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批评界渐冷的作家

21世纪以来，相比于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陕西作家的热评现象，杜鹏程研究显得异常寂寥。然而从历史的发展眼光来看，杜鹏程以火热的激情、深刻的洞察能力和磅礴的艺术构思，将20世纪中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汇入自己的创作实践中，特别是他那种厚植于人民的情感立场，使得其作品成了认识一个时代的符号。尽管由于特定时代的限制与影响，他的创作数量并不丰赡，但其鲜明的艺术个性，创作中高度的政治倾向性与艺术真实性的统一，彰显的丰富的人民性精神内涵，仍具有重要的再认识意义。

一、杜鹏程人民性创作思想的形成

文学的人民性概念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于欧洲各国出现的一种新兴文艺观念，以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为代表的俄国文艺批评家对这一进步思想的阐释尤为深刻突出。苏俄文艺理论界提出的如民族性、当代性、世界性等不同面向的论述包含着政治、文化、艺术等复杂的综合因素，形成了对人民性阐释的多元图景，文学的人民性意涵也因之不断被丰富。20世纪初，列宁将文艺与人民关系的论述进一步推向深化，明确提出文艺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1）“艺术属于人民”^（2）等重要论断，成为十月革命后苏联文艺发展的思想指引。百年中国文学对文艺人民性的认识和实践无疑受到了苏联文艺的深刻影响。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结合中国实际，从多个层面对文艺和人民的关系问题做了创造性的阐发，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方向。《讲话》一方面基于时代需要强化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但也前所未有地密切了文学与以工农兵为代表的人民群众的联系，文学的人民性从此成为人们考察、探究作家作品价值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杜鹏程研究中，人民性这个词汇最早出现在文艺理论家冯雪峰1954年撰写的评论文章《论〈保卫延安〉》中，他认为从文学典型的角度来看，作品对彭德怀的描写还不够充分，“对于这位将军性格上的突出而又深厚的人民性也还可以在现在描写的基础上更展开”。^（3）90年代初，学者赵俊贤在论释杜鹏程审美理想的党性特质时指出，“审美理想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4）此外，作家路遥也敏锐地关注到了杜鹏程创作活动及其作品的“人民性”特点。1991年杜鹏程去世后，路遥撰写了《杜鹏程：燃烧的烈火》一文，深切表达了自己对这位前辈作家的崇敬与怀念：“二十多年相处的日子里，他的人民性，他的自我折磨式的伟大劳动精神，都曾强烈地影响了我。我曾默默地思考过他，默默地学习过他。现在，我也默默地感谢他。”^（5）路遥文中“他的人民性”概括虽笼统但无疑蕴含着多种深意。整体来看，既往研究对杜鹏程创作的人民性特征已有不同程度的关注，但以“人民性”为视角全面审视剖析杜鹏程的人生及文学道路，从多角度探析其人民性形成原因、在创作实践中的渗透以及深远而独特价值的研究还比较少。

一个作家是否具有人民性意识，表达什么样的人民性，应该主要从他的作品中去体察，而他创作的人民性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则要从他的生活历程中去发现。杜鹏程作为一个从社会底层走进革命队伍进而成长为一个优秀作家的典型，生活道路决定了他的人民性的思想感情和艺术追求。

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文学界，杜鹏程与柳青、王汶石都是在小说创作中成就突出、影响巨大的作家。3人中柳青年长5岁，杜鹏程和王汶石同年，但他的家境远不如柳、王二人，加上童年丧父，少年时期经受了更多的艰苦生活磨炼，因此对反动统治者剥削劳苦大众的本性，对社会底层劳动人民在黑暗统治下苦苦挣扎的痛苦，有更直接、深切的体验与认识，这既是他较早投身革命阵营的原因，也是他后来的创作始终坚持突出人民性宗旨的重要思想基础。

红色延安，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无数革命者的精神故乡，也是青年杜鹏程所向往的神圣之地。1938年，他在老师及进步人士的帮助下来到延安，从此揭开了个人生活历史上崭新的一页。延安10年，既是杜鹏程寻找与建立精神家园的关键时期，也是他人民性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虽然离开了故乡和亲人，但他融入了革命大家庭，认识了许多为了共同的理想信念而从山南海北走到一起的同志、战友，开始懂得自己童年经历的非人遭遇并不是他个人的不幸，“而是在暗无天日的旧时代中国人民所普遍尝受过的痛苦”。^（6）于是他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国革命的命运紧密联结在一起，坚定了为人民奋斗的思想信念和人生追求。更重要的是，在延安学习、生活、工作的10年中，他真诚地践行成为一个人民诗人的要求：“体验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站在同一的水平，丢弃阶级的一切偏见，丢弃脱离实际的学识等等，去感受人民所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感情。”^（7）这既密切了与劳动人民的感情，也加深了对他们思想情感和生存状况的认识。

延安红色文化与革命精神的滋养，促进了杜鹏程与人民群众在思想情感上的认同与联系，《讲话》为杜鹏程人民性思想的形成及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杜鹏程等解放区作家，几乎都是在《讲话》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与同时代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不同的是，成长经历决定了杜鹏程在阶级立场上始终与劳苦群众保持一致，与工农大众之间没有阶级身份的隔膜。所以《讲话》之后，他不曾经历转换阶级身份立场的自我改造过程，而是沿着他所熟悉的人民性创作路线更坚定地前行。

时代的培育，让杜鹏程有机会从一个普通人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和人民作家，战争经历直接触发了他人民性书写的激情。1947年6月，杜鹏程被派到西北野战军基层连队做随军记者。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几年的战争经历，无疑让他更加笃信这一真理。无论是忠诚英勇的普通战士，还是运筹帷幄的军事领袖、无私奉献的边区人民，他们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崇高的牺牲精神，都让杜鹏程深切感受到人民身上所蕴蓄的不可战胜的力量，让他满怀激情地思索推动革命胜利和生活进步的根本动力。因此，战争尚未结束时他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记录下这场壮烈的人民战争，用文学之笔来为伟大的革命英雄塑像。

中外文学创作中的人民性因素为杜鹏程的创作实践开阔了视野，前辈作家崇高的人格精神增强了杜鹏程人民性创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少年时代半工半读，在地下党员和老师等进步人士的影响下，阅读了许多进步报刊和新文学书籍，深受吸引和影响。尤其是鲁迅对广大人民痛苦命运的深切同情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曾满怀崇敬地写道：“鲁迅先生不仅著作是中国作风与中国气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杰出代表，他的思想、性格、品德、作风，以及坚韧不拔、与时俱进、奋斗不息的精神，也是我们引以为骄傲的。这中国人民的伟大典型，不仅是我们的文学师表，也是我们作人的榜样。”^（8）延安时期，对杜鹏程文学影响最大的当属被他尊为文学导师的柯仲平。这位文学前辈在文艺大众化、民族化的积极探索与实践中表现出的鲜明的人民性特点，对杜鹏程的文学创作和思想观念影响巨大。同时，外国文学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他曾坦言：“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心目中第一个外国文学圣人是高尔基，我们最初学习和崇拜的是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文学。”^（9）在参加延安保卫战的过程中，他又利用战斗间隙阅读了《毁灭》《铁流》《日日夜夜》等描写苏联国内革命战争的、充满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小说，莱奋生、郭如鹤、沙布洛夫、夏伯阳这些新的人民英雄的光辉典型，对当时已立志用文学之笔状写中国革命战争、塑造人民英雄形象的杜鹏程来说，影响不可谓不深刻。

除了深厚的生活阅历和一定的文学积累，作家自身的精神境界和人格修养无疑是影响作品人民性书写深度的一个关键要素。作家主体如果没有博大而崇高的人格精神，那么即便他有良好的艺术天性，往往也难以站在人民的立场去洞察、提炼生活的深层，写出真正反映时代精神，能够丰富和发展人民艺术趣味和审美意识的作品。对杜鹏程来说，艰难困苦的成长经历决定了他身上少有崇尚空谈和华而不实的习气，参加革命后的工作与实践进一步锤炼了他的坚毅品格，战争历练更深深坚固了他的精神信仰。《保卫延安》甫一面世，评论家冯雪峰即撰长文《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文学前辈的关切扶持深刻影响了杜鹏程，也让他后来成为一名积极提携鼓励文学后辈的人，成为陕西文坛的一棵大树，影响了路遥、陈忠实等一代作家。

二、杜鹏程人民性文学宗旨的创作实践

作家的人民性思想意识总是鲜明地表现在他的创作之中。对杜鹏程来说，他的人民性创作实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体现且不断深化。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中期，他就积极参与到抗日救国的宣传行动中，尝试性地写了一些为群众所喜爱，亦为时代所需要的剧本、歌词以及新民歌，初步显示了为人民的创作初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保卫延安》为代表的创作，主要从正面书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历史，歌颂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巨大功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杜鹏程创作的人民性则突出表现在勇敢揭露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通过人们面对复杂艰巨的建设任务时的不同表现来真实反映特定时期人民的精神状态和思想状况，如《在和平的日子里》等作品既描写了劳动群众在建设祖国、谱写新时代光辉中的无私奉献，也不回避对人民内部矛盾与危机的呈现，体现出人民性书写的深度。

1954年问世的《保卫延安》是杜鹏程创作中人民性宗旨体现得最突出、最集中的一部作品。在具有深远意义的延安保卫战中，西北野战军之所以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除了中央军委的英明领导和以彭德怀为主的西野指挥员正确部署，以及人民战士的英勇杀敌外，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支持是最重要的根本原因。比如小说描写延安保卫战开始，很多民兵、地方武装都参加到与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的战斗当中，尤其是李振德老人一家。李振德在面对敌人追问我军去向时，开头是不愿回答，后来就把敌人引向歧途，当敌人明白上当了以后，他奋不顾身抱着小孙子跳下了悬崖。侥幸生存以后，他继续为革命队伍做向导。他的老伴带着孙子逃荒躲避敌人时，在一个废弃的窑洞遇到了饥饿难耐的解放军战士宁金山，便毫不犹豫地把祖孙俩舍不得吃的饼子给了这个解放军战士，这促使逃跑的宁金山幡然悔悟，重返部队。李振德的两个儿子李玉山、李玉明，都积极参加到地方部队当中，全家人都为这场保卫战的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正如毛泽东所言：“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10）

程代熙认为：“人民性这个概念既指作品的思想内容，也指作品的艺术形式。”^（11）《保卫延安》在语言上平实质朴、明快简洁，表现出较强的可读性，这一点得到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可，但叙述中浓郁的政治激情色彩却长期以来为不少研究者所诟病。有学者认为“作家的感情过于外溢，缺乏含蓄、内敛，故而略显浮泛”。^（12）从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来看，作家情感的过分外溢的确易使作品流于概念化的空洞教化，从而损害艺术价值。但由此认为这是作品的败笔却也不尽然。因为从文学批评的专业视角来看固然如此，但对于作品最广大的受众——人民群众来说，他们往往更注重作品能否让自己获得情感共鸣、精神震动、思想启迪，所以只要作家在作品中抒发的是真实的人民的情感，或者说作家以更高的思想概括力代替人民在文本中表达了他们的情感和呼声，那么即便在艺术上它可能表现出某种缺憾，但并不影响其获得广泛的受众。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不被史家看好却长期为广大读者热读追捧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杜鹏程在《保卫延安》中对革命历史的生动状写与激情颂扬，绝非简单地出于对主流政治话语的应和，而是个人政治激情、艺术激情与时代精神高度结合的产物。一方面，作为战争的亲历者，广大基层干部、战士为革命胜利不惜牺牲一切的崇高精神境界使他深受教育、历久难忘，使作品凝结着作家强烈的感情色彩；另一方面，在这场英勇反抗压迫与欺凌、改写自己命运的伟大斗争中，人民群众所表现出来的阶级自觉性与创造性，的确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感召力和认识价值。因此作家基于深厚的生活基础对这场战争进行艺术化地再现时，自觉不自觉流泻出的激情与爱憎，既属于他个人，也是那个时代人民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