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质与南京现代性

我们的话题必须从叶兆言的一次研讨会说起。那次研讨会上，在谈到作家与城市之间关系的时候，我曾经强调：“现当代文学创作有两大脉络，一个是乡村书写，一个是城市书写，我主要从城市文化书写来谈叶兆言先生的独特意义和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衡量评价，我觉得叶兆言就是一位南京的书写者，我不愿意用‘南京’这个词，而是更愿意用‘金陵’这个词。不管是叶兆言的小说还是散文，更不必说长篇非虚构作品《南京传》，都一直在书写他的金陵。要找一个南京书写或者金陵书写的代表性作家，恐怕非叶兆言先生莫属。在这一点上，是不是可以把叶兆言称为‘叶金陵’？”“叶兆言是中国当代少有的带有名士风度的作家，他的作品充满了‘旧’的意味。‘旧’味儿并不是陈旧的‘旧’，他这个‘旧’带有‘雅’的意思，以旧为新，骨子里他是一个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气质、文化气质的作家，这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并不多见。所以读他的作品，总会让我们联想起杜牧那句很有名的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用这句诗概括叶兆言的创作，大概能传达出他想要表达的一种历史的、人性的、生命的苍茫的、苍凉的感觉，穿透历史的风雨，看破人类存在的一些东西。”①无论是南京书写的延续也罢，还是作品中那种带有一定名士风度的“旧”气也罢，叶兆言这部聚焦历史变迁的长篇小说《仪凤之门》（载《收获》2022年第1期）的问世，再一次证明了笔者所言不虚。

所谓“仪凤之门”，指的就是那座一向被看作是城市后门的南京北大门仪凤门。正因为把仪凤门征用为小说的标题，所以，在“楔子”部分，叶兆言首先开宗明义地以极其简洁的笔触概述了作为明代南京十三个城门之一的仪凤门的最早出现，叙述它在明清两代数次被堵被毁的情形。如此一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光绪二十一年也即公元1895年。那一年，“两江总督张之洞重修仪凤门，把炸开的城墙重新补好，还修了一条路，这就是名噪一时的‘江宁大马路’。江宁大马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官家出钱修筑的现代化公路，它从江边的下关码头出发，穿过仪凤门进入南京城，循着往日的旧石板路，直抵总督衙门，与城南最热闹的夫子庙联系在了一起。当然修这条大马路，不是为了方便老百姓出去，而是要让外面的人能够进来，南京的下关开埠了，开始允许外国人进来经商做生意”。这一段文字的关键处主要有二。其一，意在强调与仪凤门的重修紧密相关的这条江宁大马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官修的“现代化大马路”。现代化三个字，非常重要。其二，与江宁大马路的修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南京下关的开埠，一种难能可贵的对外开放。当然，一种显在的事实是，对于已经完成了大部头著作《南京传》的作者叶兆言来说，“楔子”部分的如此一番有关仪凤门与江宁大马路的梗概式介绍，毫无疑问是轻而易举的小儿科。叶兆言的《南京传》，从公元211年孙权迁都秣陵写起，一路沿着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南唐、明、太平天国、“中华民国”的朝代更替顺序，一直写到1949年的百万雄师过大江，以极其翔实的史料与精准的文笔，书写了南京这座城市历史上长达一千七百多年的兴衰荣辱。在文学的范畴中，它应该被视为一部优秀的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如果逾越文学范畴的局限，将其放置到一个更大的范畴内考察，或者我们也更可以把《南京传》干脆就看作是一部带有信史性质的史学著作。不知道其他人的感觉如何，反正我自己的一个判断就是，像《南京传》这样同时兼备史学与文学双重价值的著作，倘若舍却叶兆言，其他人未必能写得出。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是为了充分凸显长篇小说《仪凤之门》与《南京传》之间不容分割的内在关联。但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注意的，却是小说的命名问题。那就是，南京北大门的名字明明叫仪凤门，叶兆言却为什么非得在三个字之间嵌入一个“之”字，将其变为“仪凤之门”？尽管不知道叶兆言命名的具体动机何在，但在我的理解中，如果说“仪凤门”是南京城一个实实在在的城门名字，那么“仪凤之门”的具体所指虽然同样是那座城门，却似乎更多地赋予了仪凤门一种作为历史见证物的人格化特征。所谓“仪凤之门”，就是那座叫仪凤的城门的意思，意在强调仪凤门作为一种人格化的存在见证着南京城一段跌宕起伏历史上的风风雨雨。在对《仪凤之门》的命名方式进行如此一种辨析的基础上，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某种程度上，长篇小说《仪凤之门》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南京传》的副产品。如果没有《南京传》，就不会有《仪凤之门》的生成。尽管在《南京传》之前的叶兆言，也一直以书写南京为己任，但只有在对南京城的历史进行透彻把握的前提下，才可能产生创作《仪凤之门》的理性自觉，恐怕也是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当然，换个角度说，我们也可以把《仪凤之门》看作是《南京传》的一种小说版，只不过叶兆言只是撷取了南京漫长历史上从1907年（虽然“楔子”部分张之洞重修仪凤门以及建筑江宁大马路的时间是1895年，但到了小说的正文部分，故事正式开始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慈禧太后驾崩的前一年，也即1907年）到1927年这二十年的一个片段而已。也正是着眼于这一点，一种具有相当可信度的结论就是，《仪凤之门》其实有着双重的主人公。如果说常规意义上的主人公可以说是杨逵，那么，另一个非常规意义上的主人公，就是南京，或者更精准地说，就是南京这个主人公现代性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因为从晚清到1927年的南京，恰是这座城市现代性生成与发展的关键时期。又或者，如果我们从艺术结构的角度来考察，《仪凤之门》中很显然存在着两条或隐或显的结构线索彼此缠绕交叉发展这一现象。其中，显性线索毫无疑问是杨逵个人在一段历史中的起伏沉浮，隐性的线索则是南京城的现代性问题。这里，我们先来看南京的现代性这条线索。

只要稍加留心，我们就可以在整部《仪凤之门》的叙事间隙里时时处处发现那些与现代性紧密相关的蛛丝马迹。比如小说正文部分的开头，就相当耐人寻味。这个开头，与“楔子”的结尾部分，显然有着情节上的一种承接关系。“楔子”的结尾部分是：“同一年（指1895年），仪凤门重修完工。南京城的后门再次打开，这时候，有一个叫朱老七的中年人，说着一口安徽话，拖儿带女，在仪凤门的城门口开了家棺材铺。当时附近居民也还不多，有了这家棺材铺，人渐渐多了起来。”第一章的开头部分则是：“这些故事开始的时候，离仪凤门不远的一家棺材铺门口，一架老式手摇唱机，正反反复复播放一段京剧老生唱腔。”这段老生唱腔是著名的《沙桥饯别》。与此相关的叙事段落是：“手摇唱机是隔壁一家杂货店老板家的，有一种特别的沙沙声，当时也算稀罕之物。”实际的情形肯定并非“也算稀罕之物”，如果考虑到那个时候还是晚清时期，在当时能够拥有一架老式手摇唱机，其实应该是非常稀罕的。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叶兆言在这里巧妙地把这架老式手摇唱机与古老的京剧段子并置在一起，所传达出的某种潜在深意就是，中国这样古老的帝国，竟然也出现了如同手摇唱机这样的现代性器物。与这样的开头相映成趣的一点，是这样的一种描写。那是在杨逵受仪菊之雇在码头迎接她哥哥振槐一家的时候：“因为听过振槐给仪菊的介绍，杨逵对这几个人的关系，很快有了初步了解，让他感到奇怪的只是，一身时髦打扮的仪菊，一看就是一个新派的女士，却有着一个衣着非常古板、说话极度保守的哥哥。”仪菊这样的新派女士与振槐这样的社会遗老并置在一起，正如同手摇唱机与京剧唱腔的并置一样，也是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景观。很大程度上，如此对比极其鲜明的景观，也只有在现代性刚刚萌生的时候才会形成。唯其如此，作家紧接着才会写出这样一段多少带有一点议论性的叙事话语：“此时还是在晚清，北京皇宫里的那位慈禧太后，还得再过一年才会驾崩。随着开埠通商，南京城的衣食住行，完全融入了现代因素。江边的下关码头，码头附近的大马路，不能与上海租界相比，开放程度也是相当可观。”是的，作为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个重要城市，南京的情况虽然不能与拥有长江入海口的上海相提并论，但相对来说，这座城市仍然是中国较早发生现代性的地区之一。也正如同上海的租界地区一样，具体到南京城，能够最早接触并体现现代性的地区，肯定是下关码头、仪凤门，以及那条江宁大马路。叶兆言的笔触之所以要聚焦到这个地区，根本原因正在于此。然而，需要提请注意的一点是，叶兆言的妙笔在于，他在《仪凤之门》中对南京现代性因素的书写，往往会与故事情节的演进紧密结合在一起。

比如，那位曾经一度有可能与仪菊发生紧密关系的手持宗主国英国护照的澳大利亚人史蒂文斯：“史蒂文斯是澳大利亚人，当时澳大利亚还没独立，属于大英帝国，因此拿的是一本英国护照。”史蒂文斯出生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的1840年，但南京的开埠却与1858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有关：“这一次是《天津条约》，根据这个条约，长江流域‘俱可通商’，也就是说南京要‘安置埠头，为通商之所’，像上海外滩那样，像镇江九江汉口的租界那样，为全球开放通商。”问题在于，一贯就没有现代契约精神的清政府，总是一再尽可能地拖延，一直拖延到四十年后，才在下关那里正式开埠。那个时候，时年已经五十八岁的史蒂文斯，已经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闯荡多年。下关开埠，“史蒂文斯成了金陵关税务司的首任掌门人，这是非常肥的差事，掌门人是洋人，其他的重要职员，也都由外国人担任，所有公文来往，都是用英文”。由于史蒂文斯的妻子来中国的时候，身体状况已经非常糟糕，所以，身为他家庭秘书的新派女士仪菊，差一点成为史蒂文斯的继任妻子。情况到最后之所以会发生变化，主要是因为仪菊结识了彭锦棠的缘故：“没想到世事难料，又好像一切早就安排好，就在这时候，仪菊遇到了彭锦棠，彭锦棠遇到了仪菊。两个人在一次聚会上不期而遇，缘分突然就起了作用，他们一见如故，他们一见钟情。”既如此，也就没史蒂文斯什么事了。但请注意，正是借助于史蒂文斯的相关书写，叶兆言精妙地切入了南京现代性的主题内涵。

比如，与南京现代性紧密相关的杨逵他们那个“三仁货栈”的出现。首先是大的历史形势的叙述与交代：“正是在这期间，上海到南京的‘沪宁铁路’开通了。火车站就设在下关，从此人们去上海，不仅可以在下关乘船，乘江轮，还可以在这直接坐火车。几乎就是在同时，通往市内总督府的‘宁省铁路’也修好了。杨逵他们亲眼见证了它的动工，眼见着有人在修铁路，眼见着有人在修火车站，又眼见着突然就通车了。小火车呼啸着开过来开过去，这是中国城市历史上第一条轨道交通。从此，上海坐火车抵达南京，可以在下关转乘小火车，以最快速最便捷的方式，进入市区。”火车也罢，被称为“小火车”的市内轨道交通也罢，毫无疑问都是现代性的标志物，它们在南京、在下关的出现，当然是现代性发生的症候。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新生事物的出现，带动了下关地区的迅速发展，使其很快繁华起来：“晚清最后的那几年，下关地区的发展，让人目瞪口呆，让人震撼惊骇。此地繁华程度，很快可以与南京城内任何一个热闹区域相媲美。”关键的问题是，伴随着下关地区的日益繁华，杨逵他们的黄包车生意却因此而遭受沉重的打击，以至于不得不另谋生路：“从下关进城，可以选择通往市区的小火车，也可以乘坐成泰马车公司的马车，不管是小火车还是马车，都比黄包车更受人欢迎。黄包车生意一落千丈，杨逵他们最后也不得不跟着改变，不得不抓住机会，看准了时机，变‘三仁车行’为‘三仁货栈’。”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也还有炳哥的因素在发生作用，但从根本上说，“三仁货栈”的出现，乃是为下关地区或者说南京城现代性的趋势所逼迫的一个结果。

再比如，炳哥被害案的最终告破与新式警察之间的紧密关系。炳哥的尸体在江中小沙洲上被荷兰人约翰发现并报案后，接警的就是时任下关地区巡警的张海涛：“张海涛是江南巡警局第四路五区的巡警，负责下关地区的警务。”借此契机，叙述者对新兴的警察制度做了一番介绍：“当时的警察制度还不健全，警察还是个新东西，是个从日本过来的新名词。地方治安全靠保甲制度维护，偌大的一个南京城，也只有一百多个巡警，再加上差不多数量的保甲巡勇，合在一起就成了保甲局。”如果说警察是一个现代性的新事物，那么，保甲制度就是延续传统的陈旧事物，而半新半旧的“保甲局”，则正好成为历史转折时期一个必然的过渡性存在物。饶有趣味的一点是，或许与炳哥一贯的臭名昭著有关，巡警张海涛明明已经由那一卷麻绳断定水根就是杀人凶手，并且已经以旁敲侧击的方式暗示警告了水根（其实，张海涛是在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给水根通风报信或者说是打草惊蛇）：“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事，不可能是船上人干的，不可能。究竟谁干的，你水根知道，我张海涛也知道，我们心里都已经有数了，是不是这样？”但，他却偏偏没有马上采取行动，一直等到水根跑掉之后，方才装模作样地上门捕人。关键还在于，尽管由于张海涛的网开一面，水根这一次侥幸逃过一劫，但等到小说即将终篇，北伐军已然攻入南京，与直鲁联军混战之时，身为直鲁联军下级军官的水根，却还是不幸命丧张海涛指挥的北伐军之手。通过水根的命运遭际，叶兆言所真切写出的，其实是命运所具有的那种神秘色彩与吊诡本质。

事实上，类似于以上这些积极有效地凸显现代性的细节与情节，在《仪凤之门》中还有很多。比如，杨逵第一次见到睡衣。那是在他和冯亦雄虽然想着要出城去递送情报但却因仪凤门关闭出不了城门的情况下，又冷又饿的他们只好跑到彭锦棠家里临时歇脚。就在那一次，杨逵无意间看到了身穿睡衣的仪菊：“这是杨逵平生第一次看见穿睡衣的女人，他那时候根本不知道这叫睡衣，因为只是第一次看见，觉得很好看，觉得穿在仪菊身上，她显得更年轻，显得更漂亮。”一方面，来自于西方的睡衣，在辛亥革命前后，当然是现代性的一种象征。另一方面，杨逵是在仪菊身上第一次看到睡衣，因为睡衣本身带有极强烈的私密性特点，所以，这个细节其实又在暗示着杨逵和仪菊这一对男女在未来的日子里将会发生一点什么情感或者身体方面的纠葛。再比如，海陵门的新开辟。因为时任省长的韩国钧认识到，随着南京城的日益快速发展，现有的仪凤门已经显得拥挤不堪，亟须在下关地区重新打开一个新的城门，所以他便以官方的名义联手已经成为大富商的杨逵一起开通了这个海陵门（“韩是扬州府的泰州海安镇人，泰州古称海陵，叫海陵门，不是明摆着要让后人忘不了他吗？”）：“开通海陵门，进一步改变了下关地区格局，下关的区域因此变得更大。以往在江边一带，都以靠近仪凤门为优，挨着仪凤门，进城更方便。在江边工作的人，无论中外人士，大都还是居住在城里，都要从仪凤门下走过。现在不一样了，首先长住江边的人开始多了，与开埠初期相比，仪凤门外的下关，各种生活设施，已经相当完美。下关变得越来越热闹，非常繁华，出现了大片的商业区和居民区。其次，就算是住在城里，也不一定非要经过仪凤门，可以选择从更近的海陵门走。”对于南京这样一个由遥远的古代延续至今的城市来说，由于新城门比如海陵门的开通，而更好地促进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的繁华，这当然应该被看作是现代化转型一个重要的环节。正因为如此，小说中才会出现这种叙事话语：“海陵门这样的市政工程，给韩省长带来政绩和名声，给杨逵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从晚清开始，下关江边码头的重要性，开始突显出来。可以这么说，南京城的现代化，正是从下关地区启动。”但多少有点出乎杨逵意料之外的是，他竟然会因为投资海陵门的开通，以及开通城门后的盲目购置土地而开始陷入经济上捉襟见肘的状态之中（不能不指出的一点是，叶兆言这里的描写似乎多多少少存在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他在强调海陵门的开通“给杨逵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但在另一方面，接下来的相关描写，似乎又在告诉我们，正是对开通海陵门的投资这一事件，某种程度上成为杨逵经济事业由盛转衰的滑铁卢）。从根本上说，正是从开通海陵门事件起始，杨逵陷入了一种每况愈下的人生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