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疑的诗学与历史的镜像

如果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史进行总体性的观照，“犹疑的诗学”无疑揭示出了隐而不彰的文学表述及文学史形态，特别是其通过现代主体犹疑不定的内部辗转及其崎岖演变，呈现出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与心灵史。所谓“犹疑的诗学”，与决绝果断且高歌猛进的诗学相对，意味着彷徨与疑惑、退避与绝望、沉沦与分裂、动摇与幻灭、惊惧与质询，甚至在无力与无能中，显露出复杂丰富的现代主体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灵魂格局，烛照曲折幽微的人心图谱和精神序列，因而也形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迂回波折的精神结构与掩埋遮蔽的文化质地，并在与进化论、革命史观、启蒙观念等相互周旋激荡中，提供了丰富多元的主体形态和诗学镜像。

一

1919年，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提出，“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狠（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a随后，他以文学实践了这一主张，在小说《一个问题》中，借朱子平之口，抛出了人生之问：“我这几年以来，差不多没有一天不问自己道：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我想了几年，越想越想不通。朋友之中也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起先他们给我一个‘哲学家’的绰号，后来他们竟叫我做朱疯子了！小山，你是见多识广的人，请你告诉我，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b胡适对人生与社会的“问题”充满忧思，试图以写实的方式，通过人物及其心迹的表露，牵引事件，暴露现实，从而寻求问题的实际解决。“问题小说，是近代平民文学的出产物。这种著作，照名目所表示，就是论及人生诸问题的小说。”c在胡适、叶绍钧、罗家伦、冰心等人创作的问题小说中，“朱子平们”所透露的人生犹疑，透露出来的是一种写实主义式的解决问题的呼声，写作主体内部的态度则表现出一种“同一性”的决绝。

1926年8月，鲁迅的《彷徨》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祝福》 《在酒楼上》 《伤逝》等小说皆收于此，“大革命”前后的彷徨与疑惑不断冲击此前态度一致的新文学阵营。以此前胡适所提及的“朱子平之问”，联系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可以见出文学主体的“犹疑”发生了新的移变。《祝福》中的“我”作为受新文化浸淫的知识者，面对祥林嫂无比迫切的魂灵“问题”，却只有“惊惶”无措，“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灵魂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么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蹰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d祥林嫂与“我”的双重困惑，代表了对于不可预见的未知与无法解答的“问题”的犹疑。“我”起初想要以“希望”及对末路人的怜悯加以敷衍塞责，然而随后又陷入了深深的“诧异”与“不安”，究其原因，“魂灵”之问及其处理，不仅在于祥林嫂，更关乎“我”及“我”背后的知识态度与文化姿态。很明显，无论是对于朱子平，还是祥林嫂，这都是关乎今生来世的弱势底层之问。弱者的问题，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之初不得不直面的所在。然而，不同之处在于，胡适等人所创作的问题小说，其实是上升到社会学的层面，对人生之“犹疑”进行考量的，文学不过是其中重要的表现形态之一；而在鲁迅那里，则代表着怀揣问题的“犹疑”者，从客体走向了主体，也意味着新文学走向了纵深，尤其在写作《野草》时，鲁迅更是在“彷徨于无地”中，将苦闷的“犹疑”推向了极致。“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呜乎呜乎，倘若黄昏，黑夜自然会来沉没我，否则我要被白天消失，如果现是黎明。”e在《近代的超克》中，竹内好曾提到鲁迅文学中的“无力感”，“文学是无力的。鲁迅这样看。所谓无力，是对政治的无力。如果反过来说，那么就是对政治有力的东西不是文学……文学对政治的无力，是由于文学自身异化了政治，并通过与政治的交锋才如此的。游离政治的，不是文学。文学在政治中找见自己的影子，又把这影子破却在政治里，换句话说，就是自觉到无力，——文学走完这一过程，才成为文学”f。需要提及的是，对于鲁迅而言，“犹疑的诗学”不是进化论，也非退步论，而是在希望与绝望之间进退维谷，是难以抉择与不可妄断，故而时常只能陷入悬置和延宕，甚至选择避离、逃脱或反抗；寄寓于这样的“无力感”之中的诗学形态，是有所蕴蓄和收束的，左右摇摆与前后矛盾的修辞背后，对应的是彼时人心人性与现实政治的晦暗不明。

如前所述，“五四”前后形成的文学变革力量，在思想启蒙与精神革命的一致呼声中，代表了一个新旧对峙的时代狂飙突进的文化态度。然而，在态度的“一致”与叙述的“连续”之外，事实上还存在着“众声喧哗”的多重变奏。其中，那些出于外在或内生的压抑而形成的惶然不决的美学话语，构成了所谓的“犹疑的诗学”，其中代表着一种潜行的现代性，尤其在线性的进化思维与统制式的革命话语中，彷徨与疑惑、退却与省思，构成了一种辩证式的“执拗的低音”g，在文学文本中透露出复杂多元的个体声音与精神讯息，尤其在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与思想史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并且在相关表述中形成固有的美学形态和修辞方式，甚至构筑了一种文学叙事的精神范式，延及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的坚固内核。“历史之流是连续的，即使想抽刀断水，但水还是继续往前奔流。所以不管是以何种方式连接，基本上都可以说连续的。而‘后见之明’每每把一些顿挫、断裂、犹豫的痕迹抹除，造成了思想发展是一个单纯延续的印象，近代各种学术研究工作也往往加强了单纯延续的印象。”h不得不说，在这个过程中，代表着“顿挫、断裂、犹豫的痕迹”却始终缄默的“少数”，迂回曲折，进退失据，充满了精神的惊惶和心灵的斡旋，从而构成所谓“犹疑的诗学”，这与那些一往无前、斗志昂扬的诗学相对，形成了或主动隐匿、或被动遮蔽的个体精神史脉络，那是现代主体心灵格局中的丰富及其裹挟的痛苦，也意味着二十世纪文学迂回波折的情感结构与幽微盘曲的精神流播。

二

可以说，从问题小说而始，现代中国文学的叙事者往往是与“问题”紧密纠合的，为其困惑，也为之焦虑；关键在于，这样的基于“问题”的“犹疑的诗学”，在现代文学进入纵深之际，真正回到了文艺的美学属性之中，其拆解与处置的过程也呈现出主体性的丰富与深化。在这个过程中，“犹疑”本身的曲折通幽，提示了文学面对“问题”时所应秉持的有效方式，具体而言，这个过程充满着内外的博弈和周旋，甚至叙事者本身，都不得不经历必要的困惑和疑虑、无望与绝望，甚至承认自身的无助、无力与无能。《狂人日记》里的狂人问道“从来如此，便对么？”i尽管狂人并没有直接的批判与强硬的质疑，而是一种来自内部却并不向外扩展的“犹疑”，对他而言，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也不存在任何的态度一致，甚至于只是一个沉沦于绝望之中，不见容于外在世界的“狂人”的妄语，但却在指向虚妄情绪与主体病兆的同时，触及了最确切的现代中国。

在郁达夫的小说《沉沦》里，作为零余者的抒情主体“他”，同样存在着内部的周旋，其中多层次的自我意识经常是悖谬的，踟蹰、分裂的心绪精神之中，有着人性与病症双重映射下的心理曲线，在犹疑中不自觉地螺旋般直抵幽微的魂灵，这其中充满着自我的发觉、剖析以至否定、批判，建构起充盈着不同声部的新的内在——一个躁动不居的未完成的现代主体。郁达夫在《悲剧的诞生》中指出：“东方的醒狮，受了这当头的一棒，似乎要醒转来了；可是在酣梦的中间，消化不良的内脏，早经发生了腐溃，任你是如何的国手，也有点儿不容易下药的征兆，却久已流布在上下各地的施设之中。败战后的国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国民，当然是畸形，是有恐怖狂，是神经质的。”j零余者的问题，与决绝者的诗学有着定然的分化，在他们那里，一往无前的现代主体精神出现了回旋的余地，从而在同时代的激进诗学中，开拓出新的美学空间。具体而言，《沉沦》中，“他”赴日留学，到头来“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想逾越世俗，又担忧遭人冷眼；来到了都市，却得了无所适从的“怀乡病”；风华正茂的“二十一岁”，却自认为“槁枯”与“死灰”。一方面因在日本自觉受辱而眷念祖国和故土，一方面又怨恨“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精神主体遭受着犹疑与摇摆、分裂与苦闷，对事对物往往思虑再三仍难下决断，在瞻前顾后中滞步不前，可以说，通过此间生发的多重疑虑、猜忌和自省，郁达夫在试探现代主体的精神形塑过程中的诸般形态及诸种可能。

在郁达夫那里，自叙传主人公的精神“犹疑”，主要体现在精神的裂变与忧郁，其中的迟疑不决与裹足不前，代表着现代主体形成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折叠、曲折与复杂，这与“五四”前后激进的文化/政治运动中，大势所趋的决绝精神以及用进废退的新旧对垒，显然是有所区隔的。在郁达夫小说中，零余者表现出来的不无“犹疑”的知觉、性格以至抒情美学，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史线索，那是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中的低音部所呈现出来的修辞与诗学。可以说，正是“犹疑”本身，打破了不同的叙述脉络中的“现代”文学的单一指向性，进而形成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叙事的多维线索与多重传统，甚至于“犹疑的诗学”已经演变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一种内生叙事。需要指出的是，“犹疑”也并非单一维度的所在，而存在着与种种话语的协商、周旋和博弈，郁达夫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拯救民族危亡的大环境中，完成了一种自我的政治身份与美学观念的转变，自觉投身于决绝的革命者与救亡者的行列之中，由此见出“犹疑”之诗学的变移和转圜的过程。

“五四”往后，革命文学兴起，文学文化与革命政治的深切互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时被必然性规律与断然性叙述所贯串，然而其中同样存在着种种历史的和精神的曲折。1927年，茅盾的长篇小说《幻灭》问世，小说中，静女士身上的革命、友谊、情爱的希望逐渐走向式微，更走向了精神的内在犹疑，与此同时，那也是斗志昂扬的革命美学中的退却忧思。事实上，在革命文学内部的沈雁冰（茅盾）、冯雪峰、夏衍、田汉、瞿秋白等人身上，无论是思想认知，还是文艺实践，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的现代中国，走向了自身的曲折。“犹疑的诗学”内部存在着一种深层的抵抗，当然这种文学层面的抵抗并不是直接的对垒，而是通过自身回旋幽微的方式，经由语言的形式塑造犹疑的主客体，以此彰显心绪思想的反复或者言行操持的反思。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文学落潮，革命形势急转直下，1935年，瞿秋白在就义之前，写下了《多余的话》。作为革命者的写作者在文中袒露心迹，“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k。原本革命者身上钢铁一般坚定的意志，却仿佛充满了勉强而为之的精神疑虑，那些“多余”的却又不吐不快的“话”，成为了关乎革命的深切“犹疑”，那当然不是自我的清算与革命的逆反，而更多是生命的怜悯、自我的性情以及革命踟蹰摇摆的侧面再思。“布尔塞维克所讨厌的小布尔乔亚智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l事实上，作者并不惧于生死，甚至是昂扬与乐观的，其更多地在精神的凝滞中反观和剖析自身，在革命经验与文化实践的追溯中，映照出一个革命者百转千回的心灵史/精神史。钱理群认为瞿秋白便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哈姆雷特，在他身上呈现出来的矛盾和痛苦，事实上意味着中国革命的曲折以及革命主体精神犹疑中的丰富及“丰富的痛苦”m。反观同一时期的“左联”，追求的是反封建主义和反资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国防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分化合流之间，彰显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写实主义与革命话语，而瞿秋白却在遗作《多余的话》中，叙写了一个现代革命主体的精神自传，其中的内部辗转及崎岖演变，无疑代表着二十世纪革命历史中的复杂镜像。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后，接续“五四”问题小说传统的，是解放区的赵树理。“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n赵树理的问题小说包含着一种阶级政治的实践主义美学，其现实指向性是非常明确的，“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o。但赵树理在将中国农村纳入政治与政权“问题”序列中加以考量时，农民切身的“问题”成为这一序列中的“犹疑”所在，如《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吃不饱”等“落后”甚至是反面的民间形象，事实上呈现出了切实的生活现场、底层的思想状况以及多维的精神需求，为政治/革命文学提供了另一重人性样本，避免了阶级政治视阈中对于问题小说的盲视与不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时期的农村书写中，农民自身的生活、思想、精神状况与政治形态相对接，容易造成文化上与政治上的先入为主，成为既定装置中的文学表述。因而，如果回到当时的政治历史语境，赵树理的探索是非常重要的，但他也毕竟难脱其局限，落后的小人物被迅速推至边缘并成为批判的中心。丁玲在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曾经提及，“当时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战争马上要来到这个地区，全国解放战争马上要燃烧起来的时候，如何使农民站起来跟我们走，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农民的变天思想。就是由这一个思想，才决定了材料，决定了人物的”p。不仅对于丁玲，在当时的革命政治表述中，所谓的“问题”是漫溢而出的，与其说“决定了人物”，不如理解为其将人物覆盖与淹没了，无论是主体的延伸，还是结构的搭建，都挣不脱既定的“问题”的框架，主体的“犹疑”不断被淡化甚而取消，如是代表着对于“五四”以来所塑造的文学形象范式与形式规律的新的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