献给斯大林》，胡风的《欢乐颂》；由苏民、方琯德、杨沙林、蓝天野、田冲、徐迟、狄辛、赵蕴如、耿震等人朗诵。”（12）像这样的短讯，真实地记载了当年诗人和朗诵家的活动，对于了解那个时代的诗歌活动和诗歌传播具有很大的价值。

二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诗人们迎来了新的社会，投入新的生活，大家迫切希望改变过去‘一盘散沙’的状况，团结在一个统一的组织内，形成合力，发挥诗歌更大的作用，以有效地推动诗歌的发展，这样，7月份组建了‘上海诗歌工作者协会’（简称‘诗协’）筹备会，并开展有关工作。后因全国文联要求各地成立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文协’）。而‘诗协’与‘文协’似乎成了两个并列的协会，不甚妥当。于是，‘诗协’于11月经全体会员同意，更名为‘上海诗歌工作者联谊会’筹备会，又经过近半年的筹建，于1950年4月16日，在虹口区一所小学教室，召开‘诗联’正式成立大会。到会会员80余人，选出劳辛、柳倩、吴越、沙金、吴视、张白山、任钧、屠岸、紫墟、陈伯吹、牧野等11人为常务委员，并推选劳辛任主席，柳倩任副主席。”（13）

1950年1月15日，《人民诗歌》于上海诞生，这是“上海诗歌工作者联谊会”筹备阶段所做的一件大事。据韦泱介绍，诗刊没有专职编辑，吴越、屠岸、沙金等都是业余为诗刊编稿，分文不取。该刊发表的诗文，由出版方给付稿费。《人民诗歌》为月刊，以半年6期为1卷，共出2卷12期。1950年第1期至第6期为第1卷，由上海诗歌工作者联谊会主编，中华书局印行。此后，在刊物发行上，“诗联”与中华书局未达成一致，导致此后刊物暂停了8个月。1951年3月1日，《人民诗歌》复刊，为第2卷第1期，刊物上标明为“上海诗歌工作者联谊会、南京诗歌工作者联谊会合编，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51年8月1日，《人民诗歌》出版第2卷第6期，这即是终刊号。（14）

《人民诗歌》的“创刊特大号”上没有“发刊词”，但是刊登了一份“稿约”，明确表达了办刊方向：“凡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的创作，并一切有关新诗理论建设的理论、批评、介绍及各地诗歌运动报道的投稿均受欢迎。尤其希望直接参加劳动的或战斗的同志踊跃投稿。”

“创刊特大号”在“理论与介绍”栏中，在头条位置发表了劳辛的诗论《写什么与怎样写》，可视为编辑部同仁诗歌观念的理论表述：“这是诗的时代。一切进军的命令，劳动的热忱，和土地改革运动，这些斗争性的社会活动，都充分表现着诗底内容和诗底韵律的震动。由于广大的劳动群众变成了历史命运的主人，开拓了诗人笔触的领域。过去只抒写个人身边琐事或悲欢离合的东西；今天该要歌唱群众的意志，情感与行动了。”“一个新现实主义的诗作家，他必须是一个唯物论者，是一个马恩列斯毛的学生；同时是一个英勇革命斗士。他必须在革命的斗争中，没入于群众的洪流里，熟悉他的情感和思想，以科学的见地来整理比较和分析，然后具体地表现出来。”“写什么是诗作者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问题，是创作的思想问题。它决定我们怎样写的一切方法。怎样写是表现的手法，写作的技巧；固然也是思想的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创作的方法。……我们曾接受过西洋诗的一切流派，像自然主义，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等等。现在我们的新诗歌是属于新民主主义的艺术，是属于新现实主义范畴的。我们的新诗要具有整洁，明确与朴素的因素。要忠实地反映与描写现实；但切忌流入自然主义的陷阱。要思想明朗与深刻，克服形式主义的概念化的倾向。要把握正确的主题，借着合理的想象来塑造形象，体现诗的形象思想性，以一种信念和哲学来教育群众。这是积极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创作方法。”（15）劳辛的这些论述，相当全面地阐释了毛泽东诗学思想的主要观念。尤其是这里提出的“积极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创作方法”，可视为1958年才正式提出的“革命现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