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身体与日常生活

在王小波去世之后，关于他的作品与思想的讨论不断，王小波之死成为1990年代重要的文化事件。1998年，《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出版，其中收录了15位人文学者对王小波的评论，许纪霖从王小波推崇欧美经验理性出发，指出其“消极自由”与反乌托邦立场a；秦晖认为：“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小波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b这些学者的观点对后来的王小波评价与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着王小波成为1990年代自由主义文化英雄谱系“陈寅恪、顾准、王小波”c中的一环；除此之外，1990年代的大众媒体也极力渲染王小波“自由知识分子”的形象，房伟指出：“正是由于媒体的命名，‘自由主义作家王小波’才真正成为一个公众话题。而同时，传媒借‘自由主义作家’的塑造，也在不断完成‘自我定位’。”d无论是学界的定位还是媒体的宣传，对王小波自由主义或消极自由的推重往往同时意味着将其置于革命的对立面，并强调其超历史的倾向。但是，在王小波小说与革命之间具有复杂而紧密的内在关系，如果仅在立场和观念层面对这层关系进行揭示，则将问题简单化了。王小波的美学世界在革命与后革命时代的断裂之中形成，对其小说言说之复杂性的揭示必须回到革命、回到历史的断裂之中。

本文从空间美学的角度切入，揭示王小波小说与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笔者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将从叙事时空结构、身体空间和日常生活三个方面展开，力求揭示王小波叙事的多重内涵，剖析王小波在历史断裂之中对过去与当下的言说如何开拓出自己的空间美学。

一、都城：神圣的二元性

革命是王小波小说世界永恒的想象力来源，其对革命之权力运作模式进行抽象与再直观，这构成小说空间的元结构，贯穿古代都城、革命北京与后革命北京，形成对“神圣”之形而上意义的解构；而小说的空间结构也在某种程度上反哺了“革命北京”的内涵，在洛阳、长安、北京的古今交叠之中，“神圣”作为挥之不去的乡愁，指向了革命中“人”的身体实践。

洛阳、长安、北京古今同构，在时空中重叠，充满了中心感和神圣感。都城的“神圣”被反复强调，洛阳“是宇宙的中心，是太阳升起的地方”e，长安“大过了罗马，大过了巴比伦，大过了巴格达，大过了古往今来一切城池”f。对空间之“神圣”的反复强调本身就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一种反讽，同时，王小波对“神圣”背后的权力机制的揭示又使得神圣空间被深度解构。

神圣都城是极端规整的，城市的整体和局部都是“方方正正”的，从外而内，是一个无限循环的嵌套结构——“方方正正”的大空间不断被分隔为一个个“方方正正”的小空间。城市的边界非常清晰和稳定，戒备森严，城市内部也有明确的分隔，并且这样的分隔不仅仅是空间位置上的区分，还有等级高低的区分，例如《红拂夜奔》中的洛阳城就有“uptown”与“downtown”之分，再如《寻找无双》中的酉阳坊“是个声名狼藉的街区”，导致“长安城里的诸君子根本就不承认城里有这一坊，有这一区”g。这是一个在权力管控之下的异化空间，它极端规整，各部分的区隔和功用鲜明，内部的管理与运作揭示了某种具有普遍性的空间文化建构和运作逻辑，是统治观念和生活理念高度现实化的空间。

在“方方正正”的都城中，人也被空间形塑，呈现在小说中的不仅有精神上的驯服，最引人注目的是身体的变形，其中充满极致的想象力：

王仙客到长安城里找无双，长安城是这么一个地方：从空中俯瞰，它是个四四方方的大院子。在大院子里，套着很多小院子，那就是长安七十二坊，横八竖九，大小都一样。每个坊都有四道门，每个坊都和每个坊一样，每个坊也都像缩小了的长安城一样，而且每个坊都四四方方。坊周围是三丈高的土坯墙，每块土坯都是十三斤重，上下差不了一两。坊里有一些四四方方的院子，没院子的人家房子也盖得四四方方。每座房子都朝着正南方，左右差不了一度。长安城里真正的君子，都长着四方脸，迈着四方步。真正的淑女，长的是四方的屁股，四方的乳房，给孩子喂奶时好像拿了块砖头要拍死他一样。h

王小波对异化的空间与人的嘲讽是直露和触目惊心的，他直言受到了卡夫卡《变形记》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王小波在对古老都城的异化进行揭示之时，其空间原型并非那个古代皇权统治之下的神圣都城，而是现代文明之中的城市样态，王小波将对现代城市的批判嫁接于对古代都城的想象之上。“四四方方”的古代都城的原型是处于全面管制状态之中的现代城市空间，具有全景敞视的结构，因此是“灰色”“窒息”和“缺少生气”的。更进一步说，这种巨大统合性和意识形态性基于高度的经济发展与工业化，是现代城市的重要特质。这一点可以在王小波杂文中找到明晰的表达，《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一文将北京与美国城市并置，王小波赞同意大利朋友“北京城很像一座美国的城市”的看法：“北京城里到处是现代建筑，缺少历史感。”他不无惋惜地描述小时候的居所郑王府被“四四方方的楼房”占据，指出“郑王府的遭遇就是整个北京城的缩影”i，由此呼唤真正的人文景观。《对待知识的态度》一文追忆小时候“住在北京的旧城墙下”，在历史里看到超越“现代”的无限可能性。j

这一基本构造一直延伸到未来世界，《2015》 《2010》 《白银时代》 《未来世界》等小说所构建的未来城市的样态都是灰色北京城的延展，“漆黑的烟”和“雾气蒙蒙”之下是“连绵不绝的玻璃楼房”k，空间是高度同质化的，正如那个“白银时代”的谜底所揭示的那样：“在热寂之后整个宇宙会同此凉热，就如一个银元宝。”l现代城市几乎是设计与规划图的直接现实化结果，形成一种没有任何深度而只有“欢快的清晰感”m的空间。当一切都归于同质化和单向度，人不再有痛苦和忧虑，仿佛幽灵一般飘浮在城市上空。这些对未来世界的构想受到马尔库塞的影响，单向度社会来源于发达工业社会的一体化和内在否定性的丧失，其空间表征与王小波对古代都城的构想重叠。

除了具有高度的同质性，现代城市的内部空间还具有对立和等级秩序，这也构成了王小波小说中古代都城的特征。福柯梳理了从中世纪到现代的空间的建立，指出在现代空间中，生活受制于一定数量的对立，例如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的对立，家庭空间与社会空间之间的对立，文化空间与实用空间之间的对立，闲暇活动空间与劳动空间之间的对立。所有这些对立，仍受到不言而喻的神圣化的控制。n空间结构的扁平化与内在空间的对立相辅相成，是现代空间之神圣化的表征。通过古今同构的叙事，王小波在多个时空中对这一结构进行直观呈现，揭示了权力运作的永恒性，戳穿了“神圣”背后的权力骗局，通过反讽实现了对空间的“去圣化”。

如果说，古今同构的叙事结构使得现代城市的病症被传递给了古代都城，并延展到了未来世界；那么反过来，本真的前现代神圣空间也在某种程度上被分享给了现代都城北京，尤其是“革命北京”。前现代神圣空间之所以具有本真性，在于其呈现出一种“天人合一”的状态，其抽象与现实之间具有同一性。这一神圣空间是以直觉而非理性建立，它将社会抽象的物具体化和现实化，统一了现实与精神、自然和社会，处在其中的人将自己的城市“体验”为更宽广的东西，成为世界和大地的一部分。o因此虽然它的构造也呈现出一定的规整性，但是这一结构反映的是人真实的生活体验，而非规划者创造的便于统治的抽象真理，而后者恰恰是现代空间的病灶。前现代的神圣空间由人的直觉和体验构成，不呈现出一种与现实割裂的抽象真理，在王小波小说中，“革命北京”在某种程度上正展现出这一特质，但是，其神圣也不在物理空间或空间表征中呈现，而是在“人”之中呈现，指向人的身体实践，人的空间实践构造出了这个神圣空间。

“革命北京”之中的“我”具有绝对的浪漫主义情调，发明投石机，铸造防御工事，观看战争，想象自己是古希腊的勇士，带着长矛和铠甲参与战争，带有对革命的天然的激情和浪漫的想象。“革命北京”成了发明创造、张扬生命的重要场所，“我”也构成了这个神圣空间的一部分，个体与空间之间的关系正如《红拂夜奔》中李靖“有几分洛阳城”p一样，相互交织、相互渗透。虽然这种神圣几乎立刻便被“一个人被长矛刺穿”的切实死亡以及“你什么都不知道就为他们而死，不觉得有点肉麻吗？”q的诘问所解构，但是这些战斗在叙事文本中所形成的张力却难以抹消，尤其是在几近梦幻的“革命北京”与缺少生气的“后革命北京”的对比之中，“神圣”几乎成了一种乡愁或隐或现地在文本中流动。剥离了异化的、非理性的和近乎暴行的革命沉醉，对“人”的本真性激情进行提纯，最后可得到一个浪漫主义的神圣自我。而作为权力骗局的革命历史之所以能够被剥离，正在于叙事脱离了线性的历史时间，在古今的时空交叠之中构造出了更广阔的言说空间。

古今同构的叙事空间并非同质化的古今体验的叠合，其中的错位和差异性为主体的多重想象、情感和立场提供了言说空间。由此，革命的“神圣”便形成了二元性，其一是作为“革命北京”的骗局和幻梦，王小波对其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伴随着对空间之神圣的拆解，去圣化的过程携带着启蒙的命题，使得王小波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讽刺小说”；其二是由浪漫主体所构成的本真性的“神圣”，蕴藏在主体的空间实践之中，浪漫主体与同质化的空间之间不形成一种剧烈的对抗，而往往在传奇式的叙述之中，以游戏的方式行走。

在神圣空间的二元性之中，可以看到叙述主体的复杂性，对理性的追求与人的价值的歌颂接续了1980年代的启蒙主题，伴随着对权力的抵抗和消解，张扬人的自由与个性。但同时“革命北京”的记忆与浪漫主义也以一股潜流融合于其中，几乎成为后革命时期的乡愁，而这一层乡愁从线性的历史之中跳脱出来，指向历史的深处中“人”的重影。

二、“神奇”中的身体空间

革命的“神圣”作为潜文本，一方面随着空间表征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的揭示而被解构，另一方面在人的身体实践中被彰显。而“神奇”作为革命之“神圣”意义的世俗化和具象化，以一种景观的方式呈现于小说文本之中，它与荒诞、迷信、想入非非、幻想、有趣、诗性、浪漫等王小波精神世界中的关键词都不无关联，它意指含混、表意模糊，因此建构起有关革命意蕴的多维空间。

“神奇”首先意味着迷信，从杂文到小说，“药片穿瓶”“气功”“注射公鸡血”“祖传的秘方”“超声波哨子”等皆为王小波无情嘲讽和尖锐批评的对象，这些事例的产生或出于无知，或出于对科学的误认，或出于民族主义情绪，或出于时代的政治环境，王小波的批判背后是对科学的崇尚和对理性的追求。《革命时期的爱情》就是一部关于“神奇”的小说。革命中处处有神奇，“每一天都是愚人节”r，大炼钢铁、仿佛上古神话的武斗场面与紫色的天空共同构成了童年的超现实幻境，儿童视角将革命时代集体的非理性状态以一种疏离而又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似水流年》中有关于发酵新鲜大粪的叙述：“我小的时候，曾立在坑旁，划着火柴扔进去，粪面上就泛起了蓝幽幽的火光。在我小时，觉得这蓝幽幽的火十分神秘。在漫漫黑夜里，几乎对之顶礼膜拜，完全忘记了它是从大便中冒出来的。”s这几乎可以作为“神奇”的一个隐喻，建立在非理性之上的“神奇”是一个从“错误的前提”推导出来的古怪世界，这个古怪世界产生“大量令人诧异的新鲜事物”t，让人觉得无比神秘，更让一些人错认为是神迹或光明未来的前兆，但它既不是美的，也不是正确的，它有毒且终究会破灭，然后展露出其最不堪的实质。“神奇”面目可憎却层出不穷，无论是小说中的古代世界或革命时代，还是杂文所对接的当代，“神奇”意味着理性失去、智慧不足或欺骗，在某种程度上与国民性相关，王小波对此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科学和经验理性，在这一点上他承袭着“五四”传统，又与1980年代的启蒙主题合流。

王小波对“神奇”的描绘同时也呈现出一种“伤痕”的特质，想入非非和寻找神奇并非仅为迷信和狂信，它在某种情况下与人糟糕的生存境况相伴而生，它的重复与无意识构成了精神创伤的表征。《革命时期的爱情》中每个人都在寻找神奇，对王二来说，神奇在小高炉中；对于爸爸来说，神奇就是在被批判的时候幻想自己“不但再不受批判，还能去批判别人”u，人们“为了寻找神奇而打仗”v，每个中了“负彩”的人都在狂想自己能中“正彩”。《红拂夜奔》中的李靖始终在逃离、发明创造和想入非非，但是他的创造力也在不断地被物化，他亲手建立的长安城最后却成了囚禁他的牢笼，这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一个浪漫主体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匮乏和压抑所带来的异化了的冲动和需求最终不能够建筑一个坚实和自由的主体，它只能不断地陷入重复和循环，成为既存制度可悲的伴生物。王小波曾在杂文中评价阿城的《棋王》中的故事：“我这辈子下过的棋有五分之四是在插队时下的……现在把下棋和插队两个词拉到一起，就能引起我生理上的反感。因为没事干而下棋，性质和手淫差不太多。”w王小波对于下棋和那本被人“看没了的”《变形记》的回忆，共同拒斥了此类“神奇”中所蕴含的浪漫和自由的可能性，也不认为其中有任何生命和美学，他选择在“伤痕”的层次上去叙述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