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响”就好像是喧闹中的沉默

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优秀文学作品推广传播平台和相互推介机制日益完善。《繁花》以沪语方言写成，翻译难度极大，自2013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后，很长一段时间都难觅外语译本。据悉，第一本法译本《繁花》将于2024年10月由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出版，本刊编辑部采访了法文版的两位译者a，深入追踪《繁花》法译本的诞生缘起、翻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所形成的经验与方法，以期为中国当代文学经典进一步“走出去”提供启示。

问题1：两位老师翻译《繁花》法语版的想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繁花》用沪语书写，你们在翻译前会存在一些顾虑吗？

凯瑟琳·夏尔芒（以下简称凯瑟琳）：2019年的某一天，我在一则消息中得知王家卫将要执导一部关于上海的电影，改编自一部沪语小说。我按捺不住好奇心，立即告诉翻译伙伴欣南这一消息。随后，我们决定合作翻译这部小说，即《繁花》。在仔细考虑了几家可靠且实力雄厚的出版社之后，我们认为伽利玛出版社及其外国文学编辑团队是该书的最佳出版方。幸运的是，伽利玛出版社已经获得了该书的版权。这段出书之旅才得以起步，但注定会充满曲折。

翻译《繁花》并非易事，因为这部小说是用沪语写成的，行文含蓄，话锋机敏，旖旎生姿，充满了市井生活的活力。它无疑彰显了上海现代性的旧情怀，却会给译者带来不小的挑战。于是，我们毛遂自荐，提前与出版社沟通，坦诚地讨论了需要克服的困难，包括如何确保叙事腔调和文体的准确性。这部小说的叙事时间跨度长，横跨了20世纪下半叶，其叙事腔调和文体将人物与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过去与现在的时代交织，这是翻译的关键所在。在了解翻译难度后，伽利玛出版社要求我们提交大约50页的试译，正是这份令人信服的试译帮助我们成功拿下了《繁花》的翻译任务。

邓欣南：我读《繁花》一书大约是2015年左右。当时，满纸熟悉的吴语对远离故土的我来说，天然就激发出了亲近感。起初我可没有心生翻译此书的念头，因为这本书最大的语言特点在我看来是不可翻译的，属于文学翻译里的黑洞。我对挑战黑洞没有太多信心，这也就是为什么第一次凯瑟琳提出翻译此书时，我会强烈反对。

之后，我才了解到此书法文版在翻译上的一波三折，这反倒激发了我的斗志。我开始思考，中国的文学作品往往因为巨大的语言障碍，而难以进入西方读者的视野。中国文学翻译在法国出版界常常要依赖汉学学者来完成，《繁花》这本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市井口语的当代作品遭遇的翻译困难，是因为它对于学者们来说太遥远了？还是说，汉学学术圈对沪语过于陌生？如果真的止步于此，那《繁花》真是成也沪语，败也沪语了。此时，凯瑟琳给了我一激：你不是说从小听上海话长大的吗？

我俩搭伴做文学翻译到现在已经差不多20年了。我们各自有其它的工作，翻译纯然是出于对语言和文学的热爱，而每搭档一次，我们的契合程度就会更好一些。可能还是因为有多年磨合的打底，才让我终于下了决心。

问题2：在法文版的翻译过程中，你们遇到过什么困难吗？有哪些经验和方法可以分享？

凯瑟琳：2019年9月，我们签署了翻译合同。从那时起，我们就投身到这项漫长的工作中去，它问题重重、陷阱遍布，充满了挑战。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攻坚克难，仿佛置身于一片荆棘丛生的“森林”中，有时需绕道前行，有时毅然斩断一根藤蔓。在必要时，我们来回奔波，甚至不惜熄灭一丛篝火，只为继续向另一个营地前进，即使稍后可能需要掉头折返。我们认真考虑了人名的翻译，努力在法语中传达它们的含义，同时又要在保证接受度和易读性的前提下尽量保留沪语的原汁原味。为了让译文重焕新生，我们选择对大量对话进行分行处理。我们在繁复的人物群像中穿梭，特别是在处理多人聊天时，我们绞尽脑汁，既要让读者明白是谁在说话，又要避免使用“某某说”“某某回答”，以防让文本显得冗长。为此，我们为每个角色安排了特定的说话口吻（例如人物在表达否定时，是否使用完整句式）、口头禅（梅瑞在谈到国际贸易时总是使用一些英语小词，而这些词在原文中并不存在）和语级（沪生的军事人民革命用语或小毛的俚语）。这不仅能帮助读者在没有人名提示的情况下区分人物话语，更是一种用口语表征人物的方式。鉴于在翻译中无法让沪语和普通话形成字面上的对照，我们必须运用一系列巧思，将普通话与方言的对立关系转移到法语中。

此外，插图也能助我们一臂之力，因为文本需要借助大量的研究来重现那个时代的物件、场所、关于时尚风俗的信息（包括建筑等），以及人们的职业和活动等。

邓欣南：当我们争取到了此书的翻译之后，我可以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当时我俩几次碰头讨论翻译文字的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大部头作品如果开局没能掌握好调性，后面再调整就会很困难。

首先，我们把法文版《繁花》的语言风格定为口语。这样书中人物你来我往的对话读下来，读者可以在脑海里上演一幕幕的话剧。我们没有选择法国某地的方言，因为近两百年来法语的统一性相当高，地方方言极少成规模地进入文学，也没有那么多受众，更不要说找到地理文化地位与沪语相当的法国方言了。另外，法语有一个特性，就是书面语和口语差距非常大，法语文学很少完全用口语进行创作，而以对话为主体形式的创作，通常是剧本。偏偏，《繁花》并不是剧本，不加引号的直接引语糅合在陈述当中，就好像有一个无所不知的说书人在讲故事，而故事中人还在讲故事。这让我想起我们小时候都念叨过的那个顺口溜：“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在讲故事——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环环套环环，层层叠叠的碎碎念。那么我们就打算抓住这个特色，让法文版的《繁花》也咭咭呱呱地“响”起来，让《繁花》里众多人物可以脱口而出地说法语。

接下来迎面遇到的是阅读流畅度的问题。如果我们完全保留不加分行的对话，法语读者能跟得上吗？干脆拿我超爱读书的先生来做个测试：把我们翻译的第一稿不加分段的对话交给他读，不过数页他就如堕雾里云中，而不得不倒回去重梳头绪。我于是想，中文读者为什么没有这个困难呢？难道是因为过去的中文文本就是不断句读的？可是我先生作为汉学学者，读起没有标点的文言也没有出现这个障碍啊。来不及深究，毕竟我们紧急要面对的是法文对话必须分行的事实。否则，为了保存汉语书写的一个风格而牺牲掉广大法语读者的阅读流畅度，对于翻译文学来说，风险实在太大了。

文字的推敲自然是不必说了，尤其是两种语言交集之外的部分，用一个精确度高的语言去翻译一个精确度低且还要遮遮掩掩的语言，不是件容易的事。原书中有一段是葛老师讲述苏联红军的军妓因为传染疾病，被列宁下令枪决，列宁的命令译成汉语的时候，“妓女”被中译者隐讳地译为“卖身投靠者”。可到了我俩这里，“卖身投靠者”就成了麻烦，因为法语是分阴阳性的，这也决定了它是世界上最为精确的语言之一。如果我们使用阴性的名词“卖身者”，那么它看起来就相当于“妓女”一词，体现不出遮遮掩掩的良苦用心；可是如果用阳性名词，那么给法语读者的印象是那位译者的翻译出了差错，同样也够不到那个“捣糨糊”的境界。当然问题最后是得到了解决，这就是两个人工作的好处，遇到苦恼还有个商量，即便争吵都算是幸运的，不像绝大多数的文字工作者，完全是孤独地面壁。

正巧这段时间金宇澄老师也通过微信加入了我们的再创作小组，他也赞成我们关于流畅口语的选择。万事开头难，磨合多稿后调性定下，再往后就顺利多了。

问题3：金宇澄老师也参与了《繁花》法语版的翻译工作吗？他提供了哪些具体的帮助？

凯瑟琳：我们在中文方面得到了他极大的帮助，因为金宇澄对我们的工作十分上心，而欣南也成功与他建立了信任友好的交流关系。

邓欣南：金老师在我的微信上，时时会来“检查作业”。原先我们做翻译，很少如此频繁地与作者互动。通常要积攒到一堆难题，再集中起来同作者沟通。不过金老师比较例外，他很积极地加入到翻译再创作中，回答问题不厌其烦，还会主动问我有没有疑问。所以渐渐地，我也习惯了直接在微信上联系他求教，毕竟《繁花》这部书的内容非常庞杂丰富，并不是所有信息都可以通过传统路径查阅得到。

有时候我们的对话外人看起来非常无厘头。比如书中有许多耍宝的段落，各种军舰、各色面料、各样古董等等。有一处提到派克大衣，我怀疑是粗呢duffle coat，而不是读音相近的parka外套，所以从网上截了两款衣服的照片让金老师辨认。他看了之后说，当时根本是巷口小裁缝做的，用了个名字而已，款式其实不堪回首。提问的时候我还有点紧张，看到他的回答不由破防。

还有一次，我们正在翻译樊师傅在车间做私活，如何车出一个裸女酒瓶起子那段，偏巧我不日在巴黎逛街，看到森山大道的摄影展，也有张裸女酒瓶起子的特写，摄影师还印得很大幅。那应该叫共情吧，感觉他跟金老师曾一道细细观摩过樊师傅的手艺。我就用手机拍下来给金老师看。这样的交流贯穿了整本书的翻译过程，细细碎碎的。

我们经历过的沟沟坎坎，金老师从远处也应该看到了不少。

问题4：我注意到，《繁花》的翻译刚好处于疫情期间，这对你们的工作和生活有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凯瑟琳：翻译工作需要思考和创造力，这既令人头疼又令人兴奋。我们在法国当地和全球范围内的特殊环境中积极推进这项工作：首先是交通罢工，出行只能依靠欣南骑车；然后是疫情和接连不断的封禁，迫使我们远程办公。尽管受到封禁的困扰，我们依然适应了环境并保持了稳定的工作节奏，在家办公、上学、吃饭、健身。翻译工作本就充满挑战，尽管病毒演变会带来种种限制和不测风云，我们也必须保持进度，因为一旦有所松懈，就得花费更多时间来追赶进度。通常情况下，我们每周都定期会面，以便相互之间进行更直接地沟通、长时间地发散思维（另一种助力工作的方式）和共同思考。突然间，我们被剥夺了这种机会。不过，解封后的重逢，让我们比以往更有成效。

邓欣南：我2019年夏季从台北回到巴黎，初秋开始投入了《繁花》翻译的项目。可是很快，巴黎就开始了为期数月的交通大罢工。通常我和凯瑟琳除了各自的案头工作之外，每周至少有两天会一道工作。我们两家有点距离，那几个月我只好风雨无阻地蹬着脚踏车去她那里。她家住在蒙马特高地，去过那里的人就会明白我说的痛苦是什么了。

不过这还不是最麻烦的。2020年初，我就提醒凯瑟琳要储备一些物资，因为我们可能也会面临封城的境地。我们就是在那样惴惴不安的气氛里又工作了几个月，而翻译不过才刚刚开了个头而已。3月中，几天之内气氛大变，巴黎突如其来地封城了。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俩只能远程工作，算着解封的日子安排碰头。封城，解封，再封，再解封，如此多次。应该说，就是《繁花》的翻译伴随我们度过了疫情那两年，人虽被禁足家中，大脑却旅行看《繁花》去了。

凯瑟琳：我记得经过长达数月的翻译工作，来自“森林”外的时间压力逐渐迫近，交稿日期将至，我们的肾上腺素飙升。在“森林”的边缘，我专注于《繁花》的翻译，心无旁骛。为了能全身心投入翻译的收尾工作，我就像一位期望能在小室里静修的修女，向国际文学翻译中心（CITL）b提交了驻地申请，并且成功获得了资助。当我抵达阿尔勒的梵高中心时，已是2020年10月。在那里，我一心只为工作，唯一的消遣便是沿着罗讷河散步，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译者共进晚餐。接着，新一轮封锁的钟声再次敲响，我担心主任会被迫关闭中心，并将我们全部遣返回家！幸运的是，他选择继续开放中心，并为我们签署了居留证明，这意味着我们成了合法的“临时居民”。于是，我得以继续待在我的小房间里，一直工作到最后。

2021年我们见证了一波疫情后的人事调动，加上小说的传阅以及对王家卫拍摄的电影的期待，种种因素都推迟了《繁花》法译本的出版。不过，反复而细致的审校工作已圆满结束，译本最终将在2024年10月问世。

问题5：最近，王家卫拍摄的电视剧《繁花》在中国热播，两位看了吗？对《繁花》的影视化改编，你们有什么看法？有没有对比过书版和剧版？

邓欣南：《繁花》剧集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设置与原版小说差异比较大，就像去同一家本帮菜馆子吃了两顿饭，每次点的菜虽然不同，味道还是本帮菜。

我一开始对剧集里的对话强度还有点不习惯，感觉很嘈杂，跟书里处处可见的“不响”反差很大。其实《繁花》小说虽然写在纸上，但是声音并不缺席，特别是书中有一段描述市井人家的各种声响，甚至还提到把猪肺挂在水龙头上拍打的声音。凯瑟琳尝试发明各种象声词让译文的行文更有律动，问我泡水猪肺拍起来到底声音是怎样的，我竟然一时语塞。而书中的“不响”就好像是喧闹中的沉默，五彩中的空白，反而显得格外醒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