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写作与若干文学基本问题的反思

AI写作机器的多样、文本的丰富和研究的流行a足以证明AI写作已成为客观事实，但学界对其仍保持谨慎态度，普遍怀疑它的文学性，进而整体否定其存在的必要性。换言之，学界在“AI写作是否是文学”问题上尚未取得共识，有学者认为AI写作与人类文学创作存在本质差别，“前者制造产品是被动的，始终是在人的操控下进行的，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重复的、可复制的、千篇一律的。那么，后者创作的作品则是自动的，只需要人的一个指令，制作出来的作品是不可重复的、创新的。而且，前者一般是为了实用的目的，而后者则是为了人们欣赏和体验的目的”b。因此，“人工智能写作所蕴含的审美‘光晕’似乎并不具备，它充其量仅是一种新兴的写作实验而已”c。虽有论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AI写作“孕育着人类书写不再具有唯一性”d，但却没能充分论述其如何延续和重塑文学性。事实上，对此问题的阐述，不是做出更为精准的判断，也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更非站在人文和科技的立场上相互抵牾，甚至走向非理性的攻击，而是由此发现文学理论的有效性、文学内部的危机、文学与科技的关系等根底性问题。正是这些问题没能及时解决，导致文学认知方式、思维范式和知识结构出现偏差。学界对AI写作的误解也由此而生。

一、AI写作引发了文学理论的失效

实现AI写作的必要前提条件是相关技术的更新迭代。这从AI发展史中可见一斑。1943年，沃伦·麦克洛克和沃尔特·皮茨提出MCP模型，对动物大脑中的生物神经元协同运作原理和过程进行计算。这是世界首个人工神经网络架构，为AI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49年，唐纳德·赫布提出无监督学习规则，设想如何搭建神经网络，并广泛应用于AI领域。1950年，艾伦·图灵提出用“图灵测试”来验证机器的智能水准。1955年，塞弗里奇和纽厄尔开始研究模拟神经和心智系统的方法。同年，美国计算机科学家麦卡锡正式提出“人工智能”概念，这为1956年召开的“人工智能夏季探讨会”确立了基调和方向。1958年，罗森布拉特提出由两层神经元组成的“感知器”，缩短了机器模仿人类学习的距离。1969年，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组织在美国成立，标志人工智能学科正式确立。虽然AI从1950年代兴起至今，历经多次沉浮，但从未中断。尤其是2009年以来，AI实现跨越式发展，“沃森”“深蓝”“阿尔法”等AI机器相继问世，不断出现AI挑战人类成功的案例。e

AI技术的成熟推动了AI写作的发展。早在1949年，图灵和杰斐逊就曾围绕机器创作十四行诗发生过论辩。杰斐逊认为“机器人不可能有心灵”，“除非机器能够出于思绪和情感的流露，写出十四行诗或者协奏曲，而且不是随机地落下音符，那才能说机器能够媲美大脑——也就是说，它不但会写，而且知道自己在写。没有什么机械装置能够感受到成功的喜悦、阀门熔断时的悲伤、被赞美的温暖、犯错后的痛苦、性的吸引、求而不得时的气恼或难过”。f但图灵坚持认为机器写诗在技术上可行，并列举出由机器创作且通过图灵测试的十四行诗样本。除此之外，机器写诗很少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虽然在1960年代，有研究者提出通过不同诗歌中的诗句重组，或在特定诗歌结构中添加其它诗句来完成创作g，但AI写作仍是被学界冷落的对象。直至1990年代，学界开始集中关注AI写作。例如，中国研究者在诗歌语料库建设和基础技术革新方面成果颇丰，出现了古诗词检索系统、全宋词切分语料库、宋词自动注音系统、诗词格律检查系统、唐宋诗自动切分算法及其词汇分析、诗词风格自动评价系统、宋词计算和分析系统等。1990年代末期，学界沿着规则模版、进化算法和实例推理三个方向，对AI写作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h，但AI写作大规模应用却是近十几年的事情，主要集中在新闻、公文、影视剧脚本、诗歌、小说写作方面。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现阶段上线运营的AI写作机器约有127款i，公开出版的AI诗歌和小说约为70余部。j法兰克·怀特（Frank White）甚至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可以利用AI在一年内创作300多部小说。

可以看出，AI写作原理和技术的成熟及其广泛应用已成客观事实。学界需提出有效的文学概念、文学知识和学术话语对此进行回应，但至今很少出现真正有价值的理论建构。学界提出的“机器的肉身性”“后人类文学”“赛博格作者”“全息文学”“人机文学”“元宇宙文学”等概念，难以切中AI写作的本质，甚至游离于论述对象本身，只是技术文化理论的衍生品。例如，美国文学批评家玛丽-劳勒·莱恩在《电脑时代的叙事学：计算机、隐喻和叙事》一文中，试图将“虚拟”“递归”“堆栈”“推进”“弹出”等计算机概念引入文学叙事，借此“考察传统的叙事形式能从计算机里学到什么。我把计算机科学选择为类比资源，注重的不只是技术层面——这个层面将深刻地影响我们的阅读方式、阅读内容、阅读取舍、乃至与文学叙事的存亡和发展攸关的所有问题；我还从另一个领域得到启发，这个领域正是因为熟练地使用了隐喻而能够将其观念以至该领域本身印入大众的想像之中”k。在此基础上，莱恩在《作为虚拟现实的叙事： 文学与电子媒介中的沉浸与交互》一书中，明确提出“沉浸诗学”“交互性诗学”概念。但是，莱恩只是在VR的“沉浸感”与文学的“沉浸感”之间建构一种相似性，技术塑造出来的“沉浸感”如何转向文学叙事营造的“沉浸感”，技术虚拟的现实如何唤醒文学想象的现实，超文本、电子游戏、交互式戏剧如何推进文学审美形式转型等问题仍被搁置。或者说，技术与文学如何融合及其跨学科研究仍无法得到有效的理论建构。虽然宋旭红在《虚拟现实与元宇宙文学》一文中，试图从西方现代思想史、现代心理学、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层面，解释VR与文学想象的兼容问题。她认为“VR的想象或多感知性也是以虚拟形象来呈现世界的”l，而文学也是通过虚构形象表述世界，因而VR与文学之间存在共通性。从表象上看，论文的推论逻辑是自洽的，但回避了“技术虚拟”与“文学虚构”在处理“想象”上的本质区别，以及与此相关的“拟人文学”“类人文学”与“人类文学”的根本差异。因此，论文在阐释VR的“语象·视象·感象”和共情问题时，依据的是VR模拟人类心智已经达到的技术水准和未来可能性，而文学是否因此切实发生内外新变却很少论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该论文毫无价值，作者对“元宇宙文学”概念的辨析、阐述和设想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但也遗留了一些关键问题。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现阶段针对AI写作提出的相关概念、知识和理论的生成逻辑存在问题。大部分论者先验证AI技术本身的“诗性”特征，然后以此比附文学的“诗性”特征，在此基础上强行嫁接技术和文学的共通性，进而匆忙地得出AI写作也具有人类性和审美性的结论。这种逻辑本质上是从技术到文学，而非从文学到技术。论者们不是从文学内部思考文学如何借助AI完成审美突破。这看似简单的逻辑颠倒，实则为AI写作研究预设了十分隐蔽的理论陷阱。论者们的理论建构最终验证了相关技术的可行性，文学审美反倒成为可有可无的附属问题。按此逻辑产生的理论必然存在诸多争议，也难以切中AI写作的要害。“AI写作是否是文学”成为问题本身，这恰恰指涉了AI写作理论建构的症候。黄鸣奋教授早在21世纪初期，就曾总结出195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提出的19种“数码诗学”概念m，并编著六卷本《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史》。n但遗憾的是，学界没有对这些概念进行恰切的中国化阐释，欧阳友权、单小曦、赵薇等少数学者也只是在网络文学和数字文学研究框架下，涉及一些AI写作理论的研究。因此，我们在面对AI写作的一些常识性问题时，仍表现出猎奇心态和激进立场。例如，2023年10月，由AI创作的小说《机忆之地》参加江苏省青年科普科幻作品大赛。六位评委中只有一位评委对此有所察觉，三位评委为其投票，小说最终获得二等奖。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新一轮AI写作讨论，但仍显现出理论准备不足的弊病。因而，论者只能再次拾起“技术引发文学危机”和“人类中心主义”两大万能工具。论者们普遍认为：“AI可以利用大数据穷尽已知，但它永远无法获得未知的知识，而人类的原始冲动就是幻想未知。AI可以利用它的学习能力最快找到最优解，但文学没有最优解”，所以“未来人的文学不会消失，相反会更加得以彰显”。o这种共识与AI写作刚出现时的论调基本一致，但如果从1950年代AI写作出现算起，至今已有七十余年历史，而我们仍停留在人与机器孰优孰劣问题的证伪上，可见相关理论建设的滞后。AI写作虽引发了文学理论失效，但不足以构成文学理论危机。AI写作真正引发的是文学危机意识。更准确地说，AI写作为认知文学内部危机提供了恰切契机。

二、AI写作放大了文学内部症候

1967年，美国小说家约翰·巴思提出“枯竭的文学”的观念，认为文学保持生命力的根本因素是不断探索新的审美形式，推进叙事范式更新，反之，则会走向衰败。因此，文学的枯竭“指的并不是身体上、道德上或智力上的颓败衰落，而只是某些形式的耗尽，或者某些可能性的明显枯竭”p。无独有偶，1968年，罗兰·巴特抛出“作者已死”的观点，认为某一文本是多种文本相互交织、对话和抗争的编织物，最终在读者的多重阐释中显现，而“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之死为代价”。q1979年，德里达感知到在电信语境下，读者可以随意“曲解”印刷文本，使其成为“没有支撑的支撑”r，这等同于宣告作者死亡。但约翰·巴思、罗兰·巴特和德里达的惊人之语并未立刻得到证实，1960-1970年代的文学还未充分展示出枯竭迹象。文学消亡的忧虑显得有些早熟。直至1997年，美国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提出“文学终结”论之后，“文学死亡”才成为公共话题。米勒认为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将使传统文学失去崇高地位。尤其是新媒体艺术逐渐取代传统文学功能，它传达的情感和价值观重塑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因此“文学就要终结了”s。但是，米勒也强调文学“能经受一切历史变革和技术变革。文学是一切时间、一切地点的一切人类文化的特征——如今，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反思，都要以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论断为前提”t。总之，“文学终结”论针对的是无法适应新技术革新、固守传统文学思维、从未主动谋求打破传统文学内外边界，在重塑文学审美形式和伦理价值诉求面前，显现出十足惰性的存在状态。

这些观点引发中国学者的讨论热潮，当代文学研究者更是切实感受到“文学危机”的到来。u他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至少面临三重危机：一、随着“历史终结论”“哲学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逐渐成为共识，文学也褪去宏大叙事的意愿和能力，“一种历史终结之后的恐慌”v油然而生；二、文学追求审美形式创新的动力钝化，遗忘了形式变革的思想价值，转而与大众审美媾和；三、文学被强行嵌入学术体制。体制内的文艺理论家、专业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掌控了文学话语权，文学成为迎合特定群体喜好的乞食者。因此，有学者呼吁“在经历了从‘新时期’到‘90年代’一系列文学的巨变之后，更多人开始达成一种‘共识’：所谓叙事的‘重建’说到底还应该回到‘零度’的写作姿态，回到一个极老和极普通的题目上——即‘文学自身’”w。但是，理论阐释终究要在文学现场中被证伪。笔者观察近期的小说创作，小说叙述的模式化、经验化和故事化成为普遍倾向，这其中就隐藏了文学危机。

具体而言，小说的模式化是指小说的历史逻辑、文化逻辑、情感逻辑、生产逻辑和审美特征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例如，东北国企改革成为近期小说集中表述的对象，小说一定要讲述下岗工人的苦难生活和精神救赎的故事；必然出现凶杀和悬案情节，且精准指涉“呼兰大侠”“三·八大案”“二王案件”“刨锛党传说”；男主人公在下岗之前一定是技术能手或劳动模范，下岗后虽生活潦倒，但始终保持工人的高贵品性；女主人公失业后，不是堕落为失足妇女或从事周边行业，就是摆地摊卖炒瓜子、烤地瓜；统一采用“子一代”视角讲述；叙事语言一律是东北方言和口语；内在情感伦理锚定在社会主义工人文化上，通过渲染生活苦难和精神高贵之间的反差来“为父正名”；结尾都会出现寓意模糊但极富诗意的场景。这些小说的崛起都与网络生产机制密切相关。当然，笔者不是全盘否定其意义，只是想说明当下小说创作的某种负面趋向。或者说，东北文学本应“存在着超越地域限制的‘巨大隐喻’，面向整个社会和复杂人性，潜藏着对爱与未来的无限追求，既丰富了东北形象的构建，也回答了在新的时代下‘人如何生存’这一深刻的哲学问题”x，但这种模式化将东北文学的此种价值消解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