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谢幕”：“晚期张爱玲”与《儒林外史》

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受到中国古典小说的滋养，这是公认的事实。《红楼梦》与《金瓶梅》二书对于张爱玲而言“是一切的泉源”a，意义不言而喻。在20世纪40年代，时人已发现张爱玲的小说与《红楼梦》“在句法上很有一些类似的地方”b，创作“始终不能自拔于《红楼梦》型窠臼之外”c。张爱玲亦从《金瓶梅》小说情节中“夺胎换骨”，塑造出经典形象：白流苏“善于低头”的小动作源自“绣像本”中潘金莲初会西门庆时“妖情欲绝”的“三次低头”d；曹七巧对待亲哥嫂的“冷热交织”，同潘金莲对待母亲潘姥姥的态度亦形成参差对照。这两部小说作为张爱玲“一切的泉源”，绝非作者自谦的客套话。

张爱玲也同时为《海上花列传》这一类艺术造诣稍逊“金红”的作品打抱不平，认为惨遭看官“三弃”的《海上花列传》“应当是一部世界名著”e，对这部书的文学史际遇深感不满。从《海上花列传》中，张爱玲自认发展出了一套美学守则：“‘平淡而近自然’一直是我的一个标准。”f在散文创作中，张爱玲也不断提及她对《醒世姻缘传》 《官场现形记》 《孽海花》等并非“一线”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基本看法，显示出她与这些作品相当紧密的文学受容关系。

而张爱玲与另一部古典小说经典之作《儒林外史》之间的文学关系的展现，却更多集中在“晚期张爱玲”时期。这种“晚生性”的文学因缘相当特别。在《谈看书》 （1974）中张爱玲稍稍提及了这部小说，未及展开；《谈吃与画饼充饥》 （1980）中着实讨论起书中故事，侧重讲书中美食，却不慎将情节记错：“‘从前相府老太太看儒林外史，就看个吃。’……儒林外史我多年没看见，除了救了匡超人一命的一碗绿豆汤，只记得每桌饭的菜单都很平实”g，其实在《儒林外史》中这碗绿豆汤救的乃是牛浦郎，而非匡超人。在晚期研究《红楼梦》的专著《红楼梦魇》 （1977）以及国语翻译《海上花列传》的“译后记”（1982）中，张爱玲更进一步地集中讨论了她理解中的《儒林外史》的文学价值：“清末民初的骂世小说还是继承红楼梦之前的《儒林外史》”h；“……就只有《三国演义》 《西游记》 《儒林外史》是完整普及的。三本书倒有两本是历史神话传说，缺少格雷亨·葛林（Greene）所谓‘通常的人生的回声’。”i这些观点，承自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以及胡适《〈海上花列传〉序》中对于《儒林外史》的基本看法，借助西方文学的比较观点翻出新意，显示出张爱玲在文学理念上对《儒林外史》的创造性接受。这种创造性的文学接受在“晚期张爱玲”创作端的落实，颇引人注目。她与知己宋淇、邝文美夫妇的通信，为读者揭示出张爱玲创作生涯的小小一角，通信为读者呈现出不少“晚期张爱玲”的阅读体验和写作计划，在这些文字中，《儒林外史》对张爱玲的具象化文学影响，方才渐渐浮出水面。

一、经验的激活：“真是《儒林外史》外一章”

“晚期张爱玲”中的“晚期”，从阶段性来看应特指“1972年她移居洛杉矶到去世为止，即从52岁到76岁的20多年间”j；“晚期风格”亦袭用自萨义德论述“大师式晚期风格”时的研判，推重艺术家“不按理出牌，未能使形式更臻至纯粹与完美，却显出松弛、随意、破碎的症状”k。细考此阶段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可以发现“晚期张爱玲”的自我放松：散文《谈看书》 （1974）是“漫谈式的散文，不像小说比较有纪律，有个靠傍”l；长篇小说《小团圆》 （1975）在寄送宋氏夫妇阅读之前便声明“这篇小说时间上跳来跳去，你们看了一定头昏”m；《对照记》 （1993）的创作由来，不过“出全集可以登个‘回顾展’，从四岁起，加上notes，藉此保存，不然迟早全没了”n。这些晚期创作，显然与读者所熟悉的、以1940年代创作为代表的张爱玲早期作品迥乎不同。从“熟极而流”的美学风格跨越到略显生新、刻意营造“不如解散得好”的松弛感，与其径直研判“晚期张爱玲”创作力下降故而无法维持既有文学水准，不如说张爱玲晚期创作的确充满了一种针对前期的反叛性。

陈建华指出，张爱玲晚期风格的主要动向表现为“不再继续她的英文创作，而进行一种‘含蓄的中国写实小说传统’的自我建构议程，一方面阐述《红楼梦》与《海上花》的现代价值，从美学上探索与总结它们的‘含蓄’风格，藉以丰富自己的创作，另一方面通过考证与翻译来确定它们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也旨在纠正与提高公众的文学欣赏水平”o。“晚期张爱玲”如果真的在风格上发展出了一种特殊的成熟性，显现出如萨义德所言“独特的感知特质和形式”p，则“回到中文”应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表征：回到“中文”指张爱玲在文学语言上放弃英文、折返中文，而“回到”中文则隐含了她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再回归与创造性转化——“含蓄的中国写实小说传统的自我建构”。“《红楼梦》与《海上花》的现代价值”的持续阐释当然是“晚期张爱玲”风格建构的重要举措，但也应注意到作家对于《红楼梦》 《海上花》的营养汲取是自幼及壮、绵延至晚期的持续过程。相较之下，“晚期张爱玲”集中地谈论、靠拢《儒林外史》这部在她青年时代并不常提及的作品，尤其显示出这种“自我建构”的目的意图。而引发她对《儒林外史》热情的因由，则来自台湾作家陈若曦此时发表的一篇颇具争议性的小说《城里城外》。

陈若曦在台湾大学念书的时候，曾与张爱玲打过交道。那是1961年10月，张爱玲在台湾居停一周，目的主要是为写作蒐集素材：“想写张学良故事，而他最后是在台。”“想到台中或台南近土人的村镇住两星期，看看土人与小城生活。（我有个模糊的念头土人与故事结局有关。）”q因此，根据这个计划，张爱玲访问了台北街道、寺庙，参加了花莲地区原住民丰年祭，陈若曦参与这次陪同，并留下相当翔实的文字记录：“须臾，张爱玲来了，果然身材干扁细长像根竹子……应是不惑之年的张爱玲，杏眼白肤，笑容羞涩，神情活像个小女孩。显然一向以素颜面世，直发剪短了拢到脑后，配上一身素净的旗袍，很像民国初年的女学生”；“除了瘦，说话少而慢是第二特点。奇怪她小说里描绘众生相时，总是栩栩如生，气氛可以十分热闹；现实生活，她一次仅能和一个人说话，对方还须全神贯注才能抓到她一句完整的叙述。光是应付左右邻居的谈话，她几乎花光了一顿饭的时间；吃得很少，难怪那么消瘦。”r如果陈若曦的记忆无误，则她在张爱玲访台期间为张爱玲联系入住王祯和家，与张爱玲一起上街购物，在花莲王家跟张爱玲同住一室、全程陪同，因此能对作家张爱玲有相当细致贴身的观察：

张对她感兴趣的东西会观察细微，譬如房间的窗子有雕花的木头框，她频频以手摸索，还仔细观看，一双近视眼镜快撞上木框了。

她也是大而化之的女人，不拘小节。嫌天热，出门都穿凉鞋，结果磨破了一只脚，她就套上厚厚的毛袜来保护，另一只仍是光脚，照样大街小巷地逛去。

过两天，麦处长来花莲，带我们参加阿美族的丰年祭，被邀坐在主席台上。歌舞进行一半时，张爱玲可能想要贴近舞者，竟离开座位，独自坐到台前的草地上。她就这么坐着欣赏歌舞，直到散场都是一副专注又怡然自得的神情。s

陈若曦台湾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1966年携夫婿一起进入中国大陆，对“文化大革命”有切身体验，后于1973年离开大陆，创作了一系列反映“文革”的小说，引发巨大关注。宋淇可能并不知道陈若曦与张爱玲的这段因缘际会，他注意到陈若曦适时的“走红”，以她作为例子鼓励张爱玲继续创作：“最近台湾红了一个女作家：陈若曦，回国学人，在国内住了七年，乘文化大革命时，混乱中走了出来，现在大写其短篇，颇有真实感。可是第一个写的人还是你，所以讲起你来仍是振振有辞。我想一个作家总免不了有曲折起伏，但像你那样有‘第二春’还不多见，我们真希望好好利用这机会替你squeeze到每一分钱possible（尽可能榨取到每一分钱），同时你写熟了手，可以继续写下去，借此机会振作起来。”t

因这一层关系，当宋淇在信中提及陈若曦时，张爱玲便不能不加以留意。宋淇是张爱玲在文学上的知己，为张爱玲提供了许多中肯的创作意见。此番提及陈若曦，宋淇显然是将陈若曦视为张爱玲离开大陆后书写大陆题材的后继者。陈若曦书写中国大陆题材的小说取得成功，在宋淇的理解中，这应该是张爱玲在创作上可以考虑折返的方向。张爱玲对这一建议并不十分热衷，“决定不再浪费时间在与我性情不合的宣传文艺上，结果一定一无所得”u；“一直认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v。但她亦同意宋淇对陈若曦创作风格的研判，“在《中国时报》上看到她的小说，材料真好，写得也有真实感”w。此后在张爱玲与宋氏夫妇的往来书信中，也多次提到陈若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张爱玲在读完陈若曦短篇小说《城里城外》所给出的评价：

……《红楼梦学刊》 《八方》也终于寄到了……陈若曦则可以说成反文革、反四人帮——她崇拜周恩来，信社会主义——周策纵他们像从前奔走于两个军阀之间的师爷。……《城里城外》我想大部分是根据事实，真是《儒林外史》外一章。（1980年2月9日）x

陈若曦的小说《城里城外》正是发表在1979年9月号的《八方》上，因此为张爱玲所留意。更何况，这部作品在发表后就成为当时文学界热议的焦点。小说以中美建交以后第一次组团访问美国的中国学者代表团，到加州某大学做离美前最后一次访问为主要故事情节。美国大学这边由华裔历史系教授尤义及其太太施文惠来负责接待，代表团一行七人，尤义先行把代表团中的翻译和记者驱开，留下四位学者和领队侯立。领队侯立“抗日战争时期做过地下工作”，满口“社论体”，张嘴便有“杀伐之气”，在访问中备受美方冷落；与之相对，四位访美学者则受到热捧，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两位“大咖”：一位是社会学家毕文甫，“他那套功能派学说虽然已经落伍了，但他在云南考察瑶族时，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y；另一位是文学家秦徵，“显得出奇的年轻，似乎刚步入五十，体健神旺。他最得人缘，操着江浙腔的普通话侃侃而谈”z，在参观大学图书馆时，“秦老看到自己的书，本本精装，而且书名烫金，十分开心。齐文拿出《围城》，封里两张借书记录单盖满了日期。听说它一直是热门小说，秦老直嚷这是年轻时代的游戏之作，不值一提云云。谦虚归谦虚，神色还是颇自得的”@7。小说中写在家庭聚会中，女主人为让专家们更自在，以便双方语无顾忌地交流，有意将领队官员侯立引开，剩下一群人聚在客厅，场景陡转，气氛丕变：

她去厨房把水壶插上电，涮了茶壶，重新沏了一壶冻顶乌龙。端了杯盘上客厅时，发现话题和气氛全变了。主客都聚拢到沙发这边，围着两个老人，众星拱月地坐在地毯上。她见个个脸色顶真，不像在闲聊，倒像在开会。@8

果然，“抗日时代的老干部”一离开，剩下的代表团成员立刻抓住机会大谈刚刚不便直言的话题，原来每个专家都在想怎么才能把子女后代送到美国来。秦老求助尤义，“女儿去年到英国去了，现在两个侄子也想出来见见世面。我想让他们到美国来，你看有什么路子可走？”毕老“想把几个孙子弄出来，就是担心孩子考不过托福”；负责招待的主人为客人大出主意，允诺帮忙，宾主尽欢。女主人文惠不禁感慨：“说中国怎么好，没想到里面的人全打破了头要出来……”@9这个话题到领队侯立返回客厅即自行结束，显然是个禁忌话题。在离别时分，小说迎来最高潮。领队侯立将专家先送上车，折返感谢女主人的款待，热情握手告别之际，竟出人意料地偷偷塞给施文惠一团纸，使得文惠惊愕不已。夫妻关门展读这张字条，发现老干部也“不落人后”：“我的儿子想来美国念书，希望你们帮忙。”

小说因“过度写实”，发表后不怪有读者“按图索骥”，亦有当事人自行“对号入座”。宋淇在1979年8月给张爱玲的信件中便提及小说的本事所在：“钱锺书此次先去意大利开汉学会议，回国后，然后再随社会科学院一批人来美。这一次本来是以费晓[孝]通为主力，谁知费为人类学家大师Malinowski[马凌诺斯基]得意门生，三十年来对世界上社会科学潮流一无所知，身体虚胖，英语说得也不大行，大家对他大失所望。相形之下，钱抢尽镜头……大家对他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0《城里城外》中“那套功能学派”已落伍的毕老，以及“一口牛津腔把美国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大出风头的秦老，其小说人物与原型之间已非“影射”，真可谓“贴身摹写”了。当事人钱锺书对这篇小说一笑置之，“陈女士当时也在场，冷眼冷笑于傍，弟于其人毫无印象，可谓‘不识泰山’，《城里城外》去年7月中由‘八方’寄示，读之嘻叹，于弟虽加卡通式描绘，尚属笔下留情也”#1。但在当时，小说被认为刻意丑化大陆赴美交流的知识分子而引发争议。在结集出版时，陈若曦赶紧出来“灭火”，写作《〈城里城外〉的纠纷》一文，感慨“一向反对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我，竟不知不觉中身体力行起来”；“我从来不曾讽刺过人。某回偶然对某人有所听闻，回家心血来潮，带着姑且幽默他一下的冲动写了《城里城外》。想是篇名取错了，竟弄得阴错阳差，甚至张冠李戴。文章发表以来，褒贬随之，误会尤其不断”。#2舆论场对这篇小说的讨论，围绕“夸大”和“丑化”的写作伦理，拓展到政治意涵的解读，以致当事人跳出来认领角色，让陈若曦尤其不满，“他们攻击得最凶的地方往往是最具真实性的所在”；“我还没碰到一个塑造人物比我在《城里城外》中更失败的。不但张冠李戴，同一个角色竟有性趣大相径庭的人抢着认同”。#3连葛浩文在评论这篇小说时，也幽默地表示“作者所述的事情我也亲眼看过，所描写的人物我也认识不少（里头大概没有我的影子吧）”#4。评论界对这篇小说的分析视阈从政治意涵到人身讽刺，偏偏不把《城里城外》仅仅当一部小说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