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史料发现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如果将新世纪作为一个时间段来考察，回顾一下这些年重要的史料发现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进展，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研究论题。这不仅仅是对一个阶段的史料发掘工作进行小结，同时也能够从文学史研究角度，回眸一下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进展对文学史研究的影响。

一

史料搜集、整理，给人的印象是比较零碎的，几乎看不出每个史料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如《新文学史料》2023年第4期“历史现场”栏目中的四篇文章，一篇是刘福春整理的锡金对近60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诗人情况的答复，一篇是高会敏、刘涛对北平《世界日报》报道胡适与协和医学院的相关信息的整理，一篇是易彬对西南联大一位名叫马芳吉的学生情况的介绍，还有一篇是邱景华对诗人蔡其矫在延安时期（1938年5月至1939年7月）情况的介绍。a单单从这四篇文章介绍的内容看，它们各自独立，看不出有什么相关性，也组合不成文学史上的某种线索和脉络。这种不相关的独立性，是史料客观属性的一种体现，它有时就像是一座孤岛，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几乎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类孤独、单体的史料搜集、挖掘和整理工作是没有意义的。搜集、挖掘和整理史料是一个方面的工作，阐释和建构史料价值意义是另一个方面的工作。有时这两方面的工作是可以在一个程序中完成的，也就是发掘、整理与研究阐释在一个研究者手中完成或是搜集的史料在短期内就引发其他研究者的关注，有阐释成果出来。但有时是分离的，挖掘者不清楚这些史料到底有什么重要价值和意义，只是将一些从未公布于众的历史材料搜集、整理后公诸于众。因为学术分工的关系，有些史料的价值只有专攻某一领域的专家才有能力来阐释和建构其价值意义。像上述文章中提及的胡适与协和医学院的史料，可能在文史研究方面不一定有太多的阐释空间，但从协和医学院的校史和中国现代医学院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或许是一份比较有价值的史料，因为以往研究一般不太会关注胡适在中国现代医学教育方面的作为。还有像锡金先生对一些现代诗人的介绍，这些现代诗人绝大多数不见于我们通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但都曾有诗作发表、出版过，他们的相关信息和作品到底有多少研究价值，目前可能不太清楚，但了解这些诗人诗作的相关信息，总有它自身的价值，尤其是对我们清理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家底，是有帮助的，因为目前还不清楚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作家作品总量是多少。随着史料搜集工作的不断推进，作家作品的总数也在不断扩大。2022年出版的史料整理工作成果中，傅光明整理、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1943-1946）》b是综合性比较强的一份史料。研究者一般对于陈西滢的关注，主要集中于1920年代他与鲁迅之间的论争，其他基本上就不太论及。事实上，陈西滢在民国时期做过很多与文化相关的事。1930年代，他担任过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1943年起，陈西滢担任外交工作，在英国居住，交往的除了政界、外交界人士之外，还有国内外一些著名文化人士。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讲，这一史料的出版，让研究者围绕陈西滢这个点，有可能重新审视其关系网上的相关人物、事件和文章，如陈西滢本人的作品。以往陈西滢受关注的作品主要集中在《西滢闲话》和《西滢文录》这两个集子中，但随着陈西滢日记的出版，人们会注意到他在日记中明确记录下来的发表作品的报刊（如《纽约时报》《泰晤士报》《观察者》等），将引导研究者去进一步搜寻这些散佚在外的文章。其他像《吴稚晖全集》中收录的陈西滢的书信，以及在一些报刊创刊纪念文集中收录的陈西滢的剧作等，如全部汇集起来，将使陈西滢的作品量较之目前更加丰富。在陈西滢日记中，有些材料是能够弥补以往文学史研究中史料不足的遗憾的。如人们在他的日记中，会注意到一个与他交往比较密切的女性朋友王右嘉。从日记记录内容来看，研究者知道她是罗隆基的女朋友，遭遇到罗隆基的家暴后出走英国留学。但结合中国现代戏剧史研究，尤其是曹禺研究，就会注意到曹禺在谈《日出》创作经验时，曾谈及《日出》女主人公陈白露这一女性形象的生活原型，与王右嘉有关。c曹禺研究资料中很少见到1940年代与王右嘉相关的材料，但意想不到的收获，是在陈西滢的日记中，留下了不少有关王右嘉到了英国留学以后的直接的材料。而且，在陈西滢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关系网中的文人密友，如胡适、熊式一、萧乾、叶公超、叶君健，包括他的妻子凌叔华等。如果将陈西滢日记与同时期负责民国外交事务的王世杰的日记（《王世杰日记》d）以及担任过驻美大使的胡适的日记（《胡适日记》）等对照阅读，可能会发现有些话题是以往研究中较少关注的，甚至是忽略的，像胡适、陈西滢等文化人的经济状况，目前给人的印象似乎很优厚，其实像陈西滢在英国时，有时薪金都拿不到，妻女想来英国，经济上也无法支持。还有在陈西滢的日记中，留有沈从文等朋友给他的信函，其中对包括老舍、曹禺等在内的一些作家创作有所议论，这些议论和看法不同于我们今天研究中所见的结论。至于一些中国作家作品在英国译介和评价的情况，也可以从陈西滢日记中找到相关材料。总之，陈西滢日记涉及的内容是丰富的，不只是对文学史研究领域，对于民国史研究、中国现代外交史和政治史研究，都是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像陈西滢日记之类的个人日记、书信和回忆录等，近些年陆续有不少出现，如曾参与过《人民文学》复刊的施燕平的回忆录（《尘封岁月》）、参与过“文革”后期文艺刊物《朝霞》编辑工作的陈冀德的回忆录（《陈冀德回忆录》）、1960年代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的李希凡的回忆录（《往事回眸》）、长期在《文艺报》工作的刘锡诚的回忆录（《在文坛边缘上（增订本）》）、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过的黎之的回忆录（《文坛风云录（增订本）》）、陈伯达儿子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文艺理论家童庆炳的口述自传（《朴——童庆炳口述自传》）、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海上文人丁悚的艺坛回忆（《四十年艺坛回忆录（1902-1945）》）、1930年代与鲁迅、周作人等有过往来后来又落水的出版人陶亢德的回忆录（《陶庵回想录》）以及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系列丛书——当代作家“文学回忆录”系列e等，都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亲历者个人的观感和史料记录。这些回忆录的准确性或许会遭到另一些当事人的批评，但客观地讲，多一份史料的公开，对文学史研究总是多了一些历史参照，多了一种想象的可能，具有互补性。

在与史料相关的人物年谱编撰、出版方面，宛小平编著的《朱光潜年谱长编》f、杨斌编著的《思路：李泽厚学术年谱》g提供了诸多研究中国文艺美学的新材料。在文学研究领域，研究者关注作家比较多，这方面的成果积累较丰厚，而对文艺批评家和理论家的研究，相对而言比较弱，积累也少，像周扬、叶以群、邵荃麟、冯牧等新中国文学批评领域较为重要的代表人物，至今都没有年谱和资料集。《朱光潜年谱长编》和《思路：李泽厚学术年谱》的出现，是一个积极的举动。《朱光潜年谱长编》的编者宛小平教授是朱光潜先生的长孙，自己又是研究美学的，故对一些材料的编选极具专业眼光。尤其是将朱光潜先生的妻子奚今吾的未刊回忆录首次披露，系统揭示了朱光潜先生从1930年代欧洲留学到晚年的相关信息，弥补了朱光潜美学思想研究上材料不足的问题。其中还有朱光潜的学籍档案和留学时的图书借阅记录等，都是弥足珍贵的研究材料。这些史料的披露，结合中华书局新编的三十卷本《朱光潜全集》h，尤其是书后的索引，可以帮助研究者看到朱光潜美学思想接受和建构过程中，吸取了哪些思想资源，如他对西方戏剧和批评理论的重视，从早年至晚年，几乎始终如一。几乎很少有美学家像他那样关注戏剧创作、戏剧理论的。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悲剧心理学》就是以西方悲剧美感为研究对象。他晚年还计划撰写《中国戏剧美学》，可以说戏剧作为他思考文艺美学问题的一条轴线，贯穿了他的学术生涯始终。也很少有中国美学家像他那样长期介入文学批评，不仅主编《文学杂志》，还对沈从文、巴金、曹禺等新文学家的作品展开批评，甚至引发论争。1960年代他关于角色与演员自我意识的文章，主要针对的是斯坦尼体系一统天下的戏剧审美而发的；1980年代朱光潜顶住压力在香港发表了《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一文，力推沈从文的小说，试图打破当时那种僵化的文学批评话语系统。朱光潜一生的学术努力，其实可以在他早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找到端倪，这是他初到英国不久，给国内《东方杂志》撰写的一篇稿件，题为《中国文学之未开辟的领土》。i他认为对照西方文学，戏剧和文艺批评是中国文学未开辟的领域，值得大家用心努力去拓展和建构。杨斌的《思路：李泽厚学术年谱》是他编著的复旦大学出版社版《李泽厚学术年谱》j的扩展，除了编年从原书的2015年下延到2020年外，还增添了李泽厚著作目录、刘再复对复旦版《李泽厚学术年谱》的推荐文章以及杨斌自己的复旦版《李泽厚学术年谱》的后记。杨斌是位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也是李泽厚学术著作的忠实读者，长期追踪李泽厚的论著和研究文章，所以，对李泽厚发表的每一篇文章，乃至报刊报道的与李泽厚相关的文字信息，几乎都收入囊中，经过多年积累，材料很齐全。更重要的是，杨斌能够结合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问题的讨论，来梳理和突显李泽厚文艺美学思想的发生、发展线索，从中揭示李泽厚美学思想的原创性。的确，李泽厚是当代中国极少数有原创性思想的美学家，年谱前言中，贾晋华教授介绍了美国《诺顿理论和批评选集》（2010版）收录李泽厚美学文章以及对他的评价的情况，对李泽厚的文化“积淀说”，贾晋华教授给予集中分析、评价。值得指出的是，如果将年谱视野中的朱光潜与李泽厚的美学思想做一个对照的话，我以为朱光潜比较多偏重文学艺术鉴赏以及审美心理学知识，从艺术哲学和审美心理学这一理路来建构起他自己的文艺美学系统。李泽厚似乎偏向哲学和思想史的思考层面，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康德哲学、古代儒家学说以及近代谭嗣同的仁学中吸取了较多的思想资源，由此形成他自己的偏重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积淀说”美学理论。

在作家年谱编撰方面，林甘泉、蔡震主编的《郭沫若年谱长编》k，张菊香、张铁荣编著的《周作人年谱（1885-1967）》（增订本）l，孙玉蓉编纂的《俞平伯年谱》m，王增如、李向东编著的《丁玲年谱长编》n，张惠苑编著的《张爱玲年谱》o，徐强编著的《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p，段华编著的《孙犁年谱》q，曹洁萍、毛定海编著的《高晓声年谱》r，沈建中编著的《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s，陈福康编著的《郑振铎年谱》t，李维音编著的《李健吾年谱》u，田本相、阿鹰编著的《曹禺年谱长编》v，邢小利、邢之美编著的《柳青年谱》w，易彬编著的《穆旦年谱》x，陈建军编著的《废名年谱》y，吴世勇编著的《沈从文年谱》z，还有林建法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著名作家及学者年谱系列”（包括《韩少功年谱》《陈思和年谱》《汪曾祺年谱》等）、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系列（包括《郁达夫年谱》《俞平伯年谱》等）等。这些年谱有些是增订，史料较之以往有所扩增（如《郭沫若年谱长编》《周作人年谱》《丁玲年谱长编》等）；有的则是第一次将谱主生平编撰成书加以出版（如李健吾、施蛰存、张爱玲、柳青、汪曾祺、韩少功等）。这些年谱的呈现，可以说是新世纪以来史料搜集、整理的一个实绩，研究者们以人物为中心，串联起一个人的历史编年，通过不同人物的年谱对比，可以见出文学史进程中共同的内容以及不同的内容，这样的对照结果，对深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有推进作用的。

较为传统的资料书籍的出版，尽管规模和影响不及20世纪80年代，但这项工作断断续续始终在出，如杨扬策划的由天津人民出版社陆续推出的“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包括莫言、韩少功、王朔、贾平凹、王小波等十几位作家的研究资料），黄发有总编辑的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的多卷本“新中国文学史料与研究丛书”，由孔范今、雷达、吴义勤、施战军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包括陈忠实、王安忆等作家的研究资料），其他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江苏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收有高晓声、陆文夫等研究资料），由陈思和、王德威主编并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史料与阐释》（集刊）以及多家出版社各自出版的“新世纪中国文学大系”和各种年度各类文体的选本等，还有各种史料方面的学术研讨会等。这些出版物和学术交流，最大的作用是让史料始终作为一种研究工作的标志性景观和学术话语存在着，不断提醒和督促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不要忽略了史料的存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