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散文”何以入史

近年来，1990年代文学研究已经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尽管在方法论上延续了“重返1980年代”的思路，但1990年代的特殊性体现为其内在于当下的在场性，因而“重返”也有“溯源”之义。在对诸多文学现象的打捞与重审中，散文并未受到（长篇）小说、新诗那样广泛的注意，这与“散文热”的历史事实尚存在一定的距离——其中，“文化大散文”的横空出世，彻底冲击与刷新了散文的阅读与写作经验，影响了一个长时段的文学史生态。尤其从接受角度而言，“文化大散文”相比其他文类变革更深入人心之处，在于它构成至少两代人共通的集体记忆与情感结构；那些被一代人忽视的，也正作用于下一代，深刻参与着1990年代以来的历史进程。

在全文中出现“文化大散文”一词的研究文献已达到上千篇（部）。从过去论者对“文化大散文”的使用方式看，或将之视为约定俗成的“统一”命名，来鉴别具体的散文现象；或试图对之进行界定，却始终未能在对话中达成对命名的有效共识。文学批评化的“文化大散文”固然有其存在的必要，但也造成概念的空转与知识的重复生产，多少暴露出“本质论”思维的局限性。而“历史化”的题中之义即“去蔽”，洪子诚将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概念视为“生成”的而非“自明”的存在，以此实现对文学史叙述的“清理”a的做法，曾得到许多学者的纷纷响应。将“文化大散文”纳入当代文学关键词序列，揭示概念的“构造”与文学生产的互动关系，才能使“文化大散文”之“名”无限靠近1990年代历史之“实”，最终丰富我们对这个充满矛盾的1990年代的结构性认知。

一、“文化大散文”的发生

1980年代有关“文化散文”的零星碎语，其“文化”指向，皆不出“文化热”的范畴。b1992年3月，《文化苦旅》散文集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扉页“内容提要”的首句为：“本书是余秋雨教授近年来在国内外讲学和考察途中写下的系列性文化散文。”随着《文化苦旅》引起轰动，使用“文化散文”概念的研究文献数量骤增。显然，出版社之所以给出“文化”的命名，直接源于《文化苦旅》有关“文化人格”“文化良知”“文化内涵”的写作议题。但事实上，余秋雨离开案头/学院去往各地展开文化考察、从学术写作转向面对社会公众的写作，这其中的动机与诉求十分复杂：有感于社会转型带来的文化滞差现实，以及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趋向，荣格的“人格”说启示“我”踏访古人活动过的“文化现场”，在“人、历史、自然浑沌地交融”c中找寻和重构本民族的集体人格；与此同时，“我”对民族文化的“载道”式言说召回了士大夫的身份与意识传统，实现对知识分子“历史主体”地位的想象性找回，以及对社会问题的想象性解决。由此也可以解释“我”充满情绪化（甚至带有道德义愤）的表述几乎贯穿全书，是作者身处的堪称文化与文明面临“千年之变”的境况在文本中的投射。d而媒介生产机制则将这种关涉民族与个体命运思索的丰富内涵抽空，化约为“文化”二字的既定理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化苦旅》的封面设计作为“伴随文本”e，更为直观地呈示了当时社会语境主导下的对文本的求解方式：远景是夕阳下的黄土沙漠，近景是显示人迹的车辙印，在孤独沧桑中隐含着人类对自然的开发。《文化苦旅》被片面感知为“民族寓言”式的写作，激发着人们在“走向世界”浪潮中对“民族性”的重新体认。这意味着整部散文集颇为多义的“文化”命题被解读为“文化旅行”的主题与民族复兴的先声。

《文化苦旅·自序》中出现的“我已觉得非写一点文章不可了”“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f这类表述，说明余秋雨对历代文人所言“文章天下事”“妙手著文章”的精神传统的认同。出版社将余秋雨的这些自称为“文章”的篇什，进行“散文”文类的归置，则是一个几乎被过去研究者所忽视的“征用”动作。时至今日，从四分格局中的现代“散文”自身演变脉络来看，《文化苦旅》的写法确实开创了一次“破体”实验，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古代“文章”与广阔人生实践的同构关系：将传统主流/精英文化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递给更多的普通读者，“散文”相对自由的体式则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写作与阅读的需要。《文化苦旅》在客观上启发了1990年代知识分子摆脱自身被动态势、主动介入当下现实的可能。考虑到“学者散文”兴起于《文化苦旅》之后，不少文学史著与论文将“文化散文”与“学者散文”视为可以互换的概念。但经过上述对“文化散文”生成过程的考察，可知其与“学者散文”之间存在无法弥合的裂隙。g

1992年9月，《美文》杂志创刊，主编贾平凹亮出“大散文”的旗号，在发刊辞中针对当时流行的“为文而文”的“狭隘的散文意识”，“鼓呼散文的现实感，史诗感，真情感”，在创作举隅时则特别提到“可以行文化的苦旅”。h可知《文化苦旅》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大散文”的提法。“大散文”最初的理念即倡导职业散文作者之外的人加入创作队伍，“大开散文的门户”，彻底打开散文格局。不过，“大散文”之“大”容易被误解为重回那种刻意拔高式的“宏大”叙事，贾平凹随后解释“‘大散文’这个词似乎不通，但矫枉过正，主要是强烈地表现我们的追求和倡导”i。可见“大散文”在对散文潮流走向的反观中保持自我更新的生命力，《美文》接续的“同人”传统、身处边缘（“地处于西北”）的位置为此提供了有利条件。拨开笼罩于“大散文”之上的迷雾，将会发现“大散文”之本义仍在“美文”：“倡导美的文章”j的初心，依旧是为了召唤那种根植于社会现实的“文章”传统，甚至与同处于转型巨变时期的“五四”散文之勃兴与多元发展状貌遥相呼应。k

贾平凹等人对“大散文”的“鼓呼”，得到一些杂志的响应与相应的实践。《雨花》杂志自1993年10月起，推出由夏坚勇创作的“天低吴楚”系列“大散文”8篇。在首篇《寂寞的小石湾》前，“大散文”专栏的主持人梁晴发表了一段“宣言”，强调“我们特别推出‘大散文’这个栏目，在于选发有历史穿透力、敏于思考、有助于再铸民族精神和人文批判精神的散文佳作”。夏坚勇试图让行将湮灭的文明碎片重现辉煌的写作饱含民族悲情意味，被赋予文化持守的内涵，成为能够支持其时方兴未艾的“人文精神讨论”的一笔精神资源，也间接进入一种对市场化带来的消费主义进行抵抗的逻辑。不过，“大散文”概念“行走”至此，基本上仍然为知识界所掌控，体现出知识分子为保持自我认同，将自身置于“输者为赢”的境地，而在“颠倒的经济世界”l逻辑中获取自主性的努力。

以上爬梳“文化散文”“大散文”发生的历史环境及各自的合法性依据，已经看到两者既存在关联又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而在接下来特定的文学生产运作中，双方被“结构”为一个整体性概念：据《文化苦旅》的责任编辑王国伟描述，“《文化苦旅》给作者带来强大后劲的蝴蝶效应”，即其产生了“巨大的无形资产和品牌收益”。m同时，余秋雨的文化英雄角色与明星学者身份，也赋予了《文化苦旅》以符号价值。争取余秋雨后续作品的版权并不容易，时任东方出版中心n编辑的雷启立称“出版社就考虑组织出一批跟《文化苦旅》风格、内涵类似的书”o，他首先在《雨花》“大散文”专栏上发现了夏坚勇的系列作品，认为可发展成书。1996年9月，夏坚勇《湮没的辉煌》出版，其封页内页等的装帧设计均与《文化苦旅》保持惊人一致，出版方巧妙地利用首因效应，唤起读者对《文化苦旅》的“前理解”；而封面已赫然印上“文化大散文之二”的字样。紧接着仍以《文化苦旅》为模板，东方出版中心接连推出巴荒《阳光与荒原的诱惑》 （1997）、蔡翔《神圣回忆》 （1998）、汪应果《灵魂之门》 （1999）、王充闾《沧桑无语》 （1999）、卞毓方《长歌当啸》 （2000）、郭保林《昨天的地平线》 （2003）等集，并统一在封面印上“文化大散文系列”字样（甚至《文化苦旅》在1997年第10次印刷时也被增添该字样）。至2004年，东方出版中心又推出以“东方文化大散文原创文库”为名的全套23册的巨制p，则更凸显丛书批量化生产的“机械复制”特征。

回望研究者们试图对“文化大散文”做出的诸种定义，“人、历史与自然交融”“人文山水＋历史人物/事件＋文化感叹”这些标尺显然无法囊括上述所有作品。余秋雨就曾谈道：“何谓‘文化大散文’？散文本身是文化的一部分，哪一篇散文是非文化的？”q这一明显带有策略性的自我“澄清”，却也道出了“文化大散文”难以被本质化的事实。王尧更是颇有见地地指出，“这一命名无法解释‘文化’与‘散文’、‘散文’与‘大散文’的关系”，因而“其实是缺少学理支撑的”。r“文化大散文”作为由1990年代文学（文化）生产机制支撑的文学现象，事实上暴露出学界的命名权力的边际。由此牵涉的“文化大散文”进入文学史的方式、“文学经典”的标准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重新讨论。

二、“文化大散文”的文学史定位

“文化大散文”虽不至于成为随意漂浮的“能指”，却也无法用以指涉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的文体。“文化大散文热”显然并非散文（文学）自身新陈代谢的结果（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滥觞时期的“大散文”）。上文提到，出版社起初是以《文化苦旅》为参照来寻找相似作品的，从实际结果看，有部分作品在行文细节上都与《文化苦旅》构成对话与互文。这不能排除作者受到《文化苦旅》的启发而展开的自主性写作，但显而易见的是，组稿几乎渗透进“文化大散文”生产的一整套流程中，呈现同作为“文学书写的无形之手”s的年代似曾相识的经验。由此形成的对写作主体的引导与规约，直接参与了“文化大散文”的形塑，甚至应当构成文学史在对“文化大散文”的叙述中无法绕开的因素。雷启立坦言“组稿要有意识地选对选题”，出版社针对夏坚勇已刊散文题目较散的情况，为其量身定制了“江南被湮没的文人文化的发掘”这一主题；在约稿、改稿过程中，编辑部实际上成为《湮没的辉煌》的“作者”之一。丛书中的巴荒等作者，也在后记中提到编辑在书稿出版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为何选题（组稿）关乎出版社的切身利益？1990年代以来文学与以往的显著不同，是新的支配性文化生产机制的形成，引领整个文学景观与生态的走向，“读者市场主导下的文学出版开始以‘操作’的方式主导文学”t，新崛起的市民阶层提出与身份相应的文化需求，体现于当时许多引发轰动的出版策划行为与文学命名事件。根据王国伟回忆，《文化苦旅》在出版前险些“胎死腹中”，随后的热销也可谓“无心插柳”之举；出版社为开印数、是否出精装本等事大加讨论u，反映了文学出版从计划体制迈向自负盈亏道路过程中的“阵痛”。在看到《文化苦旅》单行本出版的巨大成功之后，东方出版中心通过丛书的规模化生产来整合资源、节省成本，汇聚稳定的作者与读者群，在新的市场竞争条件下，这种“主动出击”的做法却也是“背水一战”的一语两说。

不过，与一般大众文化的野蛮生长不同，“文化大散文”在与体制的磨合中探索出一种共生的模式。在现代时期，传统文化就曾与主流意识形态达成默契、合拍的状态。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为“文化大散文”写作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经验；不过，写作者普遍展现的对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的认同乃至重建的努力，显然有别于“寻根”的暧昧态度，自然容易受到此时官方的重视。早在对《文化苦旅》的营销宣传中，出版社就争取了《人民日报》、央视等官方媒体采访报道；对《湮没的辉煌》更是采取有计划有组织的运作策划，该作一举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散文）等官方奖项。雷启立认为“文化大散文热”的重要原因，是“书的定位很符合国家的出版方针政策文化政策”。

而使“文化大散文”走向“经典化”的最大推力是文学教育，获得官方认可的教本真正主导了“经典”的方向。一般来说，将历史文化和学术文化向社会文化空间播撒的人是“教师”，以余秋雨为代表的写作者在文本中表现出与生俱来的教师意识v，又在教授/专家等头衔的加持下，受到青少年与教育者的推崇。这也是1990年代的学者、文化人将原本遭遇贬值的“象征资本”（稀缺性资源）重新转化为文化教化权的典型案例。王国伟曾收到不少学生写的《文化苦旅》读后感，并了解到许多中学语文教师将《文化苦旅》列为学生课外必读书，于是“及时把营销的重点调整到教育部门和学校”，最终“《文化苦旅》的不少篇章顺利被选入各类语文教材”。w丛书中的王充闾、郭保林、朱鸿、鲍鹏山等作者，也有作品进入教科书、教辅书或考卷。雷启立到高校任教时发现，许多大学生在初高中阶段就读过这套书。随着阅读“文化大散文”的一代学生步入社会，这种集体记忆始终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作用于主体，流淌在现实生活的血液中并深深影响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