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宇宙作为方法：中国科幻文学创作的困惑与突破

毫无疑问，元宇宙是当下热门的概念之一，不仅是社会关注焦点，也是学术研究热点。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学者纷纷参与到元宇宙的讨论中。各类会议、论坛接连不断，相关论文、研究报告大量发表。众所周知，元宇宙源自科幻小说，在万物皆可元宇宙的当下，科幻小说再度进入公众视野。自现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一直居于文坛边缘，直到21世纪初，刘慈欣的《三体》、郝景芳的《北京折叠》接连获得雨果奖，给中国科幻界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这支“寂寞的伏兵”终于扬眉吐气地浮出地表，成为备受关注的热门文类。科幻小说理应趁元宇宙的火爆再度掀起热潮，然而目前学界关于元宇宙的讨论，却忽视了与其有最直接关联的科幻文学。不仅如此，科幻文学对元宇宙依然不温不火，就连科幻作家也谨言慎行。文学艺术往往被视为时代风向标，但火爆全世界的元宇宙却在文艺界遭受冷遇，这一反常现象不能不引起关注。科幻作家提出元宇宙意欲何为？爆火的元宇宙为何在科幻业界遇冷？成功破圈的元宇宙能给长期边缘化的科幻文学创作带来何种启示？虽然元宇宙的涉及面广泛，但从科幻文学角度进行研究的较少，本文将整体观照元宇宙成功出圈成为业界神话的现象，再回到其原生场域科幻文学创作本身，探讨解决上述问题。

一、元宇宙的提出与科幻文学的使命

元宇宙已成业界热门，似乎各行各业都能与元宇宙产生联系。但究竟何为元宇宙，业界众说纷纭，至于元宇宙的利弊得失，学界也莫衷一是。探究元宇宙的最佳方法，就是回到其产生的原始语境，追溯其前世今生。从《真名实姓》的“脑机接口”、《神经漫游者》的“赛博空间”，再到《雪崩》提出“Metaverse”概念，科幻小说为人类创造了一个不同于现实宇宙的虚拟空间。《黑客帝国》《最后玩家》等科幻影视作品将科幻中的数字虚拟世界进行形象化呈现，打通了虚拟和现实边界，呈现出元宇宙的初步形态。由此可见，元宇宙概念由科幻作家提出，随着科技进步不断被发展建构，但目前业界对元宇宙尚处于探索阶段。

最初，“Metaverse”中文译为“超元域”，即超越现实宇宙的虚拟世界。之后“Metaverse”的中文译名由“超元域”改译为“元宇宙”，看似是寻常的修订，实则体现出更为丰富的内涵。说文解字曰“元者，善之长也，故从一”，元有“开端”“本源”等多重含义：从形态而言，元宇宙并非超越现实世界之外的虚拟世界，而是将现实与虚拟合而为一；从发展变化来说，元宇宙是全新的宇宙形态；从本质规律来看，元宇宙则是万物之本源。元宇宙中虚实交融共生的情境，与“庄周梦蝶”的“物化”、《红楼梦》中“太虚幻境”可谓异曲同工。1990年，钱学森刚接触到虚拟现实技术时，结合其技术特征，给“Virtual Reality”取了一个有“中国味”的名字——“灵境”。直到30多年后的今天，学界依然赞叹不已，认为钱学森的“灵境”命名既体现出了“科学家的浪漫”，又显示出对中国文化和文字的高度自信。相对“超元域”来说，“元宇宙”的命名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和高深莫测的元宇宙二者的结合，共同促成了元宇宙在中国火爆程度远超他国的现象。

元宇宙由科幻小说提出，那么从科幻小说发展史的视域追溯元宇宙的出场，其必要性不言而喻。科幻小说往往通过对未知世界的思考和幻想，运用精妙叙事和“陌生化”艺术手法，反思当下，追问未来。从科幻小说中的初步构想到行业发展和资本追逐的热点，元宇宙的成功破圈再次证明了科幻小说的前瞻性与社会价值。科幻小说诞生之初，就在探讨科技与人类、现实以及未来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正如有研究者所言：“科幻文学是作家们对人类未来的忧患和想象”“这些忧患意识来自各个方面：生存环境的、自然的、政治的、科学的、现实的、未来的、种族的等”。^（1）

世界科幻小说的起源与科学技术发展息息相关，而中国科幻小说则主要承担着启迪民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任，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晚清是科幻文学的第一次繁荣时期，一系列以“新”为标题的科幻小说，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蔡元培的《新年梦》、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等，通过设计一个美好的未来国家，或者创设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用时空投射的方式为备受欺辱的民族绘制理想的国家和世界蓝图。鲁迅在1903年出版的《〈月界旅行〉辨言》中对科幻作家培伦氏称赞有加：“实以其尚武之精神，写此希望之进化者也。”而鲁迅之所以翻译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是希望凭借科幻小说的力量“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2）近代以来的科幻文学以奇幻的乌托邦想象与未来叙事承担启蒙重任，其中政治与科学的结合蕴含着作家以文学改良社会的思想。老舍的《猫城记》，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梦游太阳系》《宇宙旅行》等，以太空旅行梦想来普及科学，开启民智的效果明显。

科幻小说在中国经历了晚清、新时期以及21世纪以来三个短暂的繁荣时期。虽然每次繁荣后经历了较长休眠与沉寂，但其中的承续关系如草蛇灰线，并未中断。2011年5月，王德威在北京大学发表了题为《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从鲁迅到刘慈欣》的演讲，梳理了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历史后，发现了当代科幻文本中与鲁迅相契合的批判性元素。王德威将刘慈欣、韩松等当代科幻作家纳入鲁迅开创的现代中国文学传统，也有一定的道理。鲁迅是中国最早的科幻小说译者之一，其翻译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发出中国科幻小说宇宙探险的先声，而当代科幻作家刘慈欣等将其发扬光大，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的星辰大海派科幻文学。从刘慈欣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对鲁迅的启蒙思想、国民性批判、拯救孩子以及超人哲学等的呼应与发展。科幻作家韩松的创作手法和主题思想也有鲁迅创作的深刻印记，如《地铁》颇具鲁迅“铁屋子”意象的精髓，科幻作家飞氘称其为“热切的启蒙者”。^（3）中国科幻小说虽然面向未来，但对现实人生的关怀，对社会时代的参与介入从未中断。中国科幻的使命与中华民族的复兴紧密相连，即便是最黑暗的恶托邦想象，也来源于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将当下科幻创作与现代中国文学整合研究的宏阔视野，不仅勾勒出了科幻文学传统承续的精神脉络，而且还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社会历史巨变时期，作为引领时代的科幻文学为何没能与现实主义文学齐头并进，而是逐渐式微和边缘化？

如果说《三体》以超凡的想象力、奇异的景观，以及思维的理性与独特征服了读者，那么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则以科幻为背景，以小见大，合理运用隐喻，折射出严重的社会分层。从文化到社会建构，以及改良社会理想，一直是中国作家的传统使命，其中也不乏对现实的隐喻与反思，但有些评论者却对中国科幻作家的人文主义关怀颇有微词。如果科幻小说中涉及社会分层、女权主义、贫富分化等，就会有评论家批评这是所谓的“主题先行”，并讽之为“政治正确”，甚至提出不弃绝“政治正确”就不能进步，等等。其实，中国科幻小说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非是否关注社会现实，或者思考人类自身，而是如何去关注以上种种。中国科幻小说是紧随世界潮流，还是接续自身传统；是迎合消费文化追赶热度，还是保持着忧患意识和文体独立；是立足现实描绘未来社会，还是面向宇宙探索外太空文明，抑或提倡人类和其他物种彼此追求“审美共生”？从梁启超、鲁迅到王晋康、刘慈欣、韩松等，中国科幻文学从不断摸索到异军突起，科幻作家在继承传统知识分子立场的同时立足当下，有着本民族文化与艺术特色。有评论者沿用英美科幻文学史中的“新浪潮”命名21世纪以来的中国科幻小说潮流，传达出渴望与世界科幻小说接轨的强烈意愿，但也认识到了中国科幻小说“对于古典主义和史诗传统的回归”。^（4）

那么，元宇宙能否给科幻文学带来新的创作契机？晚清“科幻奇谭”虽与“元宇宙”提出相隔近一个世纪，但仍有对话的空间。未来新中国的想象与元宇宙都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实的反思，为人类描绘出理想的社会形态。这不仅是科幻小说，也是所有文学艺术的基本要求。面对元宇宙的未来布局，科幻文学不能也不会置身事外，这是由科幻作家的忧患意识和科幻文学的使命决定。早在30多年前，刘慈欣在未发表的长篇处女作《中国2185》中描绘了一个虚拟网络世界，将人的意识上传其中则可以脱离躯体，永享快乐。当然，刘慈欣在作品中更多表达的是对虚拟现实的担忧，展示出一位科幻作家的人文精神和忧患意识。

科幻是关于人的未来想象，如果科幻作家没有宏伟的宇宙观，没有对人类终极关怀，不去深入体察社会，仅仅凭借科学知识，或者讲故事技术，是不能成功的。元宇宙是关于宇宙的叙事，用虚拟实现了对现实拟像与重建。而作为一个有着无限可能的新形态，元宇宙应该拥有全新的构筑规则。那么，元宇宙秩序如何建构，宇宙中的原住民，与现实生活中人是何关系？在真实与虚拟、历史与未来、技术与人性、现实与科幻等问题上，元宇宙为科幻文学提供了巨大发展和探索空间。21世纪以来的科幻文学虽已不再是“伏兵”，但科幻作家只有去关注现实，才能使科幻文学成为引领时代的“骑兵”，如果局限在科幻圈内自娱自乐，最终可能游离在边缘地带自生自灭。

二、元宇宙争议与科幻文学的困境

如果说元宇宙的提出源于科幻作家对未来科技发展的超凡想象力，那么元宇宙从概念到落地则是技术奇点时代的必然。综观学界对元宇宙的争议，欢欣期待者有之，但也不乏批判和反思，但归根到底还是围绕科技进步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利弊问题。人类意识的“数字永生”正走向现实，但如果肉身毁灭，感知是否在场？没有感知的数字生命是否有意义？“仿生人是否会梦见电子羊”的人性与伦理问题如何解决？由资本推动的元宇宙布局能否实现元宇宙住民阶层的平等？元宇宙中不同国别、不同种族，甚至跨物种之间的运行规则如何制定？上述种种，都是学界应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本文仅对元宇宙与文学艺术相互关联的问题展开讨论，以此观察科幻文学的困境。

无论是Facebook改名为Meta，微软的元宇宙计划，还是阿里、字节跳动、百度、网易、米哈游等公司参与到元宇宙相关产业布局中，大多是运用虚拟现实技术，注重其社交和娱乐功能。科幻作家刘慈欣在克拉克奖颁奖礼演讲中引用了这样一句话：“说好的星辰大海，你却只给了我Facebook”，表达自己对虚拟现实的忧虑。刘慈欣并非将星际文明与虚拟世界二者对立，而是告诫人们除了虚拟世界，还有诗与远方，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归置身其中的现实人生。现阶段对于元宇宙的讨论，无论观点是赞成抑或反对，似乎并没能抓住元宇宙的核心要素，而是纠结于现实与虚拟之间的矛盾，未能对这一已然存在的事物进行客观评价。如果说人类探索外太空主要回答“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到何处去”，那么探索人的意识则有助于解决“我们是谁”的问题。因为元宇宙是一个高度开放的数字空间，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一个数字“身份”，不仅性别、年龄、职业可以重新设定，还能随意出入不同场景即时社交。现实人生不能刷新重来，但在元宇宙中，人可以重置身份获得新的体验，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行动，从而得到一种极大的满足感，甚至还可以实现意识永生。不少研究者认为元宇宙在展示人的自我个性的同时，解放了人的天性，实现了精神自由。在元宇宙中，人的意识能由“不可见”变为“可见可感”，“再现‘不可见’之物，从不可言说的现实，到世界的隐藏维度，到后人类内心的幽暗意识”。^（6）元宇宙的“向内转”，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人性和欲望的肯定，也是对主体的自由意志的张扬。

元宇宙打破时空限制，沟通现实与虚拟，其愿景是建构一种完全自由的理想社会形态，而这也正是科幻小说的重要内容。作为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乌托邦已经深入科幻小说创作中，正如科幻作家韩松所说的：“科幻是一个做梦的文学，是一种乌托邦。”^（7）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科幻作家对乌托邦又持敌意态度，因为一成不变的完美社会并非科幻作家的终极目标，他们总是希望通过科学教育或者技术革命来实现更好的世界。霍达·扎吉以星云奖获奖小说为基础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虽然几乎所有这些小说都有乌托邦元素，但他们都不是真正的乌托邦小说。这是因为这些小说虽然很多对当代世界进行了批判，但它们都没有合乎逻辑地提出一个未来更高级、值得期待的社会形态，因此现代科幻里并不存在乌托邦，只有‘乌托邦传统的煽情碎片’。”^（8）于是，与乌托邦相对的“恶托邦”在科幻作品中层出不穷。如果现实和虚拟中的两种人生状态可以互相促进，为何人们寄希望于元宇宙中获得成功，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乌托邦叙事既是科幻作家对未来的展望与预言，也是科幻小说发挥反思和批判功能的载体。显然，元宇宙并非乌托邦，现实也非恶托邦，在现实与虚构之间挣扎，也是科幻作家的矛盾与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