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西小说的创造性重复及其差异逻辑

东西是一位酷爱重复叙事的小说家，在他的作品系列中可以发现诸多类型的重复，小到语词、修辞、意象与细节，大到形象谱系、典型场景与事件、篇章结构以及主题内涵等。“无论什么样的读者，他们对小说那样的大部头作品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得通过这一途径来实现：识别作品中那些重复出现的现象，并进而理解由这些现象衍生的意义。”a对读者来说，识别文本中或文本之间的重复现象，进而探索重复发生作用的方式，有助于揭示创作主体的叙事意图与阐发文本内涵。

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中将重复划分为“空洞的重复”与“创造性的重复”。“空洞的重复”是“完全由本能决定的行为所引发的重复”，这种本能的循环“不会带来任何差异”。创造性重复则强调重复中的差异，“将差异置于同一之上”。b东西对创作惯性一贯持警惕与拒斥态度，努力“去进行创新，而不是自我重复”c。“作者的写作既要珍惜惯性又要提防惯性，我一直提防，每次写作都不想重复自己，同时我努力地用自己的五官以及脊背去感知这个世界，而杜绝使用别人的感受。”d也许，唯有从“创造性重复”的维度才能对东西创造理念层面拒绝重复与创作实践中重视重复的悖论现象加以阐释。“创造性重复”以模仿与再现为表象，其实质是一种具有差异逻辑的相似，强调重复中的质询、变异、更新与再生。

一、创造性重复的类型及其差异逻辑

希利斯·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将小说中出现的重复现象，大体归为微观层面的语词、修辞格、外观、内心情态重复，中观层面的事件和场景重复以及宏观层面的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在主题、动机、人物、事件上的重复。e本文主要讨论东西小说文本之间的创造性重复现象，对其同一部作品内部的重复较少涉及。“文际重复”主要体现为新文本对前文本的继承、延伸、重组与改造，前文本与新文本构成了连贯的叙事序列，体现了创作的系统性与整体性意义。

东西小说的创造性重复首先表现为话语修辞在文本序列中的延续、演变与增殖。自20世纪90年代《耳光响亮》始，东西就将正话反说修辞作为文本意义生成的重要方式。正话反说修辞修改话语背后的道德与伦理内涵，使文本呈现出幽默、反讽与荒诞的叙事效果。《耳光响亮》中刘小奇按摩室的教员要求学员在按摩室必须正话反说，牛红梅需要接受培训，将“不爱”说成“爱”，从而达到消解情感、颠倒价值的目的。据此细节演绎的短篇《反义词大楼》中，漂亮姑娘麦艳民反抗正话反说的语言培训，其实质是拒绝语言颠倒背后的价值错位。《回响》中的正话反说既反映了个体道德的虚伪与责任的缺失，又映射了社会普遍的黑白颠倒与整体的病态机制。《回响》中的正话反说的主旨进一步拓深并被赋予重要的结构意义。嫌疑人的正话反说成为阻碍案件侦破、延宕故事进程的主要因素。如果说在《耳光响亮》和《反义词大楼》中，正话反说还流于局部与浮于表层，那么到了《回响》中，正话反说的巧妙运用成为揭示人物灵魂与谋篇布局不可或缺的力量，获得功能与意义的增值。正话反说在《回响》中作为不经意的暗示手段，成为案件链条中每一个犯罪者为自身脱罪的理由。正话反说修辞在东西的作品序列中呈现出从个体到普遍、从现象到本质、从拼贴到嵌套的演进趋向。

其次，是意象的复现及其意义变奏。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典型而独特的意象结构与系统，构成了弗莱所说的原型。东西热衷于书写千差万别的非常态人物，非常态的身体与疾病意象在东西小说中具有原型意义。在东西的作品序列中，同一身体疾病的反复出现，构成了组合意象群。如腿部的疾病在《慢慢成长》 《跟踪高动》与《篡改的命》中反复出现；《耳光响亮》 《权力》 《篡改的命》中也反复出现受损的子宫与不孕等病症。“个体经历了严重的个人和社会问题，却通过身体这一媒介来解释、表达、体验和应对这些问题。个体的损失、所遭受的不公正、经历的失败、冲突都被转化成关于疼痛和身体障碍的话语，这事实上是一种关于自我以及社会世界的话语和行动的隐喻。”f同一类型疾病在东西不同文本中呈现出的意义变奏，丰富了特定疾病的文化内涵与隐喻功能。

再次，是人物、事件与情节的重复与延伸。东西在不同作品中将相同或类似的人物、事件与情节进行勾连、转接，建构具有标识性的文本世界。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中汪槐与汪长尺所生活的乡村世界，复制与还原了短篇小说《蹲下时看到了什么》中的人物、事件与场景。《蹲下时看到了什么》以隐喻的手法，书写桂西北乡村张五因“敞蹲”受阻，在堵路、改路中与张鲜花、刘白条、汪东等邻居产生冲突，揭示了底层人性的异化。《蹲下时看到了什么》中村民的性格与命运在《篡改的命》中循环重复并进一步延展，彰显了乡村泥沙俱下的道德图景与人性样态，构建了让主人公汪长尺感到无奈与绝望的乡村生活空间。相同人物、事件的文际勾连与延展，建构了具有东西特色的乡土世界人物体系。

东西曾在小说《我和我的机器》中写到阿琴的跳楼自杀情节。如果说《我和我的机器》中的跳楼被赋予了表演的性质，东西侧重从媒体的轰动效应维度对个体为媒体所操控作出揭示；那么到了《篡改的命》中，跳楼的情节设置则从戏剧性的书写转为对个体生存与命运的悲鸣。汪长尺“跳楼讨薪”的轰动效应与自愿跳桥死亡时的杳无声息，跳楼时的胆战心惊与跳桥时的义无反顾，构成对比性重复。《救命》通过麦可可的跳楼自杀，试图探索活着的理由或意义问题。东西在不同作品中巧用跳楼情节，并分别从媒体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等层面分析其不同内涵，同一情节在不同文本的相互关涉中实现意义的多重再生。

最后，是同中有异的主题回旋与翻新。东西小说或隐或显地呈现出一以贯之的孤独、焦虑与荒诞等主题，这种主题的重复、丰富与强化，前人多有论述，然而研究者对东西小说中一以贯之的道德主题及其变异关注不够。东西首部长篇《耳光响亮》关注的是权力与金钱欲望所引发的主体的道德堕落；其后在《后悔录》中，以主人公曾广贤喋喋不休的“如果”式的假设，传达对形形色色道德禁忌的内在恐惧；《篡改的命》中汪家三代人执拗地为了篡改命运而不断挑战道德底线，以人性的幽暗对抗现实的不公；《回响》则试图在道德的废墟中寻觅“疚爱”作为道德救赎的路径。在有着二十余年跨度的四部长篇小说中，东西持续关注道德主题，并呈现出从道德批判到道德困惑、道德犹疑，最终走向道德重建的主题变奏。如果说《后悔录》并未指向时代与人生的反思，也并未付诸道德主体的内在行动；那么《回响》则强调“疚爱”对于伦理重建的价值。《后悔录》中的“后悔”强调外部层面的规约，《回响》中的“疚爱”则强调内在心灵的自省。这种主题的回旋与更新体现了重复中的差异。创造性主题重复是一种同题异构，前后文本的主题演变复活了前文本的意旨，同时赋予新文本以丰富的阐释空间。

上述分析是建立在对不同文本重复类型进行划分的基础上，具体到某一部作品，可以发现上述重复类型往往呈现出交叉混融的状态。“任何一部小说都是重复现象的复合组织，都是重复中的重复，或者是与其它重复形成链形联系的重复的复合组织。”g《回响》可以看作是对以往作品的组合与“回响”，是在对以往作品故事和结构原型进行回溯的基础上重拓意义空间的一次尝试。“小说的精神是延续性。每部作品都是对它之前作品的回应，每部作品都包含着小说以往的一切经验。”h《回响》围绕冉咚咚的婚姻危机与夏冰清凶杀案的侦破，从情爱与悬疑双线层面展开。冉咚咚对丈夫慕达夫出轨与背叛的猜疑与《猜到尽头》中招婷婷对弃文从商的丈夫铁流出轨的怀疑与焦虑如出一辙。这种怀疑与焦虑成为推进小说情节的动力。此外，《回响》通过夏冰清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吴文超的童年创伤与自卑症、易春阳的间歇性精神病，完成对既往小说中精神病症谱系的总结。东西通过对不同人物的精神病症的病理解剖，回应了其一直关注的精神病患主题。结构上，《回响》借单双章交替推进，形成了社会案件线与情感家庭线双线并置的结构。其中以夏冰清的命案串联起徐山川、吴文超、刘青与易春阳之间以金钱为媒介的回环式逻辑，与《美丽金边的衣裳》中以希光兰为中介，串联起身体与金钱的交换链条如出一辙。情感家庭线也采用了《猜到尽头》中从猜疑到反复测试再到伤害升级的结构模式。《回响》中还有诸多细节的重复，如徐山川与夏冰清的婚姻合同与《耳光响亮》中牛红梅与继父金大印的合同如出一辙。《回响》从主题、结构、细节等角度，充分体现了东西小说文本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与融合性。

东西小说从修辞、意象、结构到主题、人物、事件都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重复，同时，在重复基础上实现差异化的意义增殖。有意义的重复一定是建立在差异性的基础上，重复与差异在东西作品中构成一组对位性的矛盾，共同建构了东西小说创造性重复的逻辑体系。

二、创造性重复的心理根源与叙事选择

一般认为，作家反复调用固定创作素材与资源，导致前文本与新文本重复的现象，往往与作家经验的贫乏、学养的不足、思维的固化、创作的功利化以及创造力的停滞不无关联。这是未将空洞的重复与创造性重复加以区分所导致的认知误区。在确认创造性重复类型与体系的基础上，寻求创造性重复的发生机制，是确证创造性重复的价值与意义的重要环节。东西小说的创造性重复大体可以从无意识层面的创伤记忆、原型心理与有意识层面的自觉营构、叙事选择方面寻求依据。

米勒的重复理论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创伤理论具有某种联系性。弗洛依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提出“强迫重复”原则，指人出于本能，“要求重复以前并回归到过去的状态”。i强迫重复是指潜意识中无法驱赶的记忆的反复回归，是对抗遗忘与铭记情感的重要方式。作家特定的知识积累、经验积淀、心理塑造等影响了其早期的写作性格，奠定了其文学底色。知识、经验的原发性与有限性决定了重复的必然性，知识、经验的生长性则决定了重复中的变化。重复叙事某种程度上正是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不同维度对这一文学底色加以丰富、完善与修正。

东西首部长篇小说《耳光响亮》以寻找失踪的父亲为核心，传达了一代人的迷茫，其后的《我们的父亲》 《后悔录》 《篡改的命》 《天空划过一道白线》等作品尽管在题材、主旨与写作手法上发生了改变，却在父亲形象谱系的建构与父子关系的书写方面一以贯之。《耳光响亮》以失忆的父亲作为父亲退场的隐喻，表现寻父的虚妄与无意义。东西在回忆性散文与作家访谈中所呈现的父亲稍显严厉，其与父亲的关系和其与母亲的关系相比，显得有点隔膜与疏离。东西创作中反复出现的父子冲突以及寻找父亲的情节，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其童年记忆与经验的转化。时隔近三十年的作品《天空划过一道白线》同样以父亲的出走与儿子的寻找为核心情节，这里的寻父具有寓言性，表达了无聊的等待、荒诞的逃离与虚妄的寻找主题。早期的童年经验成为可供作家反复挖掘的矿藏，而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情节又印证与强化了这一原型经验与情感印记。除了父亲，姐姐也构成东西小说的一个重要原型。《耳光响亮》中美丽善良却又命运悲惨的姐姐牛红梅是主人公情感的启蒙者，是少年成长的过渡与中介。此外，《你不知道她有多美》中塑造的少年的暗恋对象青葵姐，显然也是东西“对自己童年某个记忆的祭奠”j。

“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但正是因为这些记忆是一种重复，正是因为在我们生活的不同时期，这些记忆依次不断地卷入到非常不同的观念系统当中，所以，记忆已经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形式和外表。”k哈布瓦赫对记忆的再现与再造的阐释某种程度上对应了文学作品中的重复与差异。蒂费纳·萨莫瓦约认为，“文学的写就伴随着对它自己现今和以往的回忆。它摸索并表达这些记忆，通过一系列的复述、追忆和重写将它们记载在文本中，这种工作造就了互文”l。一方面，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意象、细节通过记忆不断被重复；另一方面，由于记忆被卷入不同时期的观念系统，重复的形象、意象、细节等也遭到修饰、删减、重塑与完善。

八腊乡谷里村是东西童年所生活的并在作品中反复书写的地方，这里崇山峻岭、层峦叠嶂。自然环境的封闭、底层的地位、贫苦的生活、孤独的童年、身材的焦虑、没有文化的失语等经历、记忆与体验，在东西作品中叠加式复现。“少年时，我看到过许多不平，受过不少的欺凌。”m东西小说对身体的病痛残缺和精神疾病的反复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其童年屈辱经历的外化。东西作品反复涉及腿部残缺，如《跟踪高动》中高动的假腿、假眼、假牙，《慢慢成长》中马雄小儿麻痹症后的瘸腿，《篡改的命》中汪槐跳楼致残的腿。文学批评家大卫·米切尔认为，文学作品中“目盲或许可以理解为人性对于未来的短视；瘸腿有可能是对社会意识形态缺陷的反映；耳聋则暗示领导人对民众的建议充耳不闻等等”n。东西小说中的瘸腿是对城乡之间、阶层之间不平等的缺陷的隐喻。东西多次在创作谈与作家访谈中提及其受卡夫卡的影响。短篇小说《抒情时代》中“我”自闭、自卑，像一只蜘蛛，与黑夜作伴，这很明显是受到卡夫卡《变形记》中甲虫形象的影响。身体疾病与精神创伤可以看作东西本人创伤经验的“医学化”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