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视域中的香港澳门当代文学70年

一、三位一体的文学史料视野 （格局）

2016年，香港出版了陈国球总主编，陈智德、樊善标、危令敦、谢晓虹、黄念欣、卢伟力、林曼叔、程中山、黄仲鸣、霍玉英等担任分卷主编的12卷本《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 （以下简称《香港文学大系》），这一香港本地学者通力合作的成果，丰富呈现了香港“现代文学”的历史图景。其中的《文学史料卷》 （陈智德主编）分五辑，收录173篇文献：“‘刊物史料’、‘题记与序跋’二辑涉及书刊载体之历史、精神理念，以及作品单行本之出版源起，以见当时文化空间之本质，以书刊（包括报刊和作品单行本）为主体；‘书信与日记’、‘作家史料’二辑涉及作家之生活记载、感受观察和相关记录，以人物为主体；‘记录与报道’涉及文学团体、文学活动之记载，以事件为主体。以上由书刊、人物、事件三大项构成《文学史料卷》所形塑的历史图像。”a《香港文学大系》另设有两卷《评论卷》，收录了涉及文学史料的文学论争、文学评论文章。这种分别以“书刊、人物、事件”为“主体”的史料视野（格局），提供了一个开阔、开放的文学历史阐述空间。

中国内地研究中国香港、澳门文学，从史料（文献）出发显得尤其重要。对于如何展开文学研究而言，史料和研究始终有如车之双轨、鸟之两翼，缺一不可，而内地和香港、澳门的相异性使得我们必须依据更全面充分的史料进入香港、澳门文学的历史“现场”，才能避免种种“想当然”的误读。

文学研究需要把握的正是前述“三位一体”的史料格局， 即以“物”（报刊、书籍）、“人”（作者、编者、读者）、“事”（文学现象、事件等）为主体。这“三位一体”的历史化，是文学史最重要的基石。无论是查阅文学报刊，还是细读作品文本，我们都要仔细辨识其中“物”“人”“事”的历史信息。例如我们梳理一种文学刊物，自然要在“物”的层面上辨析其发刊词、所刊重要作品、编后语、当年问世作品集的序跋和评论、刊物出版者编辑者日后对刊物的回忆等包含时代性、个人性丰富的历史信息。例如发刊词、编后语，它们往往表露了办刊者的文学价值观念。再对照刊物所刊作品，分析发刊词的“本义”“初心”是否在刊物出版过程中得到充分的实践，办刊者、编辑人员的变化及其文化抱负、兴趣对刊物的影响，刊物资本是怎样运作的，其对刊物内容有何种影响，再加上当年亲历者的访谈、回忆，往往可以发现包括某一时期文学重要走向在内的历史线索。

同时，在“人”的层面上，我们既要关注刊物常会刊发的作家史料，如作家自述（日记、书信、自传）、作家访谈、作家评论、对作家的回忆等，也要细心留意包括刊物读者通讯一类的栏目和日后读者回忆刊物的文章等所留摄的社会文学生活信息，沟通作家的写作生活与文学传播的社会生活的联系。此外，在“事”的层面上，刊物各个时期对文坛一些思潮性的文学现象展开的论述或争论，各种文学事件的记录和报道，文学座谈会的纪要、文学讲座的演讲词、文学评奖活动的报道、文学社团活动的记录与回忆等，这些事件的活跃程度、表现出的不同时期的社会意识、文学观念，都足以让我们回到“历史语境和文学现场”。正是这些层面的历史信息，使我们得以“窥见”香港、澳门文学70年的历程。

从1930年代第一套“新文学大系”开始，其选文就主要来自文学类刊物。对于香港、澳门文学而言，这不仅因为如前所述，文学期刊既有“物”（刊物）本身的史料，又会有其他物、人、事的记载，还因为香港、澳门文学刊物自身的状况。中国香港是中国近代报刊的重要发源地，文学与报刊的“结缘”格外密切。香港、澳门文学很长时间里都以刊物（期刊、报纸副刊等）为最主要的发表园地， 办刊的资本力量始终是多元的，而民间资本则是重要的力量，商业资本、政府 （政治）资本也始终参与其中。商业资本往往从报纸的发行量出发，格外看重报纸副刊，而报纸副刊中文学类、文化类副刊与文学期刊有着各种联系。不同政治倾向的办刊者背后也有着不同政治力量的“投资”，但香港、澳门文学刊物始终具有较强的民间性，办刊者以作家和文化人士居多，他们有的虽会接受体制性或商业性资金的资助，但尚能抵制商业性或体制性力量的操控，保存、拓展办刊者文学观念、创作个性的空间。在这其中，更多的是没有任何一方的政治体制性资本资助，而凭借多种民间力量坚持下来的刊物。如此，香港、澳门文学刊物也就成为文学历史发生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文本场所，其史料价值的发掘不仅有助于后人对香港、澳门文学历史的溯本清源，去蔽纠偏，而且其本身就可以成为一种文学史叙事。香港、澳门文学的重要问题，诸如香港澳门文学源起、社会文化运行机制与新文学的发生、新旧文学关系、新文学体制的创立、左翼和现代、南来和本土、去殖民性、地域文学的主体性、“左”“右”政治与文学、雅俗文学关系、大众文学与通俗文学、多样的香港性等，在这些文学刊物上，都会从时间性、空间性的多维度上，呈现丰富、重要的线索。研究者、阅读者正可以从香港、澳门文学刊物中得到丰富、充足的历史信息，梳理这些问题展开的过程，展开有（学术）个性的文学史叙事b。这种文学史叙事，是与“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的对话，是从文学的本根上把握、传承文学的历史。

把握一个时期的文学史，除了丰富、精当的选文之外，研究者还需要在“关键词”与“编年简史”两个维度上展开“三位一体”的历史化研究。“关键词”来自包括研究者对这一时期大致包括“文学现象”“作家及重要作品”“文学期刊”“文学组织（机构）”“文学奖项”五部分内容的认知，“编年简史”则是对这五部分较详细的编年把握，两者是文学史空间性和时间性的展现。它们也正是力图在“物”“人”“事”三个维度上为重现当年文坛的历史氛围、凸现重要文学课题的实践过程提供基础。

从上述“三位一体”的文学史料视野出发，下面将1949年后的香港、 澳门文学，大致以1980年代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展开文学史的梳理。

二、1949年至1980年代的香港、澳门文学

1949年至1980年代是香港文学最重要的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中国香港地区人口约60万，到1950年代中期，人口增至220万。大量中国内地移民的迁入， 使香港社会构成发生变化，也密切了香港与内地的各种联系。1949年前后，200多位抗战胜利后旅居香港的内地左翼文化人士北返，但仍有一批知名左翼文人留居香港，包括曹聚仁、黄蒙田、舒巷城、何达等；而1950年代初期，又有一些身负左翼政治和宣传任务的人士和为中国内地宣传爱国意识的南来文人，以及一批内地的右翼文人陆续前来。战后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中国左右翼政治势力的对峙构成此时作家创作的社会大背景，但在整体上尚无体制性力量迫使作家政治化，“当年的香港，在英国的管领之下，政治、经济以及一切都在‘自由’的大前提下，放任地让不同见解的任何人士全无顾忌展开活动，唯一的限制是不容许对安全作出威胁。因此，左的右的都可以在这块土地上宣传主义，传播政治见解，出版报刊以至开办学校”c。即便在冷战意识形态高度紧张的1950年代，在香港的美国人也惊讶于英国殖民政府何以如此开明地“恪守言论自由的原则”d。这使得除了战后香港强盛的左翼文学之外，“五四”后中国内地另外几种主要的文学传统，现代主义都市文学传统、通俗文学传统、坚守艺术本分的传统“全都转移漂零到香港”e。这使得香港文学与内地文学的联系极为密切。其中明显延续了“上海-香港”脉络的现代主义文学，是战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离散至香港的最重要部分，也构成了日后香港城市文学传统的基础。而跟以前南来作家不同的是，此时相当多的南来作家自此定居香港，如徐訏、刘以鬯、南宫搏、秋贞理（司马长风）等，原先的“过客”心态逐渐削弱，香港“家园”意识促使其创作逐渐融入香港文学在地建设中，改变了此前南来文人因“中原情结”疏离香港文学本土化进程的局面，真正意义上的香港文学格局开始形成。同时，南来文人新闻业者和学者居多，前者参与香港报纸副刊的编辑，促进了香港文学中一些文体，例如报栏文章体等的发展；后者不仅形成了香港学者作家群及其创作传统，而且其“使命感和生活需要后来促成十多间专上学院在香港的惨淡经营”f，其中包括之后合并成香港中文大学的新亚、联合、崇基三所书院，以及现在称作岭南大学的岭南学院，这不仅改变了原先香港大学一枝独秀的教育格局，而且在构建与香港文学互动的大学校园中文文化中，侧重中华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发扬，包括继承了1920年代后的“新儒家”学说，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文化本位的文化激情和民族意识强烈的“故国之思”，无疑提升了香港这一殖民统治下商业性城市的文化品位。战后香港文学正是生存发展于这种文化生态中。

二战后美、苏两大阵营“冷战结构”的意识形态对峙是影响当时世界走向的最大因素，香港左右翼对峙的状态无法摆脱美苏两大阵营冷战时期展开争夺的影响，美苏双方“都将这场斗争视为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甚至人类社会未来的竞赛和抉择”g，因此其对峙是激烈的。但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峡两岸分别受苏式文化和美式文化根本性（支配性）影响不同，香港是美、苏文化接触的场域，两种文化不乏交锋，但也能共存，这使得香港作家具有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参照系。当时，得到美国在香港的亚洲基金会资助的主要是聚集在香港的“反共反蒋”的“第三势力”知识分子，而香港左右翼文人之分较多是作家自己所取立场而致，较少政党性、组织性力量的操控。正因为香港脱离了大陆反蒋、台湾反共的现实政治的制约，其左翼、右翼之分已较少受政党政治分歧的影响，双方并非势不两立，而是充满了文化张力。一是即便双方政治立场尖锐对立，但“左右两派文人，却同有浓厚的中国情怀，左翼着眼于当前，右翼着眼于传统，但同样‘根’在中华”h。当年沐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美雨苏风”的香港本土文化人后来回忆说，右翼坚持的民族意识，与左翼提倡的爱国情操甚至交汇合流，“超越了美苏的意识形态”i。一些作家更超越了左右翼政治的层面，追求国家、民族、本土的文化建设。许多青少年刊物无一不以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为重点。很多南来文人还纷纷参与中小学教科书的撰写，并且每年都检查中小学的教科书，看看里面有没有殖民统治的“奴化教育”，“认为没有英国那些奴化教育……而且有教一些中国文化，这样才比较放心”j。正是这种中国文化情结，使得这一时期的香港成为中华文化播传之地，政治对立的左右翼文化有了共存空间，左右翼知识分子都注重向海外华人社会传播中华文化，或接纳不为外国政府所容纳的海外华人华侨到香港开展文化活动，或编辑、发行面向海外华人社会的报刊副刊，或亲自赴海外各国华人社会创办华文刊物……香港由此扮演了“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承的角色”，尤其广泛影响了东南亚华文文学。k

二是“左右翼对峙一旦真正进入文化、文学的层面，实际上都会有较大的回旋空间”。右翼文学思潮的自由主义倾向，看重“独立自主”的文化立场，其思想倾向具有某种兼容并包性，打开了香港与世界文化接触的窗口，所办刊物“大有助于当时香港青年接触中国大陆二三十年代以来的文艺作品，乃至俄苏文学”l。而“较长期在香港居住的左翼文化人，如罗孚等，多年来秉承中央的指令（指周恩来1958年概括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针m——笔者），他们也认同要尽量淡化‘左’的色彩，以较‘灰色’文艺的面貌来争取香港读者”n。这种对香港当地政治情况以及华人心态的体察有利于左翼文化力量在香港的发展，所以 “左派办的刊物”却往往以“中间偏右”的面目出现。o文学观念上，右翼阵营在1950 年代后期广泛展开的对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的介绍，正是为了摆脱东西方冷战局势下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而香港左翼文坛坚持的“批判现实主义”，是1930年代内地兴起的左翼文学传统的“在地化”，与1949年后中国内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已显疏离。从报刊内容看，香港左右翼阵营在文艺观点上较少正面交锋，例如右翼政治观念的文学期刊批评锋芒所向的往往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内地的文学观念，与香港左翼文学阵营并未在文艺观念上形成直接、激烈的对峙，更少根本性的对抗。

三是左右翼文学阵营的文学创作对香港文学“主体性”的建设都有正面推动的积极影响。香港文学“主体性”的建设，既包括超越东西方冷战时期政治意识形态和英国殖民性文化的影响，也包含对香港工商消费社会环境的调适（在“消费文学”和“文学消费”间的平衡）。左右翼文学的倡导有所不同。左翼文学的写作原本较多采用“写实”手法，强调作品的现实生活气息，注重对香港都市草根阶层生活的现实关怀。但左翼文学也意识到香港最广大市民阶层的阅读需求，1949年以后在内地全面受批判的武侠、侦探、历史演义等通俗文学都为左翼文学阵营所用，例如“左派”报纸《新晚报》早早捧出了梁羽生、金庸的新武侠小说，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罗孚等创办《海光文艺》（1966）时就明确所刊作品和评论，要突破“红白对立，壁垒分明”，而“兼容并包，百花齐放”p，不仅充分肯定武侠小说的价值，也接纳言情等流行小说，亦舒等日后产生较大影响的本地青年作家，就是在《海光文艺》那样的左翼刊物上崭露头角的。右翼文人较强调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的承担，强调中国文化本位的思考和感受。而一些右翼倾向报刊则在纯文学、现代文学倡导上开新风气。例如《星岛晚报》副刊《星晚》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连载过相当数量的日后被视为香港文学重要之作的作品，包括熊式一《天桥》 （1960），刘以鬯《酒徒》（1962-1963）、 《对倒》（1972-1973），张爱玲《怨女》（1968）等堪称当代文学经典的小说。香港左右翼文学创作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推进了香港文学“主体性”的建设。

在这种文学生态中，香港文学在各种体裁领域中都得以发展。创作数量最多的小说领域，有着“超乎商品化与政治化”的文学理想及其实践， 一方面，本地作者与迁来作者“在此地类型不一的报章副刊上‘卖文’为主，而表现为跟文章‘商品化’或同流、或周旋、或抗争、或移换的种种情态”；另一方面，“在‘政治化’（‘冷战’格局下的左右争衡）的氛围中，各种杂志和出版社刊行的小说作品，顾及文学的品位之时，并无附加意识型（形）态宣传的要求”q。南来作家创作首先在带有左翼倾向的写实小说上取得成功，其重要收获有黄谷柳的长篇《虾球传》、曹聚仁的长篇《酒店》、李辉英的“抗战三部曲”（《雾都》 《人间》 《前方》）等。张爱玲、徐訏等开启了在香港的“离散”写作，张爱玲的长篇《秧歌》、徐訏的巨著《江湖行》，都延续、丰富了他们的创作个性，反映出上海与香港两座现代城市之间的精神对话。尤其可以关注的是张爱玲创作中体现的“上海-香港”特质，张爱玲的创作缘起于老香港，成于乱世中的上海，而1950年代的香港，对于张爱玲来说更为重要。2024年5月，香港文学馆和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主办“南来作家手迹遗物展”，展出24位重要南来作家手稿，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报道将其中的金庸、张爱玲并称为香港文学的“大家名家”r，金庸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完成了15部武侠小说，其后半个多世纪影响历久不衰。而张爱玲第二次赴香港，有如“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s，她由此开始的“离散”写作，跨越了1949年，延续了其创作生命。她散文的“巅峰之作”《忆胡适之》就是从1955年初她在香港与胡适来往的两封长信开始的，信中“五四那时代的痕迹，‘不胜低回’”。t南来作家中，齐桓等作家的小说则有了浓厚的香港乡土气息，更有香港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