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文艺”与改革开放后类型文学预案

中国科学与文学之关系，早在新文学发生前就存在。这种关系本质上是借科幻之力，寻新民之境，传政治理想。目的是使人脱离眼前的世界，而进行思维的拓展，从而认可更加先进的制度设计。无论是传入我国的较早的科幻译本《八十日环游记》 《月界旅行》 《地底旅行》，还是较早的创作《新石头记》 《月球殖民地小说》等，都是把人放到一个新世界，之所以未采用神魔小说的飞天遁地之术，而冠以科学之名，唯因所表现的是新世界而不是“灵山玉殿”。

换言之，“科学”在此第一次作为神力之外的超现实力量，使人们多了一种想象世界的方式，体现了人的力量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科学”也注定被政治想象所束缚，尤其是经历了“十七年”间的文艺大众化之后，“科学”具有了一种政治上的实用性，越来越压抑了“幻想”的可能。

虽然科学是“科幻小说”的一个主要特色，但是“幻”相比之下更有本体论意义，它代表着思维空间的拓展，是将科幻小说与科学报告文学区别开来的标志。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一种新型文学空间的营造、新型文学景观的建设、新型文学产业的苗头。但是在象征生产力的“科学”以及政治站位的双重作用下，一种“有可能的”“希望的”文学元素，被改造成了“确认的”“可证的”意识形态美学。这也使得中国文学在“新民歌”“红色小说”“改革文学”等文学现象之外，又产生了一种十分独特的文学标本——“科学文艺”。

一、“科学文艺”与作为生产力的文学

“科学文艺”严格来讲并不包含科幻，因为它是利用文艺的体裁传播正确的科学知识。而“幻”之属性则是“非科学”的。“科学文艺”中的其他体裁，如科学诗、科学小品、科学相声、科学电影等等，在进行科学解说的时候，不能有想象成分，即使是假说，也肯定要向读者、观众说明。科幻小说其实理所应当地被归为“文学”一类，但是除了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等极个别小说之外，多数都未能获重要奖项。

那么“科学幻想”小说以外的“正常”小说是什么样的呢？至少在1985年以前，这种小说的代表是“社会现实”小说。科幻小说难以成为主流，是因为其为幻想的而非现实的。科幻小说中的“幻”字，受到了规约，经常沦为“政治寓言”与“建设游记”。而实际上很多科幻作家，也是科普与科幻兼顾的，种种情形，都体现了“科学文艺”与其他文艺一样，在特定时期都很难摆脱一种实用性诉求。或者说，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科幻小说”都承担着一种“努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任务”a。带着这种任务，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科幻作家成为科学世界的“两栖动物”了。

即使是这样，叶永烈等人也遭受了批评。这立刻在科学文艺界引起了极大的不安，童恩正、刘兴诗等十二人为叶永烈做了立场辩护：“每年创作近百万字的科普作品，力争为四化多作贡献，这应该是无可非议的；而且叶永烈同志多次拒收稿费或将稿费捐献给少年儿童文化事业，这是科普界人尽皆知的事实……”b整篇辩白都无暇顾及为科普文艺正名，一再试图唤起的是人们在道德上的同情心理，可见当时科学文艺的发展是多么艰难与混乱。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家往往科普和科幻兼顾了。

从左翼文学、延安文艺，一直到“十七年”文学，中国的文艺界越来越多地赋予文学作品以动员和宣传功能，形成了独特的“大众文艺”。“如果说‘大众文艺’的理想状态是诗人和听众同时认同于一个想象性的集体化历史主体，是诗人和听众双方相互间自我镜像的积极投射和映证，那么‘通俗文学’，由于市场的中介和商品经济对‘交换价值’的崇拜，推动的却是一个客体化、甚至物化的过程。”c科学文艺中的科学诗、科学小品和科学相声等体裁，鲜明地继承了“大众文艺”的特征，与国家发展的意志步调相一致。

科学诗往往以精妙的和丰富的想象、比喻见长，比如高士其的《大肠菌滚出去》 《天的进行曲》 《时间伯伯》等等，多是采用了这种路线，将一些自然现象拟人化，使得他们具有人的情感。类似的还有丁锋的《我的工具》等，不一而足。这些科学诗在最后的升华往往还是要和政治结合在一起。比如高士其的《时间伯伯》最后落脚到把握时间向社会主义进军，丁锋的《我的工具》中工具具有拟人化的建设社会主义科学宫殿的情感。这些诗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和明显的集体主义诉求。

科学小品相比于采用比喻、拟人手法的科学诗，则更具有说明文的性质。科学小品或者书写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科技，或者书写能提起人们极大兴趣的太空世界、文化掌故等。比如邓冈州的《形形色色的罐头》，贾祖璋的《南州六月荔枝丹》，廖文举、王敬东的《花儿为什么这样香》，袁文的《太空“行走”》，忻元华的《谁劈开了华山的巨石》等等。这些小品文往往并不在纯文学刊物上发表，而是在《红领巾》 《儿童时代》 《陕西少年》 《河南青年》 《生活科学月刊》 《黑龙江青年》 《内蒙古妇女》，甚至中医药等读物性质的刊物上发表。这些读物类杂志的发行量，很多在整个期刊界都是名列前茅的。

科学相声虽然与小品文迥异，但也多是通过捧哏和逗哏的对话，利用语言的趣味性将某种科学道理讲述给观众听。比如加贝的《吃火药》、于振寰的《“吹”的学问》、陈若冰的《粘住了》等等。但是，由于其篇幅容量较长，往往适合利用较为巧妙的包袱将科学道理自然地带入。沈豪、孟祥武的《笑》就采用了精彩的贯口，以及对历史人物的调侃与揶揄，将中国古典的“笑”文化，以及现代科学中“笑”对健康的意义交代得十分清楚。科学相声中的很多科学包袱，即使放到当下的语境中也并不过时，而且容易给人留下悬念。最关键的是，科学相声相比于案头文学，更加体现了文化部门要利用文化来普及科学的决心。

科学电影类似于现在我们所看的科学纪录片，以讲述科学知识为内容核心。比如1983年的第三十六届国际科学电影协会年会，共播放了30部影片。中、法、美、英、苏、联邦德国、民主德国、瑞典、瑞士均参与了影片放映。影片分为教学科研、医学、科学普及、生产应用四大类。美国的影片依旧因为是“假说”不够真实而受到了批评。受到嘉奖的片子大多都是寓教于乐、深入浅出、形式新颖、知识准确的。d1984年的国际科学电影协会年会上，值得注意的有：1.科研片和教学片占了绝大多数。2.影片长短、复杂度差别很大。e从这里可以提取出两点信息，一是对于科教兴国的认识在全球是普遍化的，二是由于过分强调科学文艺的实用性，导致全球所谓的科学电影都有些类似于教学片，水平普遍不高。因此，无论是科学文艺中的哪一种，与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科幻”文艺均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当时人们总认为科学和文艺是可以无缝结合的，文艺是科学的宣传品。因此，我们很难看到多么深刻的科学文艺。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还要看“科学文艺”在1976年后是怎样诞生的。1978年初，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文坛活力复苏的一只报春鸟。如果说《伤痕》 《班主任》还在惋惜昨日，那么《哥德巴赫猜想》则是最早以质朴的方式，从正面打开“改革文学”大门的一篇作品。

首先，《哥德巴赫猜想》看似以科学技术为主题，但所代表的是文学中整个知识分子题材的复苏。其二，其利用了“报告文学”这一颇具意识形态意义的文体，使得文学以较为稳妥的态势复苏。其三，其在保持政治正确的前提下，书写了一些人性的真实、生活的磨难以及理想主义的光辉。此外，它还影响了很多改革小说的“报告文学化”。

因此，科学文艺主动承担了将“科学”转化为意识形态的“历史任务”，成为文艺作品描写真实的保护伞之一。这使得囊括在它旗下的，以“科学”为名的文艺形式，都难以摆脱“报告化”的宿命。即使写一些未来的事情，也要将其与共和国“同时态化”，作为共和国迟早到来的光明时代去书写。比如郑文光的《鲨鱼侦察兵》，叙写三位小朋友误入科研小岛，发现了祖国科学家们秘密研制的鱼类侦察兵和武器，并且利用这些技术破解了某大国的阴谋的故事。小说叙述夹叙夹议、循循善诱，立场坚定的语言风格，昭示着其在主题上的不容变更，这也正是报告文学这一文体与生俱来的“原罪”——对于体制的依赖过强。所谓的“科学幻想小说”尚且如此，那些以科普为使命的科学诗、科学小品等就更加如此了。

二、“科学文艺”的时代合理性

然而，“科学文艺”就真的一无是处，要完全被归为政治符号吗？其实不然。无论是中国最近上映的科幻大片《流浪地球》 《三体》，还是欧美的《星球大战》 《星际旅行》 《曼达洛人》 《神秘博士》 《超感猎杀》 《末日孤舰》甚至超级英雄电影等等，在科学的处理上可以说没有一个是真科学，那为什么它们依旧能唤起人们对科学的兴趣和理想，而没有使人误入歧途呢？无论是DC漫画出品的《蝙蝠侠》 《超人》，还是漫威世界的《钢铁侠》 《蜘蛛侠》，不管主人公的力量有多么近似神话，但作者们总是要从科学而不是神话中寻找依据。这意味着在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中，科学本就是取代神话的另一种全民信仰。

这些影片有早有晚，像《超人》 《神秘博士》早就为中国所注意。1979年8月25日，第37届世界科学幻想小说大会在英国的布兰顿举行，中国代表有这样的感悟：“科学幻想小说从开始诞生到现在有了很大发展……英国目前的一出电视连续播映的戏剧叫《谁博士》 （Dr.Who，现通译《神秘博士》，本文作者按），是老幼皆宜的节目……还有一位出席大会的是科学幻想影片《超人》的主角克里斯多夫·里弗。这部影片大会选为一九七九年科学幻想最佳影片。”f通过以上列举，可以发现无论是姓“科”还是姓“幻”，只要做到深度足够，并不影响人们对于科学的态度。关键是政治给它的可施展的空间有多大。

冯庆认为：“科幻文学并非单纯的通俗文学，具有严肃的一面。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困境源于中国科幻缺乏科学精神。”g所谓的“严肃”，在欧美的科幻文学中主要是指人性的终极哲思与宇宙观的体现，而在中国，则是继承了体制内报告化小说的严肃性。这两种“严肃”其实是并不相同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小说在改革开放以前强调姓“科”，但却成了政治寓言的原因。因为“科学”在当时的语境下只是改造社会的新型生产力，更多地与个体无关而与集体有关。

因此，很长时间以来，“科学的功能”被认为是认识现有的世界，而并非想象未知的世界。这导致中国的“科幻小说”长期以来都是科幻外壳下的政治站位与人性描摹。“科学”在这里的功能主要有四个：“提人力”“扩眼界”“思人生”“换空间”。

四个功能的终极目的，是在新旧空间的对比之中，坚定为既定意识形态服务的信念。科普文艺和科学幻想小说之所以经常被混淆，就是因为两者都有开拓视野、憧憬美好生活的功能。但过于强调其时效性，则限制了科幻小说应有的哲学思考与宇宙观念。早在1981年，陈珏就总结出了当代西方科幻小说的各种流派。比如以弗里茨·莱伯为代表的“意识流”、以雷·勃雷德伯里为代表的“象征主义”和寓言体裁、以库尔特·冯尼古特为代表的“黑色幽默”、以汤姆·戈德温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以理查德·马瑟逊为代表的印象主义、以西奥陀尔·斯德尔金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等等。他还认为，就内容而言，当代西方科幻又可以分为社会科幻、讽刺科幻、幽默科幻、灾难科幻、乌托邦科幻等等。比如《冷酷的方程式》“描写的是冷酷的自然规律和炽烈的人类感情之间的矛盾，字里行间充满了柔情蜜意，把人间崇高的爱和牺牲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h。30余年以后，中国读者依旧没有淡忘这部作品，并为其深度和悲剧内核而感叹：“从驾驶员到那些同情姑娘命运的司令官和技术员……遵从自然法则而行事。正是这种必然性赋予小说以真正的悲剧色彩。”i这种色彩，其实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及以前包括科幻小说在内的“科学文艺”所欠缺的。

科幻被归为“科学文艺”的大旗之下，是护身符，也是绊脚石。“它首先就应当符合当代的科学事实，与科学的发展紧密联系，而且应与科学的发现相一致。”j可见，“幻”的部分被严重压制着。在当今世界的科幻经典中，我们可以看见很多现今世界上并不存在的东西，但是这并没有造成我们对这个世界错误的认知。因此，“科幻”应符合的不是当代的科学事实，而是当代人合理的科学憧憬和深刻的科学想象。而1980年代初科幻小说的现实却是“汲取了苏联与凡尔纳科幻中共有的技术乐观主义，把应用性的科技发明和未来奇观作为想象主体，另一方面又限于时代及创作主体等诸多因素……于是总体上呈现出略嫌浅白直露的儿童科普型特征”k。因此，不仅在概念上，科幻与科普存在混淆，连叙述方式和语言的文体特征上亦是如此。以《月光岛》为例，孟薇在给梅生写的信中，揭示了“天狼星人”的秘密：

我惊讶极了。海狼老爹，不，他是著名的天狼星科学院院士……据说那是十万年前，他们的一位先哲所作的结论，那位先哲认为地球人是比天狼星人更高级、更文明，进化的程度更高的、伟大的生物群……我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和他们一道飞向那个遥远的天狼星……忘掉我，自己坚强地活下去，要记住，科学需要你献身！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