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散步的“资格”谈起

散步是极为常见的休闲方式，没有特定目的，随心所至，随意而止。然而散步其实也是有“资格”限制或者说有“阶级性”的。中国古代自不必说，散步是达官贵人、文人雅士才有的一种情致。无论是韦应物的“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还是白居易的“晚来天气好，散步中门前”；也无论是米友仁的“郊外春和宜散步”，还是葛绍体的“推书起步略寻闲”，都有一种闲适在其中，整日为生计劳碌奔波的底层劳动人民当然无缘体会到散步的意趣。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也有许多作家写过“散步”，其中多是寻常笔墨，但也有作家笔下的“散步”有着丰富的内涵，本文就尝试以路遥、莫言等人作品中的“散步”为切入点，进而探讨当代文学对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与“阶层”问题的书写。

一、“散步”的资格问题

路遥的许多作品中都写到过散步，比如中篇小说《人生》中写赶集归来的高加林和巧珍推着自行车步行回村：“他俩起先都不说话。巧珍推着车，走得很慢。加林为了不和她并排，只好比她走得更慢一点，和她稍微错开一点距离。此刻，他自己感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精神上的紧张：因为他从来没有单独和一个姑娘在这样悄没声响的环境中走过。而且他们又走得这样慢，简直和散步一样。”a“简直和散步一样”，也就意味着二人此时并不是散步。虽然高加林和巧珍此刻走在绿色庄稼形成的甬道中，环境宜人，空气中也“弥漫着一股清淡芬芳的香味”，但他们此行有着明确的目的，就是要回高家村，另外他们也缺乏一种闲适的心绪，而这才是散步的关键性要素。事实上，直到高加林由于马占胜违规操作，“以工代干”告别农民身份，进城做了县委通讯组的通讯干事之后，他才有了真正的散步：“在县委的大灶上吃完下午饭，他就悠然自得地出去散步……”b并且，散步很快就成了他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小说写黄亚萍去找高加林表明心迹时，发现他不在办公室，于是到隔壁窑去问景若虹，“老景告诉她，加林没有下乡，今天一天都在办公室写稿子，刚才吃完饭出去散步去了”c。可见，此时散步已经成了高加林的一种生活方式。一天紧张的工作过后，吃完饭出去散步，对他来说是太自然不过的一件事了。除《人生》之外，《平凡的世界》中也写到过散步，例如写进城做了揽工汉的孙少平因无处过夜，只好去找在黄原东关邮政所干临时工的金波。两人吃过饭后，“金波就提议他们一块到黄原河边走一走”，于是“他们沿着河边，慢慢向上游的新桥那里走。少平自到黄原后，第一次这么悠闲地出来散步，心情倒有说不出的美妙”。d高加林从“简直和散步一样”到后来“悠然自得地出去散步”，孙少平到了黄原后“第一次这么悠闲地出来散步”，这些叙述表面看来平淡无奇，但若结合莫言一篇不太为人注意的小说《白棉花》来进行解读，其背后隐藏的阶层性密码似乎就逐渐清晰起来。

莫言的中篇小说《白棉花》最初发表于潍坊市文联主办的刊物《风筝都》1991年第1、2期，修改后同年又发表于《花城》杂志第5期。这篇作品尽管如王德威所说，比较粗糙，“凿痕处处”e，但其中对当代中国阶层问题的反映却值得关注。小说中作者对阶层问题的书写是通过一系列细节来展开的，其中就有关于“散步”的描述。《白棉花》中的主人公马成功得到了去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的机会，尽管只是临时工，但毕竟也体验到了工人的生活。小说写道：

吃过晚饭后，红日西沉，气温宜人。男工女工们都结伴出去，号称“散步”。第一次“散步”时，看到道路两侧的农民在埋头劳动，心中忐忑不安。散到中秋节后，已经心安理得，并且产生优越感。终于我也高人一等了，哪怕是临时的。f

这段关于散步的描写十分精彩，而其中所反映出的阶层问题也令人深思。“散步”对于初当临时工的马成功来说是一个新鲜事物，因为农民是根本无暇散步的，一年四季似乎永远有着干不完的农活。马成功原本已经习惯了那样的日子，所以在做了临时工吃完晚饭后居然可以悠闲地出去散步时，看到道路两侧仍在田里埋头劳动的农民——即便妇女儿童也仍然在劳作，他的内心忐忑不安，甚至有一种负罪感。要知道，作为一个农村青年劳力，他的身影原本就该在那些仍在田里埋头劳动的农民之中。而现在，他居然可以悠闲地散步了，并且丝毫不影响生计问题！所以此刻已经有了“散步”资格的马成功确实已经开始体验到一种完全异质性的生活。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散步”逐渐成为生活常态后，原先的那种内心不安也逐渐散去，所以“散到中秋节后，已经心安理得，并且产生优越感”，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了”。

当然，散步的“资格”只是马成功所体会到的那种异质性生活之“优越性”的最平常、最不起眼的一角。而有了这种资格后，人的心理乃至整个精神状态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这其实是一个人成功实现阶层跃升（哪怕是临时性跃升）后所发生的变化。为什么从农民到临时工的转变就可以带来这样的变化？这是因为临时工在阶层归属上来说，介于“农民”和“工人”，或者“农民”和“城里人”之间，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白棉花》中写棉花加工厂发工资时的场景：“开工资的日子到了。掐指一算，来到棉花加工厂已经三个月。据说正式工人每月一次发工资，临时工三个月一次发工资。但总算发工资了。什么叫上等人？上等人就是每月发工资。我们三个月发一次工资，处于上等人与下等人之间，可以算作中等人。下等人永远不发工资。”g相对于永远不发工资的农民来说，临时工由于临时性地具有了某种工人的阶层属性，因而虽然本质上仍然属于农民，但又确实成了阶层内部的他者。所以领到工资的马成功和方碧玉结伴回家时，可以“悠闲自在地向前走”，而土路上“自田野返回的农民”则“迈着沉重的步伐”，“他们脸上都蒙着一层厚厚的尘土。我和方碧玉与他们擦肩而过时，感到他们用仇恨的目光斜视着我们……”h这样一种描写同样是十分生动的。由此返观路遥作品中高加林和孙少平的散步经历后可以发现，二人也正是在短暂挣脱了农民的阶层身份、实现了向工人或城里人的阶层跨越后，才真正有了“悠然自得”或“悠闲”的散步经验的。这样的经验在他们各自的生命体验中非常重要，所以作者不惜笔墨地详细叙写了成为通讯干事的高加林在饭后散步的经历，以及强调了孙少平散步体验的“第一次”。而在此之前，他们是并不具备散步资格的。

二、“吃公家饭”的诱惑

莫言在小说中用发工资的频率以及发不发工资对正式工、临时工和农民的“层级”进行了区分，这当然是文学化的表达，但实际上却触及了当时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所导致的社会分层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数十年来，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但在文学创作领域，除去路遥、莫言，以及王润滋、梁晓声、刘玉栋等少数作家之外，有意识向这一领域进行掘进的，并不算多。王润滋的《残桥》中，高中毕业生李德兴不愿守着承包地面朝黄土背朝天，执着地选择了一条与孙少平一样进城闯荡的改变命运之路，却在城市中碰得头破血流，只好再次返乡；梁晓声的《西郊一条街》中，馄饨店掌柜段吉顺偶然得知政府将要以一条街为界划分城市与农村，于是设计同周衡一家换房，成功变身为吃商品粮的城里人，由此也引出街南城市人与街北村民的种种敌视、矛盾与冲突，作品对这一主题的书写应当说也是成功的。但从介入的深度与审美呈现的复杂性与难度来说，路遥与莫言毫无疑问是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两位。

事实上，散步的资格问题只是路遥与莫言在创作中关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所导致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问题的隐秘一角。莫言的《白棉花》当然堪称此类作品中的佳作，而路遥的《风雪腊梅》也对这一问题有着更加集中和直接的呈现。《风雪腊梅》发表于1981年第9期的《鸭绿江》，比莫言的《白棉花》的问世早了十年。与莫言、王润滋、梁晓声、刘玉栋以及路遥本人的同类作品一样，小说中对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导致的社会分层问题的书写，也与青年男女的恋爱绑在了一起，而其中所呈现的男女主人公对阶层跨越的态度是颇值得探究的。相对而言，女性在面对阶层跃升的诱惑时显得更有定力，而男性对这种诱惑则几乎毫无抵抗力，为了吃上“公家饭”，往往不惜放弃原则、扭曲灵魂，显得卑琐可怜。《风雪腊梅》中的冯玉琴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生活十分艰苦。招待所的吴所长偶然发现了她的“好相貌”，于是把她带进城市做了招待所的合同工，并且想招她做儿媳。面对这种改变个人阶层身份乃至家庭命运的巨大诱惑，朴实善良的冯玉琴丝毫不为所动，相比这些，她更珍视精神的自由和爱情的纯洁，于是决心要跟“这种可怕的生活告别”。对于冯玉琴的这种人生选择，路遥在作品中以“不畏强暴，不怕艰险，就是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中也能保持住自己高贵的品质”i 的腊梅花相喻，对其进行了热情的讴歌。

冯玉琴拒绝利诱和威逼，坚定守护自己的爱情，这当然让人感动，然而可悲的是她所守护的爱情却早已悄然变质。吴所长釜底抽薪，也为她的恋人康庄在粮油公司找了份做炊事员的临时工作。尽管临时工的身份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依旧卑微，但相对于从土里刨食、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其所附着的利益诱惑已经足以让这个农村小伙子无法拒绝而果断将恋人拱手相让了。所以当冯玉琴对他掏心掏肺地发出热辣辣的爱情告白，并提议放弃临时工的身份一起回农村生活时：

过了一会儿，康庄抬起头，带着一种哭音拉调，说：“好琴哩！你的话像刀子一样扎人心哩……可是，我思来想去，咱可再不能回咱那穷山沟啊！我再过一个月就要转正哩！说心里话，好不容易吃上公家这碗饭，我撂不下这工作！实说，我爱你着哩！但一想回去就要受一辈子苦，撑不下来啊！没来城里之前，还不知道咱穷山沟的苦味；现在来了，才知道咱那地方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

“……我过一个月就转了正，成了正式工了；你要跟人家地委书记的儿子，也还愁没个工作吗？唉，咱们两家祖祖辈辈还没出一个吃官饭的人呢！琴，咱好歹已经快端上这碗饭了，一转正，就是铁饭碗，再不怕遭年馑了！咱要是现在回去，就再没指望了，这辈子也别想……” j

显然，面对冯玉琴热烈而又带有明显说教意味的告白，以答应和她断绝关系而换取“临时工”身份并且已经初步尝到了“吃公家饭”甜头的康庄已经再也无法听进去了。“吃官饭”的巨大诱惑轻轻松松就击溃了绵延数千年的“夫妻恩爱苦也甜”式的乡村爱情童话，让一个农村男青年轻而易举地将爱人拱手相让。这期间不但不会有刻骨铭心的“夺妻之恨”，反而他还会对“夺妻者”感恩戴德，因为恰恰是“夺妻者”的权力给其提供了阶层跃升的机会。当然，作为一个实利主义者，康庄也清楚地知道在他成功实现阶层跃升之后，重新开始一段爱情是轻而易举的事，所以相对于爱情，他最“撂不下”的是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可以说，作品中冯玉琴守护爱情的失败，归根结底是败给了有着巨大阶层落差的现实。

在莫言的《白棉花》中，男性在阶层跃升的诱惑面前同样是扭曲的，女性则依旧保持了很好的定力，守住了人性自然舒展的底线。这主要体现在一同做了临时工的“我”（马成功）和方碧玉身上。小说中方碧玉为“我”报仇，打了“铁锤子”的堂叔。厂长闻讯赶来，黑脸怒斥：

厂长说：“你们是不是干够了？干够了立刻给我回去，我这儿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活人。”

方碧玉说：“回去就回去，离了你这门口俺就活不了怎么的！”

我却说：“都怨我不好。”k

显然，初步尝到了临时工——“中等人”甜头的马成功在小心翼翼守护着这来之不易的临时性阶层跃迁机会，因此即便受到欺侮也委曲求全，生怕一不小心又失去了散步的资格、做回“永远不发工资”的农民。而方碧玉则更看重尊严，并不太把这临时工身份当回事，因而无欲则刚、个性舒展。在精神层面，她虽然是个临时工，但却从未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同时也正因为她精神人格的健全，所以才能不平则鸣，坚决捍卫自己做人的尊严，从而活得洒脱、舒展，在这一点上她和《风雪腊梅》中的冯玉琴是一样的。而马成功和康庄则显然已经认同了当时的阶层分化现状，无奈地承认了身为农民低人一等的现实，并且为谋求摆脱农民身份、实现阶层跃升而委曲求全，显得卑琐可怜。

三、“城乡二元结构”与阶层固化

为什么一个临时工身份再加上一个虚无缥缈、几无实现可能的“转正”指标，就能让本该血气方刚的农民小伙子康庄甘于忍受“夺妻”之恨并将自己青梅竹马的恋人拱手相让，以及让正值十七岁青春年华、本该血气旺盛的马成功成了唯唯诺诺的懦夫？为什么一个煤矿工人的身份就象征了执着于追求梦想、勇敢外出闯荡的农村青年孙少平的人生取得了成功？如果脱离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或者缺乏对当时中国社会阶层状况的认识，恐怕难以说清楚。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路遥、莫言等作家创作中对当代中国阶层问题的书写，其社会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都不容忽视，而其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现实关怀尤其值得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