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炎与新时期“文学的现代化”

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建伴随着对海外汉学的发现和引介，1980年代也是国内学者与海外学术交流的活跃时期。正是这种“世界的”眼光，促进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型。作为“第二代学人”的领军人物，严家炎于新时期进入学术创造力的爆发期，但他与海外汉学的对话，却很少受到关注。事实上，海外汉学一直是严家炎著书立说的重要参照。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严家炎文库”中，不仅存有大量他与夏志清、李欧梵、丸山昇、伊藤虎丸等海外学者的通信，还留下不少其阅读海外汉学著作的笔记手稿。其中，尤以夏志清的相关资料为多。

1979年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以下简称《小说史》）中文版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相继推出，在国内学界产生巨大反响。严家炎是新时期《小说史》最早的专业读者之一。但现有的研究多关注《小说史》对1988年开始的“重写文学史”思潮的直接影响，也就是夏志清与更年青一代学者的联系。像严家炎这样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学者，他们与海外汉学的对话其实是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

严家炎对《小说史》的阅读和接受，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 （以下简称《流派史》）的写作几乎同步进行。《流派史》是严家炎最为重要的经典著作，他从1980年冬开始写作，到1988年底整理誊清，其间几经修改，反复打磨，这是严家炎“写作最艰苦、投入时间最长的一项工程”a。1986年9月至1987年9月，严家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担任客座研究员，曾与夏志清在纽约见面，《流派史》的“整理、补充、修改工作”也基本完成于这一年。b1980年代国内学界对现代小说史写作的热情，与夏志清《小说史》的冲击有很大关系。正如1982年唐弢所说：“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写出正面的好的文学史……这是最根本的一着。因为单是反驳一个夏志清，不一定有效。我们现在还拿不出一部好的现代小说史，这是我们自己的缺点。”c《流派史》的写作客观上回应了这一历史需求。因此其写作过程成为探讨严家炎与夏志清对话的绝佳个案。

《流派史》在备受赞誉的历史性之外，还具有强烈而鲜明的现实感，其与1980年代的学术思潮密切相关。新时期严家炎于学界率先提出“文学的现代化”问题，《流派史》既是践行这一新思路的研究典范，也与《小说史》形成了潜在的对话关系，展现了海内外学者对小说“现代性”的共同探索。而严家炎以《流派史》及现代文学研究介入当时文坛的“现代化与现代派”等大讨论，提供了与新时期文学不同的思考路径，体现了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统一，对于探讨现代文学学科的重建及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阅读和接受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所藏严家炎手稿中，有一份关于现代小说流派的未刊稿，包括《关于钱钟书小说〈猫〉 〈围城〉及其所代表的文学流派的一些感想》 d《〈围城〉阅读笔记》 《钱钟书生平简况》，以及陈贻焮对《围城》的评价等，上述材料虽未写进《流派史》，但也显示了其写作过程中的思考。这份未刊稿和手稿《读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笔记》e（以下简称《笔记》）均写于1980年代初期，是严家炎阅读夏志清《小说史》的心得体会和读书笔记。对读《笔记》、未刊稿，以及相关论文和《流派史》，可以看出严家炎对《小说史》采用的是一种“对话式接受”，其中暗含着他与海外汉学论辩、对话的思路，体现了实事求是的辩证思维，显示出他作为“第二代学人”的独有立场。

做读书笔记不仅是严家炎“精读”的办法，也是他著述的重要过程。f《笔记》详细记载了严家炎阅读《小说史》的感想，甚至逐页摘抄和点评，隐含着与原作者对话的热情。他在开头引用夏志清1978年底所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中译本序》：“总括一句说，本书一九六一年出版后，中国新旧文学读得愈多，我自己也愈向‘文学革命’以来的这个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认同。”g严家炎据此指出“作者自己思想也在改变”，“我相信，如果夏志清再多读一批作品，他的看法还会改变”。这段话的积极态度表明，尽管立场各异，但严家炎并未抱着“排异”情绪看待这部给国内学界带来巨大冲击的海外著作。他在《笔记》中更多是从学理的角度出发，批驳夏著观点的同时也肯定了其优长：1.“人道主义在夏志清具体条件下比较有进步意义”；2.“对周作人《人的文学》的看法颇有见地”；3.“对鸳鸯蝴蝶派的看法也颇有精到之处”；4.发掘出一批国内文学史没有关注的作家作品；5.对鲁迅小说《狂人日记》 《药》的某些分析有独到之处。前两点在当时的语境下是相当大胆的。1979年夏著中文版出版后，国内学界通过“代购”等办法很快看到此书，但1980年代初期对夏著的看法，基本上是肯定其对部分作家作品的发掘和评价，批判其思想观点、政治立场。1983年1月，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问题”第二次学术交流会上，唐弢发言中提到夏志清对钱钟书、张爱玲的发掘并肯定其对1940年代小说的重视，认为“写文学史过去思想不解放，研究面的确窄了一些，今后要大力发掘，也欢迎其他的人共同来发掘”h。

第三点符合严家炎一贯的看法，在写于1980年7月的《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一文中，他就提出应该把“鸳鸯蝴蝶派”文学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点曾招致亦师亦友的唐弢的反对，他为《求实集》所写的“序”中特别提到“为什么‘现代文学’要讲‘这个阶段同时存在着’的旧文学和鸳鸯蝴蝶派文学？”i。就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本观点而言，两人在长期的合作中早已达成默契，甚至唐弢对钱钟书、张爱玲小说的肯定很可能影响了严家炎，但是两人对《小说史》的接受态度并不相同，在具体观点上也各异其趣。唐弢作为新文学的亲历者，带有某种“没什么新鲜”的不以为然。《小说史》对成长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严家炎，显然冲击更大。

当然，严家炎在《笔记》中用了更多篇幅来说明夏志清“出于偏见或为求一鸣惊人故意标新立异之处，实在不少”，并例举了种种与事实不符的内容。严家炎作《笔记》时，已开始其中国现代小说流派研究，对现代小说有了深入的思考。尤其是1978年9月至1980年，他协助唐弢共同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熟悉和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对现代文学史有整体的深刻的认识。因此在辩驳夏著的论点时，能够切中肯綮。比如严家炎先摘抄夏志清的观点：文学革命初期“成熟的作品并不多，因为当时能够站稳立场，不为流行意识形态所左右的作家，实在不多”j。他紧接着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什么原因造成‘成熟的作品并不多’呢？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作家生活经验不多，艺术借鉴不多，提倡现实主义不足。单纯由一种文学主张来做主，必须辅以丰富的生活经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是当时产生一批‘爱’和‘美’的浪漫主义作品的真正原因。”这里的一论一驳，带有明显的对话色彩，也是严家炎以两次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验，对此问题的回应。

与私下的读书笔记相比，严家炎公开发表的论文对《小说史》的评价，是对《笔记》内容的归纳与总结，带有更强的论辩色彩和理论高度。《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二》提出评价文艺作品“美学评价与历史评价不可偏废，必须统一”k，并以夏志清的《小说史》为例：

拿夏志清的小说史来说，他对后期鲁迅的作品、对茅盾的《子夜》 《腐蚀》、对大批左翼作家的作品，贬得很厉害。他认为鲁迅在所谓“投降”共产党后，作品似乎就成为党的传声筒了。他认为茅盾最好的还是《蚀》，《子夜》不高明，《腐蚀》则很坏。他把张天翼、丁玲、沙汀、艾芜等一大批左翼作家统称为“共产作家”，加在一起只给了少得可怜的一点篇幅……这些难道是在单纯从事“艺术评价”吗？l

严家炎的态度十分鲜明：既看到夏著的长处，“有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也看到“大陆以外的这些文学史，其实也是讲思想政治标准的，而且政治偏见很重”。m他所看到的长处也并非细枝末节，《文学·政治·人民——新文学历史的一些回顾和思索》n肯定了夏志清提出的中国新文学传统：“甚至连国外一些对共产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也都公开承认：‘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学潮流的一种‘感时忧国’的精神，这不仅成为中国新文学的特点，而且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优点。”o这一观点敏锐抓住了夏志清论述中国现代小说的核心概念“感时忧国”（obsession with China），其论文《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对完成于冷战时期的《小说史》作了相应的调整，这也是《笔记》所说“作者自己思想也在改变”的确证。

有意思的是，严家炎的《笔记》及其公开发表的论文并未涉及当时因《小说史》而备受关注的钱钟书、张爱玲。关于钱钟书的未刊稿集中记录了严家炎对钱钟书及《围城》的看法，甚至由此启发他对一个新的文学流派的感想。p严家炎相当认同夏志清对《围城》的评价，并通过小说细读总结其艺术特色：《围城》“是一本写知识分子的讽世小说。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作为抗战初期的新儒林外史来读”。“第一，它有不少颇为精妙细微的心理描写和心理分析。既精彩，又含蓄”，“第二，它用了大量的颇为恰当的比喻”，“第三，它的笔调、语言有明显的中国古典小说如《镜花缘》 《儒林外史》一类味道，但它的写法、结构则较多吸收了欧洲近代小说特别是英国小说的长处”。q但陈贻焮的评价刚好相反，十分尖锐。作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陈贻焮先从小说艺术的角度质疑《围城》，又指出《围城》的受捧与政治因素不无关系。严家炎对“大师兄”陈贻焮意见的记录，更像是对自己的警醒。在与海外汉学的对话中，严家炎始终保持着严谨的态度，这在张爱玲进入《流派史》的曲折过程中也有所体现。

新时期初期，学界对夏志清《小说史》的接受还是相对宽松的，学者的不同态度，更多源于个人的知识结构和理论背景。但很快，情势就发生了变化。1983年3月，周扬为“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作的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提出了著名的“异化”及人道主义问题，受到严厉批评，直接引发了1983年下半年轰轰烈烈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首当其冲。5月19-20日，《文艺报》组织召开“现代文学研究座谈会”，会议由主编冯牧、孔罗荪主持，唐弢、王瑶、严家炎、樊骏、叶子铭、马良春、袁良骏等学者出席了会议，主要议题之一就是批评夏志清的《小说史》。r据袁良骏回忆，他在会议上应《文艺报》理论组组长李基凯约稿，写了一篇批评文章，因开头对《小说史》有所肯定而被要求必须删掉，并表示是“领导的意见”s。

“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还直接影响了严家炎《流派史》的相关计划。严家炎选编的《新感觉派小说选》书稿于1983年春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因为碰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直至1985年5月才正式出版。在这种情况下，写过《秧歌》 《赤地之恋》并被夏志清极力褒扬，比钱钟书更具争议性的张爱玲显然难以言说。1983年上半年，严家炎给北大本科生讲“五四以后小说流派”时，曾论及张爱玲。t但在1985年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漫笔》和1986年3-8月在《文艺报》连载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鸟瞰》中，只提到了张爱玲的名字，并没有具体论述。对于怎样把张爱玲写入《流派史》，严家炎是相当谨慎的。不光因为作家自身的政治问题，更因为流派史不同于小说史，难以归类的作家无法进入，而张爱玲并不能算作“新感觉派”作家。“如何入史？”“怎样论述？”就成为重要的问题。严家炎对此显然是有计划的。1986年出版的辅助教材《中国现代各流派小说选》第二册，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 《倾城之恋》作为“附”出现在“新感觉派与心理分析小说”部分。因此，《流派史》为张爱玲专门设置一节并非临时起意，不能说仅仅是美国之行的产物。u严家炎选择从张爱玲受“新感觉派”影响的角度出发，讨论她的小说创作“使心理分析小说达到一个小小的高峰”v。就对张爱玲的论述而言，《小说史》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文末对《秧歌》 《赤地之恋》的评价却显示了作者的坚持和对夏志清的直接回应：

五十年代所写的《秧歌》、《赤地之恋》等作品，不但内容上不真实，违背生活逻辑，而且艺术上也平淡无奇，失去光泽。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它们决不是“酝酿上一、二十年”的产物，只能是离开本土硬“要往别处发展”的树木。同以前的作品相比，它们简直使人难以相信出自同一个张爱玲的手笔。这再一次证明：离开了深切的生活体验，任何一种创作方法都不可能保证产生出色的作品。w

这个结论并非作者的立场之争，而是源于严家炎对文艺批评的深刻认识：“美学评价与历史评价不可偏废”，艺术形式和内容必须统一。这对于1980年代末期开始愈演愈烈的“唯艺术论”“唯方法论”的所谓“纯文学”思潮，是有深刻的纠偏意义的。本质上，19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强烈的当代性和现实指向。严家炎作为文艺理论专业出身的第二代学者，尤其富有理论和历史的洞察力，这也是其能屡屡开风气之先的重要原因。因此，他与夏志清的对话，也有特殊的理论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