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内在性

文。错画也。象交文。

——《说文解字》

我像原始人那样破坏秩序  重组混沌

颠倒黑白 混淆阴阳  ……

——《厨房巫师》

一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a这标识出文学的位置。教开始于诗，而诗也是一种开启。“诗可群”与“兴”中之“同”可作沟通，乃成为礼乐政教的基础、触发点或内在性b。思想之风动与时代之变化，常以文学尤其是文体的变化为先，如唐代古文运动，就为宋代儒学复兴奠定了文体的基础；更不用说“五四”文学革命，前所未有地开放了“文”的各种趋向，为新文化之成立提供了形式上的前提。诗可称之为一种元文体，《诗大序》有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c诗是最初的表达，是语言与存在最直接地应和与牵动。诗不仅形塑意义，也在意义凝固时，通过语言文体的陌生化使之从中跳脱出来，重塑意义。换言之，历史上的种种诗体并不具备先验式的规定性，诗无法通过既定的文体形式去加以认识。诗的不确定，就在于这一永不停歇的语言运动。一代代诗人不断通过自己的文体实践，调适语言文体与自己的心理结构。说到底，诗就是以“言”动“心”。在语言抵达的“同”中，重新唤起人与人之间的同感与共识，为人的关系性提供内在性的基础。d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于坚是一位古典诗人。如果穿透那些根植于来自希腊语piein （制作）的pioema （诗）之诗学e，从动机到意指，于坚都在怀抱一个古老的传统——诗教。诗教（文教）是执掌中国人精神生活的超越性所在，这种“神性”不体现在宗教仪轨中，而是借由重构日常经验来获得那种知其所止的尺度。于坚在他的诗中试图重建人与时代、世界、大地、混沌、故乡、时间、祖先等的关系，重建与读者、或作为一个读者的关系。这种重建表征于文体，即是通过将现实中古今中西的语言质素置于共时的平面，并在不同传统中往复周旋、互文驳难。但这些看似繁杂的意义，又拥有一条经验的内在线索，这种经验将各种传统要素凑泊一处。此种向度，在我看来乃是由“文”作为汉语写作的独特内涵，以及文学在整个文教体系中的位置所决定的。

“文”将一切“历史的”与“学理的”思想意识视作一种语言现象，并在文本的编织中，将之“共时化”或“经验化”。诗最能显现“文”的错杂性与跳跃感，它的基础是感受性的或心理性的。《云南点名》一诗最能显现这种召唤的现场感：

……澜沧江 在

红河 在 大理州 在 建水城 在 南诏王

在 大理石 在 藕 在 喜鹊 在 梅花

在呢 燃灯寺 在 华宁窑 烧着呢 井……

填掉了 水倒在呢 高黎贡 在 麻栗坡 在

卡瓦格博 在 滇池……把那些推土机挪开

挨那些管子拔掉 我在呢！抚仙湖 在呢

诗人将现实中的万事万物召唤在场，并在一种新的语境下重新组合，境界之高低取决于诗人的生命气象。诗人对语词的安排就像造物主一般：距离、尺度、布局与指向都将影响读者对世界的看法，读者会不自觉地从这种语言形式中获得关于现实的感受。因此，诗歌并非一种语言游戏，而是一项极为严肃的事业。“修辞立其诚”只是一个必要的开始，而作品能抵达何种高度，则取决于诗人在多大程度上几近于“道”。

“文”的力量还联结着时代变迁造成的所谓“中断”。异质性的观念经由翻译进入汉语，更替了原有的话语系统，这在皮相上让人有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之感。但有一个事实却被忽略了，现代中国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很大程度上仰赖于所谓“跨语际实践”，翻译只不过虚构了原本与译本之间的等值关系。f这就使得译本语言既加入了新的语言质素，但又因为这种翻译在根本上是意译的而非音译的g，使得异质因素是在旧有汉字的基础上进行意义扩充。新文化的反传统，比如鲁迅的“硬译”，锻造与延展了汉语的另一个方向。这种相反向度的文化实践最终会形成语言的“中庸”状态，或者说，只要是用汉字写作，传统文学的辞藻、典故、行文、布局与机制等等“文”的因素便会不断塑造现代文学，而“文”的位置因变相而时隐，自然也在某种契机下重新显现。于坚以一种“做加法”的方式，让各式传统激荡出一个新的意义空间。

如此说了许多，才能开始正式的讨论，或许可以稍稍提示我的阅读溢出一般意义上“文学阅读”的一种努力，而这种启迪也来自于这本诗集。

二

摆在我面前的这本《漫游》是诗人于坚近十年来的新作。这是一本厚达400页的诗集。老实说，阅读这本诗集并不容易，这种不容易，主要不是来自修辞造成的难度，尽管此集较之以往，语句更富跳跃感、隐喻更感陌生h；这种不容易更多来自诗人已至耳顺之年，在诗中容纳了层次更为丰富的感受。有些诗的线索纷杂，使得诗意的落点有时更难确定。整部诗集的诗歌排序有着诗人自己的匠心，开场形制较短的诗提供了较易的入口，但诗集越往后体量越大，有万川入海、“篇终接混茫”的气象。开篇一首为《高原》：

生殖完成 秋天的母兽俯卧在大地上

乳峰浑圆 肚脐间的湿地模糊

一条浑浊的河流停在满足中

森林一代又一代地生长 时间一到就倒地死去

后来的农夫再也长不出那只摆布洪荒的手

拄着锄头在荒地间稍息 眺望苍山

他有卑微的造物之心 他将要播种土豆

开篇之诗昭示出一种原点，即生命的创造，大地之秋景如母兽生殖后的现场。后来的农夫播种土豆，虽无创造万物之神力，但也同样拥有一颗“造物之心”。“生生之谓易”，此诗开头，将整部诗集的内核托出，也让我们把握住了诗人的超越性层面。再读最后一首《日喀则行》，这首诗总共29行，限于篇幅只引末尾几行：

……那一天 祥光笼罩日喀则 那一天 所有的门 都打开了

门洞里挂着祖母们的白发 世界如此老迈 美姗姗来迟 但愿这不是

末日 那一天在夕光中的日喀则 我找到旧天堂的大门 一只只羊

在归家 我的脚印跟着它们在泥泞中隐去 那一天日喀则 没有电

没有旅馆 星星的门打开了 跟着草原上那些一动不动的牦牛

我甘于黑暗

没有电的日喀则陷于黑暗，但在天空中却打开了星星之光。在城市中看不见漫天繁星的缘故，恰在于灯光驱走了黑暗。暂且不去讨论“黑暗”一词在整本诗集中的丰富意蕴，光从诗歌的形制与语言的成色来看，便会让读者拥有某种类似青铜般的感受。于坚是把每一首诗都当作一件“礼器”来铸造，现实在这种极具张力的语言中被重塑了。用一种具有古典意味的语言肌理来构造日常生活，或者说用一种超验的诗意来重建质野的生活经验。这是我对这本诗集的基本认识。

这本诗集呈现出的重量，不仅是物理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有的评论或许会认为诗中之“论”会让诗变得不堪重负，占满页面的长句令人有些气喘吁吁。i但反过来说，是不是我们太轻了？逃避时代的复杂性，松散得已经不能面对黄钟大吕？倒不是说这本诗集只有一本正经，但当说教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漫游》却可能会让读者感到惊异和冒犯。

这种陌生感与冒犯感或许来自现代文学百年来所建立的一系列文学标准，比如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将《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不主义”改作肯定的口气，其核心就是“要说我自己的话”j。这对于某些文学的陈辞滥调来说当然具有积极意义，但当它成为现代文学的一种强调原创性的装置时，文学也不免变成了自说自话的碎片。“自铸新词”成了一种新的俗套，很容易滑向巧言令色的修辞游戏；或者展现个体的心理创伤，使诗歌写作成为自我疗愈的方式。这倒也没什么错，但我很怀疑这种心理解剖式的晦涩语言，到底要指向何处？一种自我的满足？少数同样自我的读者之满足？或者，现代性造就的虚幻的精英主义、空中楼阁？

20世纪八十年代，尤其是“第三代诗”有一个文学传统，即对宏大主题的拒绝，“躲避崇高”之类，日常生活似乎只剩下鸡零狗碎与“一地鸡毛”，但崇高与宏大从未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消失，关键在于如何处理这种主题。“第三代诗”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切入世界的角度，或者说意识到了“向上与向下乃同一条道路”。诗集中一首题为《祖国》的诗，光读标题就令人心惊，但它自然与前代的“政治抒情诗”不同：

我怀念你的青天 你的明月

我怀念你的池塘 你田野上的蛙鸣

怀念你的大江 你的群山你的白雪

你平原上的老牛和小路 怀念你的锄头

我怀念那些穿着长衫走进落日的影子

我怀念你黑暗的夜 你的灯

我怀念你的桥和四合院

你绣满梅花的春天和安静的秋日

我怀念你后花园里的石头和柳树

怀念画栋雕梁下那些素面朝天的女子

我怀念你的祖母和庙宇

那些坐在溪流边上的高僧大德

我怀念你的骏马和英雄 怀念你的宝剑

怀念那些伟大的农夫和快乐的匠人

我怀念你的酒 你的笔墨 你的尺规

在这傍晚的高铁车站 未来在检票

怀念着你的鬼魂

我拖着虚无的行李和悲伤的心

诗中的意象之于古典诗传统并不陌生，却陌生于现代文学，确切地说是某种现代主义文学。所谓“主旋律”的文学也会处理这类主题，这首诗在某些部分甚至与之共享某种浪漫主义的抒情机制，可能会令人产生应和某种“复兴传统文化”这类意识形态的误解，但末尾几句使之导向了完全不同的向度。触发对祖国之怀念的正是象征时代功利性、未来主义、更高更快更强之进步主义的高铁车站，现代与传统中国的断裂，使得诗人失魂落魄，高铁尽量缩短的正是某种过程性，诗人无可奈何地被卷入其中。若高铁明确的目的指向令这种无聊姑且可以忍受，那未来的目的地又在哪里？消减了过程的未来还剩下什么？如此诗中的大词，不再是某种镶嵌与装点时代的文化符号，而是与高铁车站之空虚产生背离的过程、意义与细节。重要的不是“传统文化”的内容，而是传统文化提供了一种使人生充满意义之过程性的典范，它不是诗人的想象，而是对经验的怀念：“如果我怀着忧伤  是由于/日落前  我见过朴素的田野。”（《暧昧的秋天》）又如《假苹果》一诗中有这么几句：

我递给他一个叫作苹果的手机

现代主义的线路 穿过国家空气直达

土地上的妈妈 苍老的耳朵听见

瑞明的鸟鸣 妈妈在电话里说 我在

织布 我们就原谅了这个长得像冰棍的

小魔鬼 原谅了它的小聪明和唯利是图

它一直在世界上滚来滚去 冒充果园

含辛茹苦 制造假苹果

于坚的写作不是反现代，更不是复古，而是重建此时代的内在性，为冰冷干燥的现代赋予意义的汁水。当然，诗中的意义不是意在笔先，或对意义的演绎。诗人对这首诗的细节进行了讽喻性的处理，使得诗人的“原谅”显得并不稳定，充满狐疑。这首诗的意义很难通向一个确定的主题，而更像是构造了一个意义的森林，意义的绿色因海拔不同而层次各异。

《祖国》一诗提供了一种“之间”的结构，在记忆与现实之间，或者说在超验与经验之间。当代诗之偏至，要么陷于经验，要么陷于超验，前者泥于表象却不提供方向，后者空有方向却不提供路径。如何使诗歌成为活泼泼的有机体，骨肉相连、形质兼备，对“时代”所发之言如何通向“深邃”，这是摆在每一个大诗人面前的永恒课题。

三

诗人写诗就如同做菜，最高级的味道是一种难以名状之味：有点辣、又有点甜，有点苦、又有点凉，有点批判、又有点无奈，有点幽默、却隐含着批判……不同味道的语料诗材调和一处，盐巴不再是盐巴，辣椒也不再是辣椒，而是组成了一种新的、“之间”的味道。《厨房巫师》或是诗人及其工作的转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