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卷”发出之后

创作谈即公开发表的，作家讲述个人创作动机、创作过程、创作内容、创作手法等的文本。问卷，也即“同题共答”，无疑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创作谈，它由一份问卷与多份答卷组成，具有作为“文本”与“行动”的双重意义，因此成为考察1990年代以来青年写作问题与症候的绝佳样本。

学界对创作谈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其史料价值的发掘上，问卷作为特殊类型的创作谈，其“文本”外的“行动”意义相对被忽略，1990年代末的“断裂”问卷与同时期的《集体作业》、针对青年作家发起的绵延不断的问卷“调查”之间的精神关联，尚未被关注并阐明。考虑到问卷形式、样本规模与实际影响，本文将1998年韩东等人发起的“断裂”问卷与2019年《中华文学选刊》组织的117位“85后”“90后”青年作家问答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将与1998年“断裂”问卷同时期的“浪·潮文学社”的集体创作，2001年《中国青年》刊载的“十青年作家同题录音”，《江南》2018年与2022年分别组织刊发的“90后”“00后”青年作者同题访谈，2019年“界面文化”策划出版的“野生作家”问答等作为副文本，以“行动”为轴心，考察“同题共答”组织方式、作家筛选标准、问题设置导向、作家对文学“行动”性质认知的历时变化；以“文本”为轴心，摹写1990年代以来青年作家在“历史”与“个人”间的犹疑，对固有批评装置的“反对”以及“新”的叙事传统的持续生成。从发起“行动”到“组织”问卷，青年作家的精神立场经历了代际迭变。

一、发起一次文学“行动”

1998年5月1日，韩东与朱文聊天时，萌生了向青年作家发放问卷，“再根据反馈的答卷作一项社会调查性质的统计”a，并制作备忘录的想法。韩东、朱文、鲁羊均参与了问卷的设计与修改。同年5月12日，第一批问卷被寄出，累计寄出73份，分发对象多为南京、上海、北京三地的青年作家，朱文委托吴晨骏、张旻、李冯、楚尘分发、邮寄、回收问卷，截至7月13日，共回收55份。《北京文学》1998年第10期全文发表了“断裂”问卷，引发社会关注，韩东、朱文等“断裂”行为的发起人多次公开回应质询，并于1999年出版了“断裂丛书”。

在1998年10月召开的“新生代作家小说创作学术研讨会”上，韩东等人与主流文坛的“断裂”得到了充分且极具戏剧性的彰显。b会上，韩东等人与评论家的“针锋相对”显示出三重错位：一是文学史与批评现场的错位，“新生代”这一代际命名在1998年的文学现场无疑是模糊、具有过渡性且指向当下创作的，韩东等人关于“遮蔽”与“去蔽”的看法，在批评家们看来是在文学史层面而非文学批评层面讨论问题，两方的分歧无可避免；二是群体与个体的错位，这首先体现在“新生代”群的命名对韩东等具体作家的“遮蔽”，其次体现为新生代作家内部对创作与批评关系，乃至“断裂”行为合法性的认知差异。与韩东等人同时参会的邱华栋、荆歌等作家仍热切期盼批评家对新生代作家的关注，“对一些作家与评论家之间的对立感到困惑甚至不安”c；三是时间与空间的错位，韩东等人的“断裂”是空间层面的断裂，即边缘与中心的“断裂”，而非从进化论的角度出发，以“新生代”自我标榜，部分批评家则认为“边缘”已成为韩东等人“垄断”文坛的一种说辞，过分强调边缘，边缘便成为主流，“如果只有新生代一种写作，也是文学的悲剧”d。当将个体置换为群体，文学史置换为当下创作，“行动”置换为“文本”，韩东等人“空间”层面“断裂”的合法性便不复存在。

除了外界的质疑外，参与问卷的作家群体内部对问卷的看法也并不一致。收到问卷的青年作家大都感受到了提问的某种“指向性”抑或说“侵略性”，他们对问卷“指向性”的看法无疑也构成了“断裂”行动饶有意味的一环。正如朱文所说，“如果把这个文件当故事来读，可能会更有趣一点”e。陈卫指出问卷“里面的提问，无论你怎么回答，它们的一致性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其中“设定问题的状语和定语很多，回答几乎无法不一致”。f还有许多作家认为“断裂”问卷提出的问题本身就存在，问卷将其公开化、明朗化了。但也由于范围的扩大，结果开始不受控制——“泥沙俱下”g。参与问卷发放、回收的南京作家吴晨骏对“断裂”的反思，则体现了这一行为的某种模糊地带的存在：“对一些问题，后来想想，还是回答得不太好，因为这些问题我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而我采取一种无所谓的很不以为然的态度，去回答某些问题。这种作法，现在看来，我做得不够诚实。”h他所说的不够诚实之处，包括当时对《读书》 《收获》等文学杂志与所受文学影响的断然否定。

事实上无论是陈卫还是吴晨骏，他们都不否认问卷的合理性，只是在提问的方式、调查对象思考的缜密性、要“破坏”还是要“建设”等问题上，对“断裂”行为提出了质疑。韩东、朱文等行动的发起者又是怎样定义“断裂”的呢？

他们首先将其定义为“自我区分的需要”：“断裂”并非为了以“另一种写作”取代其余写作，而是为了宣告“另一种写作”空间意义上的存在。其次，“断裂”的关键在于“行动”：“写作，并不局限于一部具体作品的完成，同时，所有的理想热忱还需要贯彻到更广大的行动之中。文学并不是机械的读写动作，它是一种存在和生活的方式。”i文学要在更广阔的背景中展开，就需要沟通融合，也就是需要写作者的行动。最后，在问卷的设计与后续行动上，韩东等人毫不掩饰其倾向性。朱文在谈到问卷的设计思路时，区分了真问题与伪问题：伪问题即“你为什么写作？”这类凌空蹈虚、双脚离地的问题；真问题即从人们所站立的土地出发，提示对立而非抹平差异的问题，也就是问卷中提出的那些问题。

虽然韩东等人强调“断裂”问卷作为“行动”的意义，但任何行动无疑都从“文本”生发。韩东等人这一时期的文学观念，也是观察1998年“断裂”问卷的重要窗口。“行动”与“文本”的互文、缠绕乃至背反，彰显了世纪末新生代写作的某种复杂性。

事实上，韩东等人并不讳言文学传统对个人的影响，朱文即在与张钧的对谈中，坦言托尔斯泰、卡夫卡、沈从文等对自己的影响，韩东也表示自己这一代人最初的文学滋养来自于翻译小说。韩东等人欲与之断裂的不是具体的作家作品，而是“大师系统”。何谓“大师系统”？韩东认为当代文学的“大师系统”，是一种以吸收、认同为运转规则的知识体系，体系内部的文学又有等级差别，“知识分子写作”就是一种对西方传统的嫁接。而真正的写作由个人体验而非知识结构生发，“大师系统”的功用是生产进入系统的“大师”。因此韩东等人要做清醒的反叛者，不进入“大师系统”，而是以北岛、食指等“长兄为父”。j

对“大师系统”这一象征秩序与知识结构的反叛，很自然地导向了对个体经验的重视和强调。韩东很反感“私小说”“个人化写作”这类概念，因为任何写作者写作的起点都是个体经验，没有痛切的感受便没有写作，作品不应成为窥探写作者私人生活的工具材料。每个写作者都应秉持着怀疑精神走在真实的道路上，而不以抵达终点或供给意义为目标。作家的生活不应被理解为时尚事物或具体知识，也不应被理解为“更多的生活”。“说到底，生活就是命运。”k因此韩东选择了与既有文学体制断裂，过一种“自由撰稿人”的生活，参与问卷调查的诸多作家也辞掉了体制内的工作，以文学为志业。韩东对“自由撰稿人”职业持有的态度无疑是乐观的，他宣称脱离体制将使好的作家写得更好，离开体制也并非意味着必须以卖文为生，屈从商业权威。“真正的文学写作在今天正是不合时宜的，但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根据和理由”，“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一个‘文学的时代’”。l

但显然“自由撰稿人”并不一定意味着“自由”，参与问卷的新生代作家，包括韩东、朱文等，他们后续的创作实践，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商业逻辑的影响。“断裂”行为内部的矛盾杂糅之处，就在于体制与商业、“行动”与“文本”的错位，与象征秩序断裂后，文学的“出路”何在？向外的“行动”如何由向内的“文本”表征？正如韩东所言，诗人们的写作与行动不设置目的地，1990年代末的青年写作，也有着别样的“风景”。

二、“同题共答”内的“同题异构”

1998年底，也即“断裂”问卷引发社会讨论之际，李洱、李冯、李敬泽、李大卫、邱华栋五人成立了“浪·潮文学社”。文学社的成员邱华栋、李大卫、李冯都参与了韩东、朱文组织的问卷调查，“浪·潮文学社”的活动因之与“断裂”问卷形成了有趣的对照，二十世纪末文学生态的同构性与多样性也就此显现。

邱华栋、李大卫、李冯对“断裂”问卷的回答，可谓是“同题共答”下的“同题异构”，既没有“理会”问卷设计者的“诱导”，又没有与其他调查对象的答案趋同。邱华栋自始至终都在强调文学传统的重要性及对现有文学制度合理性的认同，李大卫则完全抛却了设问，在其他作家就《读书》 《收获》代表的纯文学/知识分子趣味发表看法时，他提出了文学杂志刊登广告的问题，将讨论延展到文学杂志的计划化与市场化倾向问题上。邱华栋、李大卫的回答与问卷设计者的设想显然有很大出入，这也传达着“浪·潮文学社”与“断裂”同人不一样的文学旨趣与现实关切。

与韩东等人对现存文学秩序激烈拒绝的态度不同，邱华栋等人对“浪·潮文学社”同人活动的构想，显现出一种多元共存、场域流动的色彩，更接近陈卫口中的“建设”而非“破坏”。首先，“浪·潮文学社”的成立宗旨在于“对话”。一是创作与评论的对话，“浪·潮文学社”“五人当中，李敬泽是编辑、批评家兼写小说，另四人则以写小说为主”m，1999年出版的《集体作业》，则是“浪·潮文学社”“作家与作家、或作家与评论家之间”n文学对话诞生过程的生动展演；二是媒介的沟通与对话，“浪·潮文学社”名字的由来，与当时第一波互联网浪潮的兴起有关。邱华栋回忆众人“在互联网上搞了一个网络接龙小说，《网上跑过斑点狗》”o，《中华工商时报》也同步连载了该小说。这无疑打破了传统纸媒与网络媒介之壁，构成了一次有意味的文学实验。其次，“浪·潮文学社”的“发声”，是借助发表、出版等一系列传统文学装置实现的。在“浪·潮文学社”的活动计划中，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编辑作品集并出版、“投票选出年度小说”并“以年鉴方式出版”p赫然在目。由此可见，“浪·潮文学社”作为同人团体，组织的运转与宗旨的实现都要以既有的文学制度为依托，其文学活动着重“文学”，而非韩东口中的“行动”。

在《集体作业》这部记录“浪·潮文学社”对话过程的作品集中，“个人写作”这一1990年代文坛关键词频频出现。李洱认为个人写作是逼近个人经验的写作，以呈现个人生活真实性为手段，实现对革命话语的反拨。李敬泽则指出了李洱概念上的矛盾，即经验层面的类同是普遍现象，个人经验并不天然具有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拨功效，强调个人经验的唯一性与强调个人与时代历史的批判性关联，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李大卫在此基础上区分了“私人写作”与“个人写作”：“私人写作”基于个体的隐秘经验，类同不可避免，“个人写作”中的“个人”是经验“主体”而非被动的传感器，在“个人”之上还有一层如何看待世界的问题。李敬泽据此揭示出“个人写作”的主体幻象，强调要“从形而上学立场出发去进行现象还原”q。从“个人写作”出发，五人非常自然地对“宏大叙事”进行了解构与“重构”。李大卫认为文学界需要从文学内部掀起“热月政变”：“一方面，我们必须继续消解形成于本世纪的新文学小传统；另一方面，我们同时负担着对于宏大叙事进行象征性重建的严重使命。”r李洱引用了列奥塔对宏大叙事的定义，认为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的关系在现在的中国语境中异常复杂，宏大叙事与官方主流话语不能被等而视之，对鼓吹现代化的知识分子来说尘埃显然尚未落定。李敬泽强调不能以反对宏大叙事的名义放弃价值判断，“个人写作绝不是放弃对它作出言说的权力”s。“个人”唯有在“敞开”的意义上才成立，“个人写作”唯有在时代历史的“场”中才能进行。

此外，“浪·潮文学社”众人还谈到了语言与文学传统的问题。李敬泽谈到这一代作家所接受的文学影响大都来自卡夫卡、博尔赫斯、鲁迅，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已被束之高阁，如此一来如何在世界文学中确认自身的位置，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认同危机普遍地发生着。李冯在对生活态度进行举例说明时，提到了“断裂”问卷：“里面很多人谈到鲁迅时语气非常激烈，但激烈态度其实也延续鲁迅那个时代的传统。”t他进而表示自己“更倾向于孔子的中庸之道，不是折衷主义，而是中庸”u。

从“浪·潮文学社”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葆有着与“断裂”问卷发起者相似的文学关切，其对话不仅是对“个人写作”“宏大叙事”“日常生活”“传统”等“90年代以来国内小说观念的一次梳理”，“还对下世纪中国小说可能的走向做出了探讨”。v但二者具体呈现出的精神立场却迥异。李大卫在要求小说界的风格“革命”时，谈到了针对小说内部与外部问题的态度：“其实我们面临的很多困难实际上来源于外部”，“对此我们无能为力”，“然而我们仍然可以在有限的文化空间里发出自己的声音”。w韩东等“断裂”问卷的发起者强调个人经验的绝对性与覆盖性，同时将写作与生活方式等同起来，发起一次与中国当代文学传统、与现存的文学秩序“断裂”的“文学行动”，其态度和立场是鲁迅式的决绝；“浪·潮文学社”注意到日常生活“小叙事”逐渐成为当下的流行叙事，提出“私人写作”的类同性、“个人写作”的时代性、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等问题，整体对话呈现出李冯口中的“中庸”面貌，也因此更好地勾连起了文学时间历程中的过去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