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人写作”的跨媒介传播与内核变异

“素人写作”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文学现象，它记录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真切感受，对劳动工作、劳动关系有了重新发现，使得文学跨越圈层贴近大众，唤起了普通人的创作兴趣。值得注意的是，“素人写作”不是发生在传统文学内部，而是发生在新媒体上，如同项静所提醒：“我们需要格外关注素人写作跨媒介传播背后的新媒体力量。”a本文聚焦于新媒体语境下“素人写作”发生的多重线索、跨媒介的传播方式、传播和再生产过程中的内核变异、媒介环境对于“素人写作”的影响等问题，以期呈现新媒体时代的文学新变。

一、“素人写作”发生的多重线索

“素人写作”不是由单一力量所推动的，它的发生可梳理为三条线索。第一条是非虚构平台的内容生产。近十年来，新媒体上涌现了众多非虚构创作平台，如“谷雨故事”“人间theLivings”“正午故事”“真实故事计划”“澎湃·镜相”“三明治”等，背后有商业网站、文化机构的支持。这些非虚构平台的内容分为两种：一种是围绕重大事件由特稿记者打造出的深度报道；另一种是征集普通人的作品，聚焦于个体的生命史和他们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非虚构平台有自己的APP、公众号，形成了一批相对稳定的阅读群体。读者一般生活在大城市、具有较高的学历，他们关心贫富差距、两性平等、教育、中产焦虑等公共性议题，对大时代背景下个体的命运有同情的理解，也愿意就某个社会热点展开讨论。

第二条是出版商的挖掘。近年来涌现出了许多“小而精”的出版品牌，它们在选题上更具灵活度，既能对内容“深耕细作”，也善于挖掘创作者自身的丰富性，进行一系列故事化的营销。例如原《新京报读书周刊》主编涂涂创立了“乐府文化”，着重策划民间乡土类选题、大量启用素人作者，最具代表性的出版物是杨本芬的“女性三部曲”。涂涂在天涯论坛读到一篇《乡间生死》的帖子后，凭借媒体人的敏感，当即决定出版这部作品。在出版过程中，涂涂用主人公的名字“秋园”作为书名，将之定位为普通人的时代叙事——“我写了……一位普通中国女性——一生的故事，写了我们一家人如何像水中的浮木般随波逐流、挣扎求生，也写了中南腹地那些乡间人物的生生死死……我知道自己写出的故事如同一滴水，最终将汇入人类历史的长河”b。这也引领了“素人写作”的另一波风潮：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关注普通人的生与死、爱与恨。

第三条是视频网站的推动。视频网站正越来越深地介入文学领域，不仅成为文学传播的重要平台，也孕育新的文学创作主体。快手上有超过60万人写诗，《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就是一本属于快手老铁的诗集，B站也将用户的诗歌整理出版为《不再努力成为另一个人：我在B站写诗》。借助视频网站，普通人的文学梦想和创作行为被看见，一些人也由此成为作家。农妇韩仕梅2020年开始在快手上发表诗歌、与诗友对诗，经过一系列传播，她受邀在联合国妇女署纪念活动上进行演讲，命运从此被改变。

视频网站也正成为文学活动的新阵地。今日头条、抖音不光积极参与“世界读书日”、邀请作家走进直播间、打造综艺节目《我在岛屿读书》，还制作了微纪录片“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聚焦普通人的创作生活，选择跟拍的王计兵、范雨素、黑桃、陈慧正是“素人作家”的代表。视频网站把神秘、私人的文学创作变得公开、公共、可视化。

“素人写作”并非诞生于传统文学生产机制，而是由非虚构平台、出版品牌、视频网站三股外部力量共同推动，具有纸本文学、新媒体文学、影像视频的复合形态。推动这股写作潮流的背后也有着更为实际的考虑。在影视版权业陷入寒冬以及新闻写作者是否拥有版权遭到质疑后，非虚构平台对特稿的投入不再那么狂热，转而挖掘普通创作者，鼓励用户以自我为中心生产原创内容，然后编辑在大量投稿中挖掘有潜力的作者进行选题策划、作品打磨、深度开发、版权代理，王计兵《赶时间的人》就是由“真实故事计划”代理。小型出版机构深知无法与大出版社争夺一线作者，转而挖掘新鲜血液，从作者本身携带的话题性入手进行营销、帮他们打造鲜明的人设。视频网站对于文学内容的投入则出于经营策略的考虑，一方面国家鼓励和扶持优质的文学生产，另一方面文学相较其他内容而言，所携带的意识形态风险较小，对于文学内容的传播也提升了网站的文化品位、凸显了平台的社会责任感，是一种稳妥的选择。

除了这三条线索，“素人写作”的发生还经由一批文化人、媒体人推动，与近年来新媒体上弥漫的一股“社会学热”相关联。

北京大学教授张慧瑜2014年起就以志愿者身份为“皮村文学小组”授课，后将文学小组的作品结集为《劳动者的星辰》出版。2016年，时任“界面·正午”编辑的淡豹来皮村采访，看到了《皮村文学》上范雨素的作品，鼓励她投稿，后来经由淡豹、郭玉洁编辑的《我是范雨素》火遍全网。菜场作家陈慧的作品是被作家沈春儿发现并推荐给当地文联的，周慧的作品经由著名翻译家黄灿然编选、推荐。在微博上贴出王计兵诗歌的陈朝华是资深媒体人，也是一名诗人，《我的母亲做保洁》作者张小满过去是一名特稿记者。杨本芬的二女儿章红曾是《少年文艺》主编、自己也是一名儿童文学作家，是她将母亲的文字录入电脑并取名《妈妈的回忆录》，在天涯论坛连载。秀英奶奶的儿子吕永林是上海大学文学院的副教授，儿媳芮东莉是国内最早的自然笔记倡导者，他们以家庭写作工坊形式帮助母亲创作。

这些推动者不光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媒介素养，像淡豹、张慧瑜还有着专业的人类学、社会学、新闻学背景，他们通过文学介入社会现场，把“素人写作”当成田野观察的对象。比如张慧瑜更愿意称素人写作者为“新工人作家”，将他们的创作放置在20世纪中国形成的人民文艺的传统中考察，认为这些渗透着劳动者尊严感和包容态度的文学表达也是一种社会实践。c淡豹的人类学背景让她对“人”本身更加敏感，关注人的个体遭遇和所处的社会联结，也关心性别与阶级，范雨素由此进入了她的视野。

作为劳动者的自我表达，“素人写作”还关联着新媒体上持续弥漫的一股社会学热。这种社会学热一是借助社会学视角批判性地审视日常生活，比如批判平台规则对外卖员的压抑；二是对“附近”的重新发现，从关心身边的陌生人入手，重新建构自己和周边、社会的关系。“素人写作”把两种方式结合在了一起，对人们所关切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文学化的表达，既满足于对“附近陌生人”“具体而微世界”的重新发现，又呈现了现代劳动环境中被异化的生命体验，以及主体突破异化的种种尝试，暴露出当下社会的结构性冲突。“素人写作”还引发诸多话题讨论，如打工者如何更好地接受人文教育、无产阶级的文化建构等，这使得对它的阅读不再停留在情感层面，而变得具有现实关怀和反思精神，提升了“文学阅读”之于认识社会的意义，因此受到知识阶层的青睐。

二、“素人写作”的跨媒介传播与内核变异

随着《我是范雨素》等作品的出圈，“素人写作”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媒体在“素人写作”的传播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不光扩大了文学的传播量级、将受众面从知识阶层扩展到普通人，还生成了一个个“素人写作”的“副文本”，影响着大众的接受。在跨媒介传播中，“素人写作”的内核也不断发生着变异。

新闻媒体对文学的介绍不再是选载内容、发表书评，而是通过撰写人物报道，呈现创作者的生活状态和复杂心理，探寻他们走向创作的原因。这些报道将个人生命史、日常生活、文学生活、文学文本较为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新闻媒体关于“素人写作”的报道采用了图文结合的形式，传播平台也从纸质媒体转移到新媒体。题图选用写作者身着职业服装的照片，突出外卖员、快递员、保洁等鲜明的身份特征。然后展现他们工作、生活的标志性场景，如农田、菜市场、快递分拣站、保洁间等。最具代表性的场景莫过于杨本芬的厨房，厨房从一个日常生活空间变成了文学创作空间，她这么描写自己的创作环境：“厨房大概四平米，水池、灶台和冰箱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再也放不下一张桌子。我坐在一张矮凳上，以另一张略高的凳子为桌，在一叠方格稿纸上开始动笔写我们一家人的故事。”d郭冰茹指出“厨房”是杨本芬从事文学创作的起点，不仅是她实现写作的具体空间，也决定了她作为一个写作者的主题选择和叙事风格。厨房连接着日常生计的一日三餐、柴米油盐，厨房中的劳作与为了维持生计的种种辛劳相互指涉。厨房中一边做饭一边写作的状态，直接影响了作者对叙述过程中语言、节奏和调性的把握。同时厨房作为女性主要的活动场所，也暗合了女性“主内”的传统性别规范。e厨房不光被赋予了文学的意义，还容纳着性别、生活、劳动等诸多面向。《人物》杂志敏锐捕捉到了这点，发表了《外婆在厨房写作》，后来几乎所有媒体都采用相同的思路，以“厨房作家”指代杨本芬，展现八旬老人把饭桌当作书桌的特殊生命状态。

新闻报道中穿插的大量图片不断加深着一种反差感：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职业反差，厨房、菜市场和书房的创作环境反差，飞奔在路上和安坐在书桌前的生活节奏反差，由反差锻造出一种新的身份——“厨房作家”“菜贩作家”“快递诗人”“农妇诗人”，前面是一个基层劳动职业，后面是高雅的创作者，相悖的两者拼贴在一起形成标题，让读者不免产生好奇：他们如何一面扛起生活的重负一面编织精彩的故事？这进而勾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在具体行文中，新闻报道也有着固定的套路。以对范雨素、王计兵的报道为例，第一部分是记录素人创作者过去的艰难岁月，比如关于范雨素的报道会频繁引用那句“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然后带出她辗转、忙碌的生活：“20岁，范雨素忍受不了乡下的枯燥日子，离家北漂，然而在北京混的并不如愿，便‘草草把自己嫁了’。结婚期间经历家暴，她带着两个女儿仓皇离家，独自生活。”f

王计兵的报道也同样如此：“挖沙、摆地摊、做木匠、拾荒、开租书店，他什么工作都认真干过，但最窘迫的时候，连房租都交不起。王计兵记得，21岁时跟着父亲到家乡附近捞沙，长时间泡水，手脚被粗劣的沙子拉出血，但一天只能赚9块钱。”g

第二部分是对他们当下生活状态的描述，依然充满着对苦难的渲染：

王计兵55岁，来昆山二十年。最初踩着五十块的二手三轮车捡废品、摆地摊，攒钱开了家租书店，一年多就因为无证经营关门。一直到2005年，他和妻子开了一家百货店，之后十年，他们买房落脚、开了如今更大的商店，但很快又遇到疫情。

前几年，他的右手小指在拆铁皮的时候被割断了肌腱，因为小诊所治疗不专业，如今僵硬弯曲，无法再伸直。他苦中取乐，身体就像从此多了一个钩子，用来悬挂小物件：“那些滚烫或冰凉的外卖/时常挂在钩子上/让我看上去更像是一面行走的墙。”h

育儿嫂工作繁琐，一晚可能只睡两小时。范雨素很落力，曾经被照看的孩子视为干妈。奇特的状况也容易列举：她被检查过行李，“官二代”雇主看到里面有书颇为惊奇；随雇主去其亲戚家吃饭，主人递上一次性筷子。她还因为遭殴打而起诉雇主，官司耗时耗力、兴师动众，最终不了了之。i

第三部分是展现文学如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帮他们从沉郁中解脱出来，获得精神上的自由，让生活不再枯燥、乏味。文学还维系着他们的尊严、带来战胜现实的勇气。

和童年一样，只有阅读能够暂时纾解她的心情。狭窄的出租屋里，三个书柜里都是书，从废品站和潘家园市场淘来的旧书，一块五到三块钱一斤。她还买了“微信读书”的会员，每个月19元，可以下载几百本书……如果说童年的阅读为她打开了通往外面的窗口，如今的阅读则是她抵抗外界的一种工具。j

即便在没成名的那段日子里，他也一直能感受到，文学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好人。写作、发表的作品带来的内心力量特别强大，会瞬间擦去王计兵的所有不适。k

最后是他们走向了创作道路以及创作对于生活的改变：

在洗碗工、地摊小贩、育儿嫂之外，北京的范雨素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写作者……因为不想被人认出是育儿嫂范雨素，她不愿意再去需要登记个人信息的家政公司或者App抢活儿，只在一个小时工群里，偶尔接些私活儿，每小时只有30元。不做零工也不写作的时候，她有时在家，大声朗诵古诗或者自己写的诗歌，读到热泪盈眶；有时出门，听着音乐，去皮村隔壁的温榆河走一走。l

从昔日掐分掐点地送货，到如今忙碌于一场又一场的文学活动，王计兵的生活在短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红的另一面，是招黑。

他告诉我，“前几天还有人在老家的群里，直接@我，攻击我。他们用语音说了我两个多小时。主要攻击的点，就说我写的什么都不是。叫我不要继续炒作自己了。一点价值也没有。我说勤能补拙，我写得多。他们说我写得越多，垃圾越多，他们说我占据了太多资源”。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