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性”的重构

李娟是当代文坛上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这个出生于新疆奎屯，生活在宽广的阿勒泰地区的姑娘，自小跟随开杂货店的母亲在清贫和漂泊中成长，她甚至连中学都没有读完。但或许正因为远离了书本，亲历了自然，她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原生态的风格，文笔质朴平实，坦诚平淡中又总会生出温暖与幽默。李娟笔下阿勒泰游牧地区的生存景观，打动了众多读者，她也被亲切地称为“阿勒泰的精灵”。

2021年2月，李娟两部作品的英译本几乎同时在美国上市。其中，Distant Sunflower Fields（《遥远的向日葵地》）由克里斯托弗·佩恩（Christopher Payne）翻译，Sinoist Books出版发行;Winter Pasture（《冬牧场》）由沈如风（Jack Hargreaves）和严严（Yan Yan）合译，纽约群星出版社（Astra Publishing House）旗下的新锐文学出版品牌Astra House出版发行。其中，《冬牧场》是李娟签约《人民文学》“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的作品之一，记录了李娟跟随一户哈萨克牧民深入阿勒泰南部的冬季牧场，度过的一段艰辛迥异的荒野生活。英语世界的书评人对这部作品评价极高，认为《冬牧场》“打破了自然书写与个人回忆录之间的区隔”，代表了李娟“最高的写作成就”。[Jennifer Nalewicki，The Ten Best Books about Travel of 2021，引自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travel/the-ten-best-books-about-travel-of-2021-180979103/.]

一、文学与民族志的边界

李娟笔下的世界建立在她独特的边疆生活体验之上，那些广阔的空间、原始的生态、古老的传统，充满了生机与诗意。如果在写作中将“远方”的生活加以异域情调化的处理，或是加入对原始山水、风物画面的描绘，很容易满足读者的浪漫化想象，但也可能助长读者对“远方”的猎奇与消费心理。显然，李娟并没有这样做。她的生活固然是边缘的，但她的文字是亲切的，即便书写着从未被描绘、被述说的地方和生活，她始终以不加掩饰的真诚，记录着自然律动与生活点滴。在讲述“远方”的时候，李娟既是一个观察记录哈萨克文化的汉族人，也是一个融入游牧生活的在地居住者。她用自己的语言讲述“他者”，也用行旅的经历去探究“自我”。文学的审美追求与民族志叙事的伦理考量，构成了李娟作品独特的张力。

对自己文字的特点，李娟有非常明确的认识。2021年1月22日，在英国利兹大学新中国写作中心与Sinoist Books合作举办的一场在线座谈会上，李娟谈到文学作品的“独特”：

要谈论独特，应该从写作者本身谈起。从他的态度，他的事业，他的身份，诸如此类。[② 李娟：《座谈发言》，《女性书写中国：女作家与中国文学》，引自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wMTcxNzc5Ng。]

李娟强调其作品的独特性源于“写作者本身”而非特定地域;她也承认，“大概率下，面对什么样的世界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②生长在边疆的李娟，对熟稔的日常生活充满感情，对养育自己的这方水土怀抱感激，在写作中自然而然采取了一种谦卑的观察者与记录者姿态：“在那时的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都挥之不去，便慢慢写了出来。如果说其中也有几篇漂亮文字，那倒不是我写得有多好，而是出于我所描述的对象自身的美好。”[李娟：《自序》，《阿勒泰的角落》，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0。]这其中没有丝毫“诗人是未经正式承认的世界立法者”（雪莱语）的骄矜，倒颇有当代民族志研究者所倡导的谦虚与自制。

李娟跟随哈萨克牧民深入阿勒泰乌伦古河南面的荒野深处，亲历了一段寂寞艰辛的生活。这段经历显然带有强烈的传奇色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人类学家的田野考察有相通之处：一个“孤独的陌生人”长途跋涉，只身前往陌生的远方，去寻找不一样的文明和传统，经过了千辛万苦的实地考察，又回到自己的文化里来讲述有关他者的故事。但与人类学家不同，李娟从未以居高临下的眼光去打量在地文化，更没有自以为是地认定自己的观察和讲述代表了客观真相。

面对牧人喝茶、绣花、放牛的日常生活，李娟感到意义的丰盈与沉重，并坦承了自己的无力：“这样的情景沉甸甸地鼓胀着我所好奇、我想得知的全部信息，却找不到入口。我只是个外人。”

[⑤⑥⑦⑧⑨⑩ 李娟：《冬牧场》，第266、257、256、255、255、257、264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下文所引此书只注明页码。]交流是困难的，“我提问时并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是简单是复杂还是幼稚。对于我来说，它们统统只是我所不知的东西”;⑤

表达是混乱的，“可惜，我终究不是个严谨的人，居麻这家伙也绝无严谨的表达。我们的探讨很快陷入混乱之中，双方都累得没办法”;⑥

而真正的理解始终是无法实现的，“我不能理解他（指居麻），他也不能理解我”。⑦

如果提问无法成为进入他者的途径，回答不能提供关于他者的真相，对话不能达成相互的理解，李娟又如何能够真正走进那片沉默的荒野呢？她最终用谦卑的诚意与谨慎找到应对之道。与其“不怕麻烦，坚持刨根问底”地追问真相，用不停的聒噪打扰这些“生活本来就够辛苦”的牧民，倒不如“还是尽量靠自个儿去慢慢体会，慢慢懂得吧”。⑧对于那些自己得到的回答，不将其理所当然地认定为绝对可靠的信息来源，而是要结合回答者“当时的种种反应、态度、语气、眼神……分析一遍，再做判断”。⑨总而言之，“我小心翼翼地观察着眼下的生活，谦虚谨慎，尽量闭嘴”，避免问出“无聊的、无常识的、无教养”的问题，唯有通过“默默无言地悄悄打量”，才有“马不停蹄的发现和见证”。⑩

李娟并不是人类学研究者，但她的做法无疑与文化人类学中的“深度描写”（thick description）有异曲同工之妙。质性研究学者诺曼·K.邓津（Norman K.Denzin）对“深描”的方法做出了较为清晰的总结：

深描不仅仅是一个人做了什么事情的记录。它不只是简单事实和表面现象。它展示细节、情境、感情以及把人和人之间联系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深描会唤起情感和自身的感受。它在经历中插入历史。它为研究对象确立他们经历的意义，或是重组他们经历过的事件。通过深描，互动中人们的声音、感情、行为和意义都得以呈现。Norman Denzin，The Research Act：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Methods：3rd.New Jersey：Prentice-Hall，1989，p.83.]

李娟尤其擅长以这般细腻的“深描”笔法，立体展示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不仅描述事实和现象，也呈现其背后的意义。例如《冬牧场》第三章开篇对荒野暮色的描写：黄昏天空的色彩从“金黄”到“清亮”再到“幽深”，牧民生活的忙碌与艰辛，月色从“轻飘飘”变成“坚硬”“锋利”，孤独的归家的牧人远望着“白色炊烟温柔地上升”。[李娟：《冬牧场》，第189页。]短短三段文字，从时间、空间、力度、感受、想象等多维度，厚重地描绘出冬牧场独有的“暮色”。当然，李娟作品中的深度描写，与人类学民族志书写中的“深描”并不完全一样。后者旨在确保科学知识的获得，而前者则更关注审美感受的表达。

《冬牧场》是李娟签约《人民文学》非虚构写作计划的作品。非虚构的美学设计要求作家进入真实领域，根据第一手材料来讲述自我的观察与体验。在非虚构的大旗下，《人民文学》希望能够培育出超越苍白抒情、过度修辞，能直达现场，精确表达生存经验的作品。李娟却以最真实的体验，表明“精确的表达与命名”几乎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因为我们关于他者的讲述，可能终将是无法证实的，也难以令人满意。究其实质，李娟的作品并不提供关于他者生活方式的文献，而是关于“写作者本身”，因此她的叙述虽然围绕事实，但并不缺少想象;她的描写虽然关注细节，但从不规避修辞;她的文风虽然节制，但始终饱含深情。在意义分叉模糊的边缘，她愿意放弃对“精确”的执念。在现实矛盾无解之时，她懂得谅解人心与悬置判断。正是带着这种“多余又尴尬”的敏感，这种“不求甚解”的豁达，这种诚挚温厚的心怀，李娟才能以“栖居者”和“局外人”的双重身份，徘徊于文学与民族志的边界，以“栖居者”的视角，无声注视每一个细节，又以“局外人”的冷静，将眼睛捕捉到的线条、色彩，耳朵聆听到的声音，身体感受到的温度，心灵体验到的感动，以新鲜而真切的文字回顾与展现出来，为读者记录下一种正在消失的游牧生活，呈现出一个遥远陌生的世界。

二、“真实性”的迷思

在阿勒泰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生活的原始和艰辛、自然的美丽和荒蛮、因开杂货店而与哈萨克游牧民族的交往，成就了李娟文字的实质。在她的作品中，写作与自然、生活，乃至存在，都是融为一体的。这一点不但吸引了国内众多读者，也引起了国际文坛的关注。2011年李娟获得“人民文学奖”之后，《人民文学》杂志英文版《路灯》（Pathlight：New Chinese Writing）创刊号选用了李娟的散文《09年的冬天》《通往滴水泉的路》，这是李娟作品首次被译为英文，译者为露西·约翰斯顿（Lucy Johnston）。[露西·约翰斯顿（Lucy Johnston），出生于英国，毕业于谢菲尔德大学，获得中国研究学士学位，曾在北京工作，现居法国。]2015年，这两篇散文的英译又被收入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集《吹糖人》（英译本，The Sugar Blower）。同年，《路灯》总编陶健（Eric Abrahamsen）在6月16日《纽约时报》上发表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出版现状的评论，称李娟是一位害羞的、非主流作者：

李娟几乎是大陆所有出版过作品的作家中离主流最远的一位。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居住和写作的她，把随季节变化流转的游牧生活写得栩栩如生。李娟称自己的文学之路是一条“野路子”，在中国，这意味着游离于体制之外。[Eric Abrahamsen，The real censors of China，The New York Times，June 16. 2015. 引自http：//www.nytimes.com/2015/06/17/opinion/the-real-censors-of-china.html？_r=0。]

这篇评论文章发表后不久，致力于推广当代华语文学英译的网站纸托邦（Paper Republic）全文刊载了“The Road to the Weeping Spring”，引发不少当代知名华语文学译者对李娟文化身份的讨论。徐穆实（Bruce Humes）翻译了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他引证迟子建对鄂伦春族生活的书写，强调关于“他者”的写作必须要千方百计确保作品的“真实性”，并委婉表达出对李娟作品的疑虑，认为她对哈萨克族的呈现并未规避汉族文化视角的主观阐释。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翻译家汪海岚（Helen Wang）则引用了李娟与欧宁的一段对话，为李娟文化身份的自觉进行辩护。在谈到哈萨克作家叶尔克西对自己的影响时，李娟曾说过：

她给我最大的启发是让我感觉到我是一个汉族人，我描写这种异域风光，无论你距离再近也是一种旁观。[李娟、欧宁：《没有最好的地方，也没有最坏的地方》，2012年7月31日，引自https：//www.jintian.net/today/html/69/n-38669.html。]

的确，李娟并不需要外国译者与读者们去提醒她注意写作中的“真实性”问题。她自己一向对身份问题十分敏感。即便在跟随哈萨克牧人进入冬牧场，度过漫长的冬季之后，李娟在《冬牧场》中依然一次次反思，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局外人”，坦承自己认识的限度与交流的挫败，并直面叙事中的意义空白。

2012年12月，《天南》杂志特别策划了一期名为“新疆时间”的专刊，这一期收录了5位新疆作家的自选代表作，其中有李娟的《九个短章》，由布伦丹·奥卡尼（Brendan O’Kane）[布伦丹·奥卡尼（Brendan O’Kane），宾夕法尼亚大学文学硕士，是中国文学翻译网站纸托邦（Paper Republic）的联合创办人，曾为《路灯》杂志担任特约编辑。]翻译。李娟自选的9篇短文，似乎有意回避了民族烙印，而更多侧重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童年、成长、青春，以及写作对自己的意义。其中一篇《大鱼的故事》是李娟对自己写作初衷的诗意自白，也无意间成为对其写作“真实性”质疑的最好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