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实、未来与个体生命意义的构建

从时空观的发展历程来看，亚里士多德的朴素时空观和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对人类目前的时空认知影响最为深远，在这一认知体系里，时间具有外在性、单向性、均衡性和流逝性等特点，它建构着人们的生命意识却永远不被人类所掌控和支配。所以，在时间的流逝中追问人生的意义，是人类自古以来不曾逃离的宿命，也因而成为文学书写中最能引起心理共鸣的永恒命题。《百年孤独》开篇之所以经典，恰在于用“闪前”和“闪回”的融汇构筑了瞬间的磅礴与深邃。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的魅力，也来自那个在时光流转中不断用巧合和偶然性来勾连命运与生死的文学迷宫。相对于这种用魔幻和荒诞来改变时间特质的审美表达，现实主义作品往往立足当下，或记载历史的厚重，或书写现实的丰盈，或构想未来的发展，并在三者的流动中构建个体生命的意义。因此，如何更好地在时间流逝中讲好当下中国故事及其赋予个体生命的价值，成为当代作家尤其是现实主义书写者无法回避的文学使命。从这个角度来看，刘诗伟的新作《一生彩排》进行了一次有益的创新性探索。

一、用“虹女”原型孕育跨越时空的“生命美学”内涵

从个体成长的角度来看，每个主体的“自我人格”建构都离不开当下社会语境的“大他者”和过往时光中一个又一个“小他者”的映照，同时也深受承载着历史传统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的影响。其中，集体无意识由于贮存了某种人类普遍的潜在体验而成为引起心理共振的文化根源，并通过原型深刻影响艺术创造和艺术接受活动。正如荣格所言，当作家有意无意地运用原型来进行创作时，蕴含在原型中的集体无意识就使这个作品摆脱了个人创作的局限而成为人类命运的代言人，与之相应，在文学接受活动中，“当原型的情境发生之时……我们已不再是个人，而是全体，整个人类的声音在我们心中回响……一个原型的影响力，不论是采取直接体验的形式还是通过叙述语言表达出来，我们之所以激动是因为它发出了比我们自己的声音强烈得多的声音。谁讲到了原始意象，谁就道出了一千个人的声音，可以使人心醉神迷，为之倾倒”a。如此一来，原型便连接了历史、当下与未来，赋予受众深切的情感共鸣和审美认知。《一生彩排》中的“刘虹女”正是由此获得了合理性和艺术魅力。

小说中，赵春、钱夏、孙秋、李冬四人在大学期间对同一个女同学“刘虹女”产生了爱慕之情，并在毕业后追随刘虹女来到相邻的南平县和北原县，然而不久之后，刘虹女悄然失踪，“寻找刘虹女”成为四人终其一生的共同使命。在长达三十多年的寻找中，他们抚养了酷似刘虹女的小虹女、创造了能给出最优解的人工智能“雅典娜”，还在不同时间和地点发现了多名酷似刘虹女的女性。很明显，小说中的“刘虹女”早已脱离具象的肉身存在，成为象征生命美学的文化符号。

关于刘虹女的人物来源，作家刘诗伟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虹女原本是中国古代神话里的一个女性人物，美且高洁，因抵制邪恶化作彩虹而去。”b这为刘虹女的创作定下了人物形象的依据。《类说》曾有记载：“首阳山有晚虹，下饮溪水，化为女子。明帝召入宫。曰：‘我仙女也，暂降人间。’帝欲逼幸，而难其色，忽有声如雷，复化为虹而去。”c传说中的虹女美丽、果断、正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美的代表。中华文明中的“美”并不拘泥于外貌、形体之美，更是对美好品质的内在追求。“虹女”之美，在于可以被欣赏、被追寻、被照耀，却不会被独占，所以刘虹女不属于任何一个仰慕她的人，却令每个人辗转反侧、梦寐以求又求而不得；“虹女”之美，又在于脱尘超俗却又体察人心，所以刘虹女总以恍惚缥缈的形象游离于每个人的生活之外，却又在关键时刻处处给人留下指引人生方向的神秘信息；“虹女”之美，更在于激发个体向上、向善的精神品质，所以刘虹女虽然隐去，但她赋予了赵钱孙李及其所代表的芸芸众生不断追求美好生活、且能对自我进行道德约束的内在源动力。

《一生彩排》借助“刘虹女失踪案”“小虹女身世之谜”和“刘虹女墓地案”三个悬案，书写了跨度长达34年的社会生活变迁。在“虹女”原型这一主线索的牵引下，小说对1980年代、2000年和2010年代的讲述具有了内在精神品质上的“共通性”：20世纪80年代时，四个男主人公正处于激情澎湃的青春年少期，他们对刘虹女的追求充满了炙热之情但又不违规逾矩，这种“至美”引导他们在毕业时毫不犹豫地奔向所学专业的最基层单位，并在面对初入职场的挫折时毫不退缩、心怀道义；刘虹女消失后四人离散了，在17年未曾相见的岁月中，沿着各自的生命路径不停奔走，虽也会有隐忍退让，也会有世故圆滑，也会有漂泊无依，也会有难以释怀，但因为有“虹女”的精神召唤，他们终究保有着对理想的向往、对过往的怀念和对故人的珍重；到了21世纪，已步入中年与中年后期的四人在各自的生活工作领域均已取得不俗成绩，而“虹女之墓”则使他们从政界、商界、文化界和教育界汇聚到故地，为了同一个“美好”而勇毅行动，并对生活满怀深情。

除了流淌在四个主人公的生命之中，“虹女”所表征的美好精神品质还发挥了抵抗丑恶、消除隔阂、召唤同类等功能。更重要的是，正因为有了“虹女”原型的链接，《一生彩排》对1980年代的“怀旧”讲述和对2010年代以后“科技与生活”的讲述都具备了独特的美学风格。从前者来说，“怀旧”一直是文学创作者用来对抗时间流逝的重要路径，作家、诗人们通过怀旧或者表达游子的思乡之情和文化寻根之需，或者抒发当下的苦闷与沉重，或者反思过往的生活经历和集体记忆，其最终指向是消除当下价值认同的危机、寻求自我人格的统一与连续。近年来，1980年代逐渐成为文学怀旧的一个重要对象。如梁晓声在《人世间》中通过周秉昆这一人物形象深切怀念了那一年代民间百姓的彼此互助和安居向善的社会文化心理，金宇澄的《繁花》通过书写上海“地方性”的消失来重建对上海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知，林白的《北去来辞》通过与姊妹篇《一个人的战争》的对照来再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的盲目、勇敢以及她们对精神世界的探索。立足这一话语体系来看《一生彩排》，小说对20世纪80年代的怀旧式书写，由于“虹女”的介入更多地呈现出浪漫的理想主义倾向与色彩。赵春、钱夏、孙秋、李冬四人童年时期都遭遇过“死亡的恐惧”所带来的生命忧伤，他们用世俗生活的慌乱消解了关于死亡的悲怆，又在大学期间因为“刘虹女”及其所表征的高洁品质重塑了“向美”“寻美”的自我人格，并延展出各自的人生之路和理想追求。这样一来，1980年代就成为连接集体无意识、具体历史时段和未来社会发展的桥梁，与之相关的怀旧书写也由此具备了面向未来的审美特质。

近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文学艺术作品开始探讨“科技与人”这一话题。尤其是在科幻题材作品中，人们突破了现实世界中身体、技术、生命等各种物理因素的局限性，想象出各种机器人、仿真人，以探索个体生存的多种可能性。概括而言，人们借助文学艺术作品所表达的思考主要围绕“技术中立主义”“技术悲观主义”“技术乐观主义”三种观点展开，其中，“技术悲观主义”由于更能凸显矛盾冲突及其所带来的人的“主体”哲学困惑而最为常见，“技术乐观主义”则成为最难书写的一种文学主题。对比之下，《一生彩排》的“科技与人”倾向科技而非科幻，小说中孙秋致力于开发推进人类社会治理的人工智能项目，小虹女创建了人工智能公司且开发出改善人类生活的机器人“阿猪”，这些都寄寓着新世纪以来人类与科技良性交互的理性文明与美好愿景，这一愿景一方面由于与“虹女”原型的联系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追求的美的延续，另一方面也因为小说围绕“刘虹女”所构建的三个悬案产生了足够的叙事吸引力。这种浑然连通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各社会历史阶段的现实日常生活与未来社会发展愿景的多息叙事，无疑是讲述当代中国故事的一种有效书写策略。

二、用“寻美”主线构建浪漫主义“轻悬疑”叙事风格

如果说原型所承载的集体无意识是《一生彩排》能够引发读者心理共鸣的文化根源的话，“悬疑”就是其在叙事层面牢牢吸引读者好奇心和注意力的创作手法。近年来，悬疑题材在文学界和影视界颇成气候，从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郑执《生吞》等小说，到电影《白日焰火》 《暴雪将至》 《河边的错误》，再到以《隐秘的角落》 《无证之罪》 《漫长的季节》为代表的网剧，悬疑叙事已成为创作者们重读过往、隐喻现实、剖析人性的重要路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悬疑叙事既是质询历史的形式，也是基于历史对未来可能性的富于张力的探究”d。

结构主义叙事学家托多罗夫曾用“故事”（histoire）和“话语”（discours）这一组概念来区分叙事作品的表达对象和表达形式，其中，“故事”是指“真正发生了的事”，指向某个已发生的事实且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话语”则是“叙述者告诉我们的事”，主要借助不同的表达技巧来建构复杂多样的意义内涵。e用这一理论来观照悬疑叙事，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个个悬疑“故事”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写作者重新编码之后的各不相同的“话语”层艺术内涵。譬如改编自余华同名小说的电影《河边的错误》，表层“故事”是刑警队队长马哲在追查一起连环杀人案，深层“话语”其实是在探讨不为所知的人心幽暗之处及其与社会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四名被害者分别代表着受虐之癖、不伦畸恋、易装之癖和天真的恶意，他们的逝去某种程度上隐喻着残酷现实对非常态化人生的阉割，队长马哲也在探案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人格中的执念、暴虐、冷漠和虚无，在命运的安排下，马哲最终破获案件获得了三等功，并且在与妻子的琴瑟和鸣中迎来了新生命，但被他遮蔽掉的人格另一面，始终在命运的阴暗之处窥视着他暂时风平浪静的生活。与之相似，改编自紫金陈小说《坏小孩》的网剧《隐秘的角落》，表层“故事”是三个小孩无意中录下了张东升杀人的视频，并在与之纠缠的过程中引发了一系列命案，深层“话语”则是在探讨青少年个体在缺爱的成长环境中有可能面对的背弃、偏执、自卑、贪婪乃至邪恶等一系列问题。

与这种直击人心之幽暗的话语编码类别相比，《平原上的摩西》 《漫长的季节》等文本则将笔触指向对过往岁月的创伤性审视。这些“悬疑”故事大多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商业化大潮的席卷下，一大批工人下岗，面对陡然而至的生活巨变，以王响为代表的中年群体不得不调整几十年来已经习惯了的价值认知，而以彪子为代表的年轻人也从诗意化的意气风发逐渐淹没在各种窘迫中，变得胆怯、懦弱、自私且无助。他们在漫长的冬季困了二十多年，一直在寻找逝去的真相和情感慰藉。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以审视历史性创伤为主要“话语”层的悬疑故事无论是采用“子一代”视角、还是“父一代”视角，始终都笼罩在一种充满割裂感和挫败感的忧伤情绪中。与之相比，《一生彩排》则采用了另一种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轻悬疑”叙事策略。

小说中的三个悬案构成了贯穿始终的主要线索，但在对三个悬案故事进行编码时，作家却采取了“轻”悬疑、“重”追寻的写作手法。从悬疑角度出发，小说没有在跌宕起伏的情节和紧张急迫的气氛上花费过多的笔墨，也没有特别凸显正邪双方的二元对立，同时还不急于剖析幽深的人性、质询过往岁月的忧伤。在第一个“刘虹女失踪”悬案中，走出校园之后的刘虹女只在赵春、钱夏、孙秋、李冬的生活中出现过一次，随后，她就像“一道光”一样，恍惚出现在江滩上又倏忽消失，并从此再未出现。作家在讲述四人对刘虹女的寻找时，淡化了刑侦探案的色彩，反而运用了大量篇幅来回顾四人的成长经历、刘虹女的往事、疯子“普希金”和刑侦队长武永强因刘虹女而起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刘虹女对每个个体精神世界的形塑。在第二个“小虹女”悬案中，作家在让李冬讲述自己的经历时就已经告诉了读者“小虹女”的来历，赵春、钱夏、孙秋三个人的“找”和李冬的“瞒”其实都只是他们讲述自己过往生活的引线，而贯穿四人十几年职场浮沉的精神主旨，依然是在“虹女”美好品质召唤下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的良性协调”。在第三个“虹女之墓”悬案中，作家也同样将更多笔墨用于描述遍布于各地各处的“刘虹女”分身：小虹女、李冬的妻子、刘虹女的学生刘英俊、与钱夏做生意的俄罗斯女孩白云、孙秋在美国遇到的酷似刘虹女的小姑娘杨曦、名字同样叫“虹”的美容店老板和尼姑、刘虹女当知青时的同伴、小虹女的生母柳清新……甚至李冬夫妻俩给民办教师培训时认识的一个十五岁小男孩，不仅长得像刘虹女，神情和品质也与之类似。当然，也有相貌与刘虹女相似、却因性格品质瑕疵而最终沉沦于金钱的Q小姐。由此可见，三个悬案的破解过程，实际上是赵春、钱夏、孙秋、李冬及其所代表的芸芸众生追寻至美精神境界、建构自我人格、成就现实价值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