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怎样进入历史的视野

我今天所讲的问题，其实很多内容已经收录在我2022 年出版的《历史的微声》中了。在这本书出版以后，我又产生了很多新的想法，这也是我想在今天的讲座里分享的。这个题目是陈昶老师建议的——“文学怎样进入历史的视野”？这也是近些年我在不断思考的一个问题。

当下存在多学科交叉的状况，如果在20年前，甚至10年前，不可想象我作为一位历史研究者，来到文学的讲台上分享经验，但我现在越来越频繁地参加一些社会学的、人类学的、文学的学术活动，说明近年来学科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所以，尽管我认为自己是研究历史的，但是也能够谈论、分享自己关于文学的思考。我觉得这些年来，我实际上从阅读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中获得了很多启发。

一、历史写作要以人为中心

历史写作，或者说历史研究，在过去几十年中由于社会科学的影响，事实上越来越远离现实大众。这就是说，历史研究走向了社会科学化，不论研究什么都要通过科学分析、数学研究来开展。刚才我和几个朋友还在谈论这个问题。我在1980年代做研究时特别钟情于数字，我的第一本专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以下简称《跨出封闭的世界》）就是本大部头，里面光是统计表就有三百多个。我曾经用数学模型来研究辛亥革命，我和朋友说，现在我自己都有点读不懂当年写的东西了，因为很多年过去，我对数学模型、计算公式都已经淡忘了。所以我们的历史研究越来越远离文学，虽然一直说中国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

在写《跨出封闭的世界》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读者应该怎样阅读这本书、能不能读得进去，也没有用比较生动的语言或通过讲故事来构建文本，所以我的第一本专著非常枯燥。我经常开玩笑说，如果你睡不着，你把《跨出封闭的世界》拿出来翻翻，就能帮助你入睡。这不只是调侃，因为让读者读这些复杂的数据分析，他们肯定马上就会感觉到很疲倦。近些年我越来越多地去思考怎样改变自己的历史写作的方式，也就是，历史学的写作到底要不要有文学性？我不断思考这个问题，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努力把历史写作和文学结合在一起，思考历史写作怎样能够让一般的读者——哪怕是对历史研究本身不是很感兴趣的读者，也能读得进去。同时，我也认为文学家，不管是写小说，还是做文学研究，都应该有历史感。历史和文学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作为历史研究者，在写作的时候要有文学性，而且要以人为中心。

过去受社会科学的影响，我们总是把“人”作为一种群体来书写，不是“人民”，就是“群众”或“民众”。我们看不到个体的故事，也看不到个体的人。我们在读了以宏大叙事的方式书写的那些书以后，虽然书中反复出现类似“人民”的概念，但是我们对于个体的命运并没有深切的体会。比如说，一场战争或一场革命，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或者在多大的程度上，他们受到了影响？他们从革命中得到了多大利益，还是更多的是被牺牲？这些我们都不会有感觉，我们总是想到一个远大的目标，比如社会在战争中是否获得进步。

举一个例子，在某些宏大叙事的战争电影中，我们看到的是胜利者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谈笑风生。但是我们有没有考虑到这些战役背后同样隐藏着几十万人的伤亡，而那些个体的命运无人关心。太平天国运动也是这样，一提到太平天国运动，我们就会说它带来了上千万人的死亡，但是对于后人来说，经常就只剩下一个数字的概念。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民而言，在这场运动中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我曾经编了一套微观史的论文集，应该是国内的第一本微观史论文集，其中有一篇就是关于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死亡问题，这篇论文其实是非常公允的，它写了清军如何屠杀参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平民，以及太平天国如何屠杀他们的敌人，包含了很多个人经历。

但是，个人或者说普通人，在历史剧变中的命运需要被关注，仅仅以“民众”“群体”“农民”“群众”等等的称呼来概括他们，实际上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今天经常说要写“有温度的历史”，历史不是冷冰冰的数字，当我们轻易地说出太平天国死了一千多万人，或者说某次战役歼灭了几十万敌人时，都是在说冰冷的数字。但是当我们进入到历史的细节时，很多东西就会变得不一样。大家应该都读过余华的《活着》，这部作品就是用个人的故事写小人物在大时代的命运。在历史的转折间，我们必须去思考、研究小人物的经历。

二、历史写作要有文学性

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有自己的研究准则，即研究历史要追求真实，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观点都要有历史的根据。我觉得绝大多数的历史研究者都本着这样一种出发点，但是我同样也认为，历史研究虽然是学术研究，但是我们不能只停留于在象牙塔里进行历史研究。

其实我的第一本书《跨出封闭的世界》基本上就是为学者写的书，只考虑到怎么与同行进行对话讨论。现在，我觉得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如果要有生命力，就一定要走出象牙塔，这也是我这些年所进行的努力。我在写我的第二本书《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种主观上的动力，虽然那本书也是以学术研究为重点，但是我也希望普通的读者能够读得进去。

要走出象牙塔，要走出一种纯粹的学术研究，我觉得途径之一就是从文学家那里得到启发。为什么《活着》好看？因为它描写一个人的命运，我们能看到人——有血有肉的人，他的命运在历史的演变之中发生的各种转变，从战争时期到二十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历史的脉络通过个人的命运展示出来。所以我觉得历史研究中一定要有人的存在。

另外我们可以从文学家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过去我们觉得研究历史和研究文学完全是两个行道，文学就是创作，而我们研究历史就绝对要运用各种历史资料进行研究，需要和文学清晰地分隔开。但是现在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文学的创作者们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挖掘历史，特别是当代文学，比如莫言的《生死疲劳》，甚至在历史研究者的作品之中，我没有看过哪一本书能像《生死疲劳》一样深刻、全面地表现特定的历史。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我认为文学家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在写当代历史的时候，比我们专门的历史学家做得更好。

实际上文学也是在挖掘历史、记录历史。更典型的例子还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现的“伤痕文学”，它反思了“文革”出现的种种悲剧，记录了普通年轻人的真实经历。其实过去的文学写作大多如此，沈从文喜欢写湘西农村，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散文，都是对湘西的农村生活、农民生活、爱情、家庭，甚至土匪等人、事的生动的描绘。如果我们考察那个时代的湘西缺乏历史资料时，沈从文的文学作品就可以作为一种史料。我在写成都街头文化和茶馆时，就用到了李劼人的小说。李劼人的小说中提到的地名、茶馆名、餐馆名都是非常真实的，因为他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成都，对于这个城市的理解和对成都当时的社会和文化的记录都非常真实。沙汀也是这样，作为一个生长在四川的乡土作家，他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写四川乡场生活，写茶馆中的种种活动，实际上都源于自己的所见所闻。就像他自己说的，这篇小说是实实在在发生在茶馆中间的事情，他无非是加了个结尾而已。

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沙汀和李劼人都是在观察四川社会，然后通过小说的形式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我们今天在读他们小说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读历史。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时期四川的历史，读他们的小说的时候，就获得了历史的知识。

三、历史的真实性问题

大家可能会问，如果过分强调文学性，会不会牺牲历史写作的真实性？这就涉及到怎样认识历史的真实性的问题。美国历史学家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我们说到“历史”时，往往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已经发生过的事，第二个则是经过历史研究者重构的历史，也就是说，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之后，后来的人根据留下来的资料记录，比如档案、日记或是回忆录等记载重构出的“历史”。

这两种历史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昨天就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即使不说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传统社会在每时每刻间会发生多少事情，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村庄、每个城市、每个国家在每时每刻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各种事，而这些事情中能够被记录下来的，只占全部事情的极小的一部分。小到什么程度呢？我认为肯定不到百分之一，甚至连千分之一都没有。哪怕在今天，我们拥有先进的记录手段，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手机拍摄、用文字去记载各种事情，但是对于真正的大千世界而言，最后也只能留下很少的一部分记录。更不要说我们一边记录，一边还在失去，有多少能留到数十年甚至一百年以后呢？而一百年以后的历史学家要依靠我们现在留下来的不过现实事件千分之一的资料去重构历史的话，又距离真相到底有多远？所以，我认为历史研究真的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行为，同一件事情，不同人的描述，不同人对同样资料的使用，都会影响到写出来的历史的样貌。所以，历史写作就是一种主观的行为。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说历史是科学的原因。过去我们经常说“历史科学”，那是不对的，历史并不是科学。什么叫科学？科学就是一旦方法和数据是一样的，得出的结论也应该是相同的。也就是说，能反复证明的才能叫作科学。就像做实验，如果每一次实验的结果都不一样，那就不能说是发现了科学的规律。但是历史就不可能如此，同样的资料拿给不同的人写作，就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他的历史写作，比如写作者的现实经历、看问题的角度、家庭背景、政治观点、意识形态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同一件事在有的人那里会被看成是非常好的，而另一些人却会说这是坏到了极点。

之所以对同样的事件，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评判，是因为对历史的研究和理解完全依赖个人的好恶、个人的经历。在二十年前，我们在北京卧佛寺开第一届新史学的讨论会，那时正好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的选编本出版，大家都觉得这个资料非常重要。我们闲聊时曾经聊过，这个日记的全本有上百册，都保存在山西省图书馆里，如果选编成薄薄的两本，实际上和日记的原貌相差很远。所以我就提议干脆选十个人去山西省图书馆读那套日记的全本，读了以后也不商量，每个人写一篇文章，最后汇集成一本书，来看看每个人在阅读他的日记过程中看到了什么。我猜想即使依照同样的资料，十个人写出来的刘大鹏也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视角下的刘大鹏。可惜当时刘大鹏日记并不对外开放，所以这个想法没能得到实施。

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怎样去寻找历史的真实性？根据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的史学研究观点，我们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挖掘资料去写出真实的历史，有多少资料说多少话，这个观点对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研究的影响非常大。我认为二十世纪初的那一辈历史学家们，从梁启超到傅斯年等人，都是在这样的观点影响下开展历史研究的。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也是遵照着找出真实历史的初衷，使用各种研究手段，包括社会科学的研究手段，来研究历史。在西方也一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西方史学研究界也受到社会科学的强烈影响，但是在1980年代时发生了一个转向，特别是在海登·怀特《元史学》（Metahistory）出版后，西方历史研究者就从重视社会科学研究转向强调人文的历史研究上了。

过去我们看待历史的记载，认为档案、官方文献，或者是书信日记等，就是在记录历史，但是在海登·怀特以后，我们把这些记录文字看作是一个文本，甚至看作是一种文学。如果说文学和历史有很多相近的成分，那么历史是否有再创作的成分？这个回答是肯定的。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例，我们今天称它为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之一，但是我们也肯定《史记》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其实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史记》所记录的历史的有些内容，实际上距离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即汉武帝的时代，差不多三千多年之远。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条件可比我们现在差远了，由于没有印刷术，还是竹简的时代，即使一车书也没有几本。

现在我们的历史研究主要依靠书籍，但是在司马迁的时代则大部分都依靠走访，去各地老人那里考察并记录。而且在那个时候也没有足够的考古资料来供他使用，所以很大程度上，司马迁的史学书写就是一种文学创作。以《刺客列传》为例，司马迁生长在汉武帝时期，大约是公元前一百四十多年，但是与荆轲刺秦王差不多相隔了六七十年，司马迁写荆轲时的历史，打个比方，就相当于我们在没有多少文字依据的情况下，在2024年写1940年的历史。我在很多年前出版过一本书，叫《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暴力秩序》，它就是根据1940年的社会调查写的。但是我的这本书是有文字记录作依据的，设想一下，如果今天我要写袍哥这个群体，却没有任何的文字记录可以参考，只能根据自己对一些老人的访谈来完成写作，那么可以想见我写出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之间差距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