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艺人闲话与钥匙孔里的智慧

《巴黎评论》不久将出一期介绍中国文学的专号。何时问世，尚不得而知，因为主编人乔治·普林姆顿出外度假去了。

——董鼎山，一九八二年四月十日于纽约a

最近，余华成为美国文学季刊《巴黎评论》 （The Paris Review）“作家访谈”（“Interviews”）栏目史上第一位中国籍受访作家。访谈刊发于2023年冬季刊，收入“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Fiction”）系列261号，意味着余华是该系列第261位受访者。b面对采访者白睿文（Michael Berry， 1974-）的提问，谈及“讲故事的开端”，余华主动回忆起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外国文学译介刊物的复兴：“我订了两本很好的刊物，北京的《世界文学》和上海的《外国文艺》，通过这两本杂志，我发现了很多作家。”c访谈中，余华不忘念及“好刊物”对自己的影响。而《巴黎评论》就是这样一本同样具有世界视野的文学刊物，一本“作家们也读的杂志”（The Magazine Writers Read）。

一

1953年春天，《巴黎评论》由一群美国大学生在巴黎左岸蒙帕纳斯创刊。战后的欧洲是“小杂志”的黄金时代，除了《巴黎评论》之外，新兴文学刊物还有罗马的《暗店》 （Botteghe Oscure， 1948-1960），和同样以巴黎为基地的《梅林》 （Merlin， 1952-1954）。可以想见，对于当时的文艺青年，文学之都巴黎具有独一无二的战略意义，它是促进美国和欧洲之间文化交流的天然总部，又兼有老欧洲微妙复杂的历史光泽。左岸不仅是存在主义者萨特和波伏瓦的左岸，也是上一代美国侨民菲茨杰拉德和塞尔达的文学社交场。即便巴黎的1950年代算不上最好的文学年代，年轻的美国侨民们依然追寻第一代文学移民的踪影，探寻海明威和斯坦因们的足迹。但与“迷惘的一代”不同，战后新生代认为祖国无往不胜，他们志得意满，既是纨绔的“垮掉的一代”，也格外自在自由。盖伊·特立斯曾生动地为这一小群年轻侨民描摹群像：

他们不是悲情青年，也不迷惘；大多家境富裕，毕业于哈佛或耶鲁，但他们乐此不疲地假扮穷人，和讨债者躲藏，大概因为这样看起来有挑战性，使他们有别于他们所鄙视的美国游客，又能与鄙视他们的法国人玩闹。d

包括乔治·普林普顿（George Plimpton， 1927-2003），彼得·马修森（Peter Matthiessen， 1927-2014），威廉·斯泰隆（William Styron， 1925-2006）在内的几位《巴黎评论》创始人，在路边咖啡馆和酒吧间，完成了大多数令人抓耳挠腮的编辑工作。这群人所到之处，必然烟雾迷漫，能在浓雾中伸手划下自己的名字。按斯泰隆回忆，在某个士气低落、争吵不休的日子，普林普顿的两瓶绿色苦艾酒，让大家有了决定性的突破，大致确定了杂志到底要办成什么样。e创刊这一年的冬天，《等待戈多》在巴黎上演。来年春天，《巴黎评论》便节选刊登了《莫洛伊》，这是贝克特的小说创作第一次在英语世界登场。f

拨开怀旧的迷雾，并非所有同时代的“小杂志”，都有《巴黎评论》这样的特权和好运。同样刊登贝克特的先锋评论季刊《梅林》，因经费紧张，出版七期后即停刊g；《暗店》同时使用三种语言（意大利语、法语和英语），经费充足，但也没有逃脱短命的厄运。只有《巴黎评论》顺水行舟，和战后的消费热潮同步发展，不仅成功站稳脚跟，并且在“美国青年办欧洲杂志”的传统中，成为承上启下、不可或缺的一环。《巴黎评论》创刊二十六年前，美国人乔纳斯夫妇（Maria and Eugène Jolas）在巴黎创办实验月刊《过渡》 （Transition， 1927-1938），发表重要的“文字革命——巴黎小组宣言”，该刊成为最早刊登《芬尼根的守灵夜》的出版物h；而《巴黎评论》创刊二十六年后，在剑桥念书的美国博士生比尔·布福德（Bill Buford）以“新写作”为最初主旨，复兴了剑桥校刊《格兰塔》 （Granta， 1979-），开创了另一本针对青年写作，并同样具有跨大西洋视野的文化刊物。从《过渡》到《巴黎评论》，再到《格兰塔》，三代美国人在欧洲创办“小杂志”的成功历史，凸显着某种特殊又一以贯之的亲缘关系。

1956年，《巴黎评论》编辑部搬去纽约，热闹的文学沙龙也转移到了主编普林普顿的河岸公寓。伴随蔚然兴起的性解放潮流，就在《巴黎评论》问世的同一年，《花花公子》 （Playboy）在芝加哥创刊，全彩裸体的玛丽莲·梦露进入了公众生活。同时，更为重要，更为漫长，也更为艰难的风暴正暗流涌动，争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权运动，即将遍及全美。这场运动不仅仅是非裔美国人对于权利和自由的争取，也是反主流文化的社会变革与思潮。对于初入文坛的写作者来说，他们要求的是平等的写作权利和公平的发表机会。

英文期刊的复兴为战后的新一代青年作者，为那些梦想成为作家或初学写作的人，提供了宝贵的出路。斯泰隆在“创刊号”中，执笔《给编辑的信》，表示这本名为“评论”的刊物，将反其道而行之，鼓励原创，不刊登评论：

我想如果我们没有斧头要磨，没有鼓要敲，那是因为在我们看来——至少在目前看来——斧已磨好，鼓已敲响。这种态度并不一定会使我们——就像一些“老男孩”称我们为“沉默的一代”或“惶恐的一代”——满足于瘫痪、而不做抵抗地躺平。现在的问题与其说是抗议，不如说是等待；也许，如果一定要把我们归类的话，我们可以被称为“等待的一代”——感受、写作、观察、等待、等待、再等待的一群人。然后继续写作。我认为《巴黎评论》应该欢迎这些人的加入——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诗人，不敲鼓，也不磨斧的人。只要他们好。i

对于暂时只需要考虑梦想的年轻杂志人来说，“好”是预想中的唯一标准。作为一本炙手可热的新刊物，《巴黎评论》确实成为还未崭露头角的作者们的合适展台。这里有还未出版《在路上》的凯鲁亚克，有尚未写作《米格尔街》的V. S.奈保尔，也有过去曾被不断退稿的菲利普·罗斯。j罗斯和普林普顿结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普利普顿去世后，罗斯在“祖克曼系列”最后一部小说《退场的鬼魂》中，插入了对老友生前的大段回忆。k小说中的1950年代末，年轻作家祖克曼闯荡纽约文坛，结交“巴黎评论”圈的精英，见识了他原本以为只有在亨利·詹姆斯或伊迪丝·华顿小说中才有的名流社交场。祖克曼的经历显然很大一部分是罗斯自己的经历，在普林普顿的派对里，他几乎遇见了生活在纽约的所有作家。

普林普顿26岁即成为《巴黎评论》的主编，直到去世的五十年间，他从未离开过这一岗位。同城的《纽约客》杂志，不间断地记录下《巴黎评论》半个世纪以来聚会与沙龙的大小轶事：他们一年一次的刊物派对，坐哈德逊河的游船观看绚烂的烟火表演；身穿“4200针手工丝线缝制”礼服的普林普顿，为英国奢侈品牌登喜路（Dunhill）拍摄的整版广告l；安迪·沃霍尔如何在普林普顿的公寓墙上画了一头牛，这幅偶得的涂鸦又如何被不可思议地抹掉；来自北越的作家代表团，如何坐在普林普顿时髦而充满装置艺术的客厅里，一边诉说苦难，一边描绘自己写作中来自美国文学巨人们（惠特曼、海明威、斯坦贝克）的影响m；还有那些试图打入“巴黎评论”圈的天真而莽撞的年轻文学生，那些模仿“编辑按”不断重拟的“撰稿人说明”。n

形形色色来自旁人的观察和叙述，似乎都在强调《巴黎评论》松弛有趣的杂志个性。或许，圈内人的毫不费劲、自由自在，在圈外人看来，已然是封闭的文艺势力的体现。《巴黎评论》早已不再是路边咖啡店里匆忙制作的小杂志。创刊初期，杂志的单本售价是75美分或200旧法郎（同时期大多数图书的单价在三到五美金）。如今，杂志单本售价高达22美金或14.99英镑，刊物中的首要广告合作者是奢侈品牌爱马仕。曾有新锐批评家向《卫报》发牢骚，抱怨“文学现场”越来越阶级固化，任人唯亲：“谁也不敢说《巴黎评论》无聊透顶（Boring as Fuck），万一《巴黎评论》正要给他们打电话呢。”o《卫报》报道当天，《巴黎评论》编辑部即在官网公告如下：

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新订阅者可以使用折扣代码“无聊透顶”（“BORINGASFUCK”），在一年内享受10%的折扣。现在就订阅，享受最精彩的无聊小说、无聊诗歌、无聊访谈和无聊艺术。p

当然，仅仅依靠前主编的传奇人生、顽童般的杂志性格，或敏锐的营销直觉，无法成就《巴黎评论》日积月累难以撼动的文学地位。今天，固然可以毫不犹豫地总结，是“作家访谈”成就了《巴黎评论》，它是刊物中最让人期待的栏目，也是大名鼎鼎的金字招牌。但在1950年代初，选用对作者本人的访谈，取代传统的作家作品论，完全可能是一招险棋。在此之前，同为“评论”季刊的严肃文学刊物，无论《党派评论》 （Partisan Review， 1934-2003）、《肯庸评论》 （The Kenyon Review， 1939-），还是《哈德逊评论》 （The Hudson Review， 1948-），都一心专注批评或原创，从未想过要开设一个受众更广的“访谈栏目”。

1952年，普林普顿还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研究生，他大胆邀请国王学院的荣誉院士E. M.福斯特，作为创刊号中的第一位受访作者。这一篇访谈，奠定了日后引言的基础格式：介绍作家、采访场景、采访者、采访时间，并几乎总附有一页作家的手稿（比如余华提供了《活着》的第一页，誊写在《烟雨楼》编辑部500字一页的稿纸上）。有些作家的手稿中，有素描、插画、地图，甚至和写作进程有关的日历，更多作家提供的是有手写修改痕迹的打印稿。引言格式之外，在与福斯特合作的过程中，编辑部摸索出“访谈”栏目更重要的方法和思路。首先，福斯特希望能够提前对问题有所准备，方便他深思熟虑之后，有条不紊地回答。其次，访谈的主题关乎写作事业与作品本身，而非作家的私生活。另外，即便访问者无礼地将问题聚焦在福斯特未能完成的小说中，作家也要坦诚面对写作中未解的难题和困惑。q访谈的篇幅并不冗长，却为之后的系列提供了相当不错的样本。

二

普林普顿几乎立刻体会到了“访谈”的好处，能够让名作家登上刊物封面，却不需要为他们的“作品”支付高昂的稿费。而对于作家来说，在没有巡回售书，没有过多电视或广播采访的1950年代，“作家访谈”让他们可以不用亲自动笔，就能聊聊新书，谈谈过去，甚至发牢骚，算旧账。彼时，“访谈”在内容、表述方式，甚至采访人的选择上，都有巨大的弹性空间。谁也想象不到，福克纳的采访者，会是比他年轻37岁的情人吉恩·斯泰因（Jean Stein， 1934-2017）。后者在索邦大学学习时，与福克纳开始了一段恋情。1956年初，吉恩的采访稿登上《巴黎评论》，这是福克纳一生中最直接、露骨且无所保留的采访：

采访者：那对一位作家来说什么是最佳环境？

福克纳：……如果你问我，我有过的最好的工作机会就是在妓院当房东。

采访者：您提到了经济自由。作家需要它吗？

福克纳：作家不需要经济自由……成功是女性化的，就像一个女人，如果你在她面前退缩，她会凌驾于你之上。所以，对待她的方式就是让她看你的手背。这样，没准她会爬着过来。r

回顾“作家访谈”栏目的早年历史，会不断遭遇诸如此类的“惊吓”时刻。有时是伟大作家与年轻情人间、让听者脊背发凉的私密对话；有时又是扮演弟子角色，刚刚毕业的文学生，对所要访问的文学大亨噤若寒蝉；那些无法切中要害的稀疏闲谈，问题与问题间的生硬联结，当然，更可怕的，还是作家们轻蔑的敷衍。“惜时如金”的伊利亚·爱伦堡，只允诺在短暂的会面中，回答四到五个问题，采访者不得不添加大段对于莫斯科的城市观察，罗列爱伦堡的名画收藏，才堆集出比采访正文长得多的引言，以此勉强凑足版面。s还有，刊物史中那篇常常被认为是头号重要的对于海明威的访谈，其中教训与谈人普林普顿的部分，霸道至极，令人不忍卒读：

海明威：你去看赛马吗？

采访者：是的，偶尔看。

海明威：那你读过马经……那才是真正的虚构艺术。

海明威：我下次为自由受伤时再聊吧，你同意吗？……谈话的乐趣在于探索，但很多话和不负责任的东西不该写出来。一旦写出来，你就得担着。

海明威：……这是最无聊的老生常谈，我感到抱歉，但是，你要是问别人陈旧而扯淡的问题，就会得到陈旧而扯淡的回答。

海明威：越好的作家，越不谈论自己写的东西。乔伊斯是一个很伟大的作家，他只跟混蛋解释自己干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