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臧棣的物景诗写作及其语言诗学

在当今汉语诗坛，臧棣是一种颇为独特的存在，其独特性不仅体现于产量的宏丰、题材的广博等方面，更体现在运思方式的新异上——他以极具辨识度的创作为汉语诗歌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即在抒情与叙事、感性与知性之外，找到了词与物互为关涉的诗歌之维。关于这种艺术追求，诗歌评论界寓目较少，只有少数评论家做过简略的点评：“如果说语言存在着，在事物的深处，文字与事物结合在一起，文字成为事物的表象或呈现，那么臧棣的诗歌话语则呈现为评论、解释和博学的语言，暗含着对这种先在的语言——以及词与物的关系的评论、阐释或者解构。臧棣不仅在叙述事物也在同时评论叙述事物的语言……臧棣的诗歌写作似乎不是在直接使用叙述和描述事物的语言，而是一种批评话语，不只是事物作为描写的对象，描述事物的语言也成为诗歌写作所批评的对象，语言已经不是事物的恰当的表象与命名，而是已经充满先于经验的阐释，臧棣的诗歌就表现为具有评论形式的分解式话语。”a耿占春敏锐地点出了臧氏创作的核心要素：命名、词与物、评论性话语，等等。不过，臧棣的诗歌志向可不止于对物的命名、评论或解释，他试图建立的是一种新的诗学世界观，在这个世界观里，万物与我并生、众生与我对话，天、地、人、神（缪斯）通过语词诉说而构成一个自足的世界。这种诗歌写作无以名状，我们姑且称之为“新尔雅”式写作。

《尔雅》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词典，它将人对万物的聚散离合有机统一的理解，按照“语言－人－自然－生物”的顺序进行了分类编排，反映出古人对世界的独特理解，也体现了古人“本体论的语言观”b，所以它并不止是一部名物词典，还是一种语言哲学甚至诗学总纲。晋代郭璞在《尔雅注序》中就高度评价了它的综合效能：“夫《尔雅》者，所以通诂训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总绝代之离词，辩同实而殊号者也。诚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学览者之潭奥，摛翰者之华苑也。”《尔雅》不仅在名物释词方面具有开创之功，还对“诗人之兴咏”产生了一定影响。刘勰原道溯文，其认知模式就与《尔雅》相仿，在他那里，“文”是“与天地并生”的形式，是人“仰观”“俯察”的符号，“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文心雕龙·原道》），文学不过是为天地立心、为万物立名的符码形式。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也悟到了诗歌与语言的初始关系，“诗歌，即狭义上的诗，才是根本意义上最原始的诗。语言是诗，不是因为语言是原始诗歌（Urpoesie）；不如说，诗歌在语言中发生，因为语言保存着诗的原始本质”c。从这种角度观察，臧棣的诗歌可以看作是一种“后退”——退回到语词的命名状态，退回到诗的原始状态，用初民最初的眼光打量世界，并为万物创建新的词条。他像一个辛勤劳作的搜集者，为编一部“新《尔雅》”而整日不停，他“编写”了“丛书”“协会”“入门”等系列词条，大到山川日月，小至草木虫兽，甚而人间百态、抽象物事，一一赫然在列。在臧棣包罗万象的词条里，有一类对象特别显眼，即那些“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这些东西被海德格尔称为狭窄意义上的“物景”。它们多是一些物件，如“一块木头，一块石头；一个计量器，一块表；一个球，一根标枪；一颗螺丝钉，一根电线”；偶尔也包括一些风景，如“一座雄伟的火车站大厅……一棵巨大的圣诞树。我们还谈及很多的物，比如在夏天的草原上：青草和植物，蝴蝶和甲虫；还有墙上的东西——油画——我们同样可以称之为一物，还有雕塑家的工作室里堆放着的各种完成的和没有完成的物”d。臧棣痴迷于这些事物，创作了大量的“咏物诗”，这些诗作看起来也由物起兴，借景抒怀，但实际上与传统诗歌有着质的变异，称得上是诗的另一物种。在我看来，这些作品一首诗就是一种诗论，一首诗就是一则词物关系的后设哲学，极富语言诗学价值。因此本文拟在语言哲学视域中探讨它的结构状况、解剖它的生成机制，以期从另一侧面揭示臧棣诗的本相，了解当代汉诗的最新发展状况。

一、命名与对世界的“入门”

命名事物是初民的一个语言问题，也是古人的一个哲学问题，它不仅涉及词物关系，也触及天人关联。早在远古就有东方智者提出名实议题，《墨子》有名实之说：“名，物达也，有实必待之名也”，指出名是万物的通称，名是对事物的指称；《管子》亦有名实之辩：“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名）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名者，圣人所以纪万物也”，指出了名实相符、名纪万物的原则和功能。印度宗教经典《奥义书》也有类似记载：“这个世界有三重：名称（‘名’）、形态（‘色’）和行动（‘业’）。其中，语言是那些名称的赞歌（uktha），因为一切名称出自（utthisthanti）语言。语言是它们的娑摩（saman），因为语言等同（sama）于一切名称。语言是它们的梵（brahman），因为语言支撑（bibharti）一切名称。”e《奥义书》提出了语言、名称与事物之间的指称关系，并诗意地描述了人类初次命名的生动情景，“在太初，这个世界唯有自我。他的形状似人。他观察四周，发现除了自己，别无一物。他首先说出：‘这是我。’从此，有了‘我’这个名称”f。西方文化中很早亦有类似思想，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高尔吉亚等，都曾论及语词与事物之间的本质关系，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克里普克等也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专深的讨论，发展出颇有影响的指称理论。海德格尔将这种指称理论充分诗意化，借助荷尔德林等诗人的作品，对语言的本质、诗的本相作了深邃的思考，其中重要方面就是把语词命名与诗的功能联系起来，对“词与物”的关系进行了现象学描述。在他眼里，初看起来命名只是赋予某物一个名称，为物提供一个声音或文字标记，但从本质上讲，这种名称显示了“词与物”的关系，“因为词语把一切物保持并且留存于存在之中”g。词语不仅照亮万物，而且使物向在场聚集，“词语之支配作用突现为使物成为物的造化。词语于是作为那种把在场者带入其在场的聚集而灼灼生辉”h。而作为“纯粹所说”的诗歌，正好担当了源始性命名的大任，“在纯粹所说中，所说之话独有的说话之完成是一种开端性的完成”i，完成了对存在的词语性创建。因此，诗的本质与语词一样，是一种创建性命名，“诗乃是对存在和万物之本质的创建性命名”j，“诗人命名诸神，命名一切在其所是中的事物”k；是使万物敞开的“显示”，“命名是一种道说，亦即一种显示，它把那个可以在其在场状态中如其所是地得到经验和保持的东西开启出来。命名有所揭露、有所解蔽。命名乃是让……得到经验的显示”。l海氏的这番言论，对当代汉诗界的冲击是巨大的，它使很多当代诗人越过抒情论、经验论等传统藩篱，重新打量诗的本性和诗创作的本原。

臧棣以诗人特有的敏感加入了这种命名行动，并对诗歌写作的本质有了返祖式的理解。据他自述，从1999年开始他写起那些后被冠以“协会”和“丛书”后缀的诗歌，就是《尔雅》般命名事物的诗歌总集。他从当今遍地开花的协会组织和多如牛毛的连续出版物中得到启迪，考虑能否用一种字典编撰学的方法，对事物进行分类编排，对万有进行一次重新赋名，“我想，诗歌能不能从自主权的角度，给我们生存中的东西进行一种命名。因为从制度上的命名，比如物理协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不起作用。我们路过它们的时候，经常只是看见一些破败的门脸。于是我设想，我们能不能从诗歌的角度，从诗人的独立的眼光，重新命名我们周围跟生存、跟个人生活有关的一些东西。后来我就想到用这样一种系列的诗歌方式”m。

按照这种诗歌方式，首先要赋名的就是那种处于“无名状态”的具体事物，它们细小、琐碎、不足挂齿，生活在语词照拂不到的历史暗角里，“几只野猫从它们的领地里/警惕地，盯住从竹林后面走出的/一伙人：在它们和我们之间，/距离的每一次微妙的改变，/都意味着动物很政治。//没错，在它们玻璃子弹般的眼睛里，/有一个不为我们所知的世界。/但是，你不必道歉。你不必担心/剩下的谜本来就已经很少。你也不必解释/谜，从来就拒绝有自己的风格”（《金银花丛书》）。这些事物有金银花、苇叶、百日红等植物，也有野猫、喜鹊、岩羊等动物，甚至某些无以名状的抽象状态，也落入他张开的语词网络中，他宣称要用一种“很重的”“大部头的”“体系性的”“预设性”机制，“去关注卑微事物所处的境况”n，用系列诗的规格为之命名。不过在臧棣笔下，那些事物之所以卑微，多数情形下是人类的强加所致，比如这个遗留在田畴里的“稻草人”，外形看起来空洞简陋、单调呆板，但这一切都不是它自己的错，而是它的“造物主”——人的过失，“你在它身上看到了/人的简陋。人的减法。……你从它身上想到了/人的丑陋。人的空心”，人不仅赋予它丑陋的外形，还“将人的威权带进自然的轮回中”，“盼望它成为麻雀永远的对手。/而敌人的概念从来就很无耻，比无知更无耻。/于是，它替你出场”（《稻草人丛书》）。在他眼里，这些事物的卑微不过是人类自身的卑微，对于“稻草人”而言，这种书写与其说是命名，不如说是正名。其实很多时候，臧棣不仅不满意于事物的被“污名化”状态，而且对人类中心主义执念也不以为然，比如，关于风中摇曳的一枝“细长的芦苇”，他对其“摇晃任性的枯黄，不再甘于/仅仅充当静观的对象”，就抱以赞许的态度；而对其不再受人摆布，立于自然舞台的中心，则报以由衷的欣喜，“当你不再把它们简化成合影时的背景，/它们的舞蹈就会把你带向/宇宙的深处。在那里，/随便扭下腰肢，都是最好的游戏”（《边缘人类学入门》）。正名之际也有“复名”，即对原有名称的强化，例如关于“春泥”，龚自珍素有“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之句，臧棣似乎觉得如此书写春泥的属性似乎过于简略，因此在“护花”条目之外，又补上了它的独特根性，即它的“低”：“它低于争艳的风景，/低于梅花比桃花/更委婉一个精神的疗效；/它甚至低于蜜蜂/像春风中身着豹皮的小修理工；/它低于蝴蝶的空气分类学，/低于花枝的影子，/低于一个怜悯/已在我们的目光中丧失了/对恰当的把握。/当踏青的游人散去，/它低于凋零多于飘落，/低于只要涉及归宿/就会触碰到世界的底限；/它甚至低于你很少会意识到/你的鞋底正践踏在/一张越来越模糊的脸上。”（《春泥入门》）从而将其从物质到抽象、从生物到精神的“低”的属性展露无遗。从臧棣拟就的诸多词条来看，除了无名的、卑微事物进入编纂视野，一些被损害的细物也被纳入，比如那些“尚未长开就被摘走的苇叶”：“多么葱绿的身段，但前提是/经过挑选，它们已被揪下，/握在他人的手里”，它们的命握在别人手里，它们没有长成就被扯走，“每一个扯动都曾触及隐秘的/生命的疼痛，你却只能想象/而无法体会。多么迂回的仁慈，/但前提是，它们失去的植物记忆/仿佛能在诗的神秘中得到完全的恢复”（《以尚未长开就被摘走的苇叶为现场入门》）。这里，几乎可以隐约听见为夭折的苇叶呐喊的声音了。

命名非小道，它反映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渴求，也表达了经过语言通达本质的想望。《道德经》开首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虽对命名的效能表达了怀疑，但为语言的开启作用预留了空间。海德格尔干脆就把“道”理解为“道路”，“老子的诗意运思的引导词语叫做‘道’（Tao），‘根本上’就意味着道路”o，意谓“大道”虽然无法达到，但可以经由“在途中”的不断“言说”，而无限接近这个绝对之物，“经验某个东西意味着：在途中、在一条道路上去获得某个东西。从某个东西上取得一种经验意谓：某个东西——我们为了获得它而正在通向它的途中”p。在此“经验”之中，他特别相信语词的力量，相信语词就是道路，命名就是召唤，“命名着的召唤令物进入这种到达”q。在中外哲人眼里，语词、经验、命名，都是通达“大道”、接近“本质”的根本途径。作为一名当代诗人，臧棣以“诗意运思”的方式，加入了对万物“大道”的追寻。他认为，诗与哲学一样，起源是“无知”，动力也是“无知”，“诗歌的诞生其实并不复杂，它起源于人类对自身的‘无知’的好奇。就是这种好奇，把人类对其境况和自身的神秘感受变成了一种审美活动。这样……诗歌是一种努力想克服我们在精神上的无知的知识，一种涉及人类自身的镜像的可能的知识”。r基于这种无知的现状和探求的欲望，也基于远未“进入世界，走进万物”即“尚在门外的处境”，他创作了大量的物景诗，作为“入门”世界的献礼，他相信汉语之光可以洞照这个封闭的世界，“从传统的角度看，汉语的感受力中，世界始终是封闭的。道可道，非常道。世界是需要进入的，得道必须经由自我的省察，并信赖修辞的作为”。s他的“入门”组诗，就是在这种思想导引下创作出来的，“按海德格尔的设想，假如没有人类自身的愚蠢作祟，没有历史之恶的遮蔽，世界原本是澄明的，始终充满本源性的机遇。意识到这样的分别，大约是我近年来从事‘入门诗’系列写作的内在动因”t。他以“协会”“丛书”这样的反讽后缀，网络了一大批事物，并用语词为这些“沉默的大多数”，营造了一个“它们自己的语言家园”；他沉溺于制造家园的快乐，也依赖于这样的归属感，甚而将家园或故乡看作是“这些协会在形象上的原型”。u在这样一个家园里，万物奔腾，人与物齐，绝无人类中心主义的自恋：“山影深处，小溪清瘦得/像大海的触须，而海神并不记得/有过这样的事。……沿山势，溪水哗哗，/奔向一个永恒的声响，/令童年充满放松。我为你准备了/两个小桶，一个用来对付溪水，/一个用来对付大海。/捧在手心时，溪水和海水/都敏感于那单纯的透明/是否会让它们在对方面前/输掉自己。纯净的程度，/假如一个倒影从不担心/它的真实能否反映出/你的面庞是否会准确于/我们的内心，那么相比之下，/人的虚无不过是一堆垃圾——/就好像我们以为我们犯过的/最大的失误是，诗的天真/误导了这个世界的真相。”（《世界的真相入门》）在诗里，小溪并不是一个外在于自己的对象，他是自己的伙伴，甚至就是自己。而在另一些世界舞台之上，事物按照自己的逻辑行动自如，人不过是它可有可无的观者或外在者，“游戏的受益者，但看上去/却一点也不神秘：喜鹊/不是战士，它甚至对喜鹊精神/也一无所知。领地是开放的，/灰瓦比走神的日光还缓慢；/喜鹊飞上高翘的檐角，独占只有/它才能认出的制高点。/它很机敏，对我们走近它的/任何方式都很敏感，但它不是/典型的猎手。和盘旋的鹰相比，/它更像是舞蹈家；你呼吸过的空气/是它的柔软的舞鞋。每次，/从开花的木槿旁边经过，/它都会穿上那双无边的舞鞋，/欢呼你的到来。甚至你缺席了，/它也不会缺席。甚至爱缺席了，/它依然会扇动它的黑白翅膀，/向死者送去一个邀请；/甚至死亡缺席了，它也会把你的影子/叼回到世界的回音中，/以此迷惑我们的轮回”（《制高点入门》）。他的不少诗，都体现了其万物齐一、主客易位、“与万物相处于生命的欣悦之中”v的新生态主义生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