驶向“另一种地理”

一

人们总是偏爱用自己感到舒适的方式去看待世界。由于古往今来人类的天性几乎都相差无几，趋利避害、删繁就简、拈轻怕重、好逸恶劳向来都坐拥最大份额的赞成席，由此形成了一套“人性的、太人性的”思考方式和世界图景，在不同种族和文化中被接受和承袭下来，成为一种“自然正确”的视野。人们借此不断对眼前的现实进行解释和修补，也对这套视野自身进行着再生产。齐泽克（Slavoj Žižek）在他一本不太好读的著作《视差之见》的开篇，就晒出一对习以为常的概念：主体和客体。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主体站在主动一边，客体站在被动的另一边，主动的主体作用于被动的客体，这本无可厚非。但齐泽克逆流而上，去追问这对概念深层的动词根源，结果令人瞠目。他发现：主体（subject）的内在姿态是屈从（submit），即屈从于不可避免之事（比如权力、命运、必然性等）；客体（object）则是抗议（protest）、对抗（oppose）、制造障碍，它驱动、骚扰主体，甚至反对和拒绝主体，从而让他们留下精神创伤。从这种被疏浚后的视野来看，主体反而是被动的、僵硬的，主动的是客体，它一出场，主体就浑身发痒、心神不安。b由此我们试着翻新一下常识，得出一个颇为新奇的结论：主体或许不主观，它反而是客观的；客体可能不客观，它没准是主观的。这种视差之见，一下子颠覆了我们惯常的思维方式，脚下的地板好像也跟着晃动了一下：一对原本彼此对立甚至仇恨的概念，竟然始终互渗交缠、深入滋养、血肉相连。多么情色，多么政治，又多么人性！在我们的文化记忆里，多的是这类坚如磐石但充满裂缝的概念，如果找个机会重新去探望一番，它们是否都在暗地里捉着身上的虱子？重要的不是概念，以及那些貌似严格的推论，而是你在何种处境里以何种心态与概念相遇，因此，你需要的或许不是一把理论的卡尺，而是一对诗歌的触角：

这漫天的雪是我的奇痒，

巴黎像兽笼，在它的拱门，

全部的往事向外膨胀，

这是我的半首《烤鱼歌》，

赏一口酒如何？

某处门廊下停着一具女尸

你可以趁着微温行乐。

——朱朱《我是弗朗索瓦·维庸》

与诗人的天职和预言性相仿，齐泽克的视差之见为这个有点陈旧的世界激起了一些波澜。但这并非通俗的辩证法伎俩，让人庆幸能够辨认出A身上的-A，然后再被什么东西调和一下，形成进步的错觉；或者像著名诗人欧阳江河那样，集其毕生的心智和雄辩，去勾勒水的渴意、火的冷意，或词中的反词，收割几波独步天下的赞语。我们要做的，或许可以试着解除穿戴在概念身上的铠甲和面具，让自己不那么呆板地去认识和使用它们，也让这些长期被封控、监视和误读的概念解放出来，在春风里舒展一下久坐的筋骨。这不，在小镇上，一个永不疲倦的单车少年兴奋地喊着：“瞧呀，妈妈！我不用手！”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那里：“瞧呀，妈妈！我不用概念！”让这位批评家骄傲的，并不在于自己作品的观念价值和理论霸业，而是他的写作在概念的迷醉和持续的激情方面无可取代的天赋。c这意味着，并不是断然抛弃概念，而是要松开我们长久以来对概念的顽念和固持，在另一种手温和力道之下重新握住它们。冷漠之物需要在更会呼吸的掌纹里孵化和生长，这种天赋似乎已经落定于我们同时代极少数的诗人身上。在传统的阴影和影响的焦虑面前，他更尊重自己独异的处境和心态；相较于拘谨的概念，他更信赖自矜的词语；他缓慢伸出自己纤嫩的触角，哪怕微风一吹，就敏感得渗出晶亮的粘液。经营概念的理论家会赏给睡在词语里的诗人一口酒吗？让诗人续写理论家无力完成的后半首《烤鱼歌》！这极少数的诗人，尝试在板结的现实和充满禁忌的环境里挣扎着脱壳，抖擞出“一圈细密的茸毛”（《小镇的萨克斯》）。从巴洛克式的小镇出发，他带着一架破旧的地球仪，准备去勘探“另一种地理”：

即使有厚外套和围巾严密的封堵，

我们仍能从衣褶里分辨出肉的扭摆。

——朱朱《地理教师》

“扭摆”起来吧，不要用手，让那些生苔的客体发出主体般的嚎叫，去唤醒沉睡在概念缝隙里的词语。对于一群向往“落日、飞碟和时差”（《地理教师》）的蝌蚪，小镇中学的地理教师扮演了最初的情欲导师，她就是他们的好望角；朝着无限的方向，蝌蚪中忧郁而乌亮的一只，已随暗流游入自己的大河——诗人朱朱，这位“南京硕果仅存的诗人”d——正是那位脱把骑车的少年，“消瘦，沉默寡言，神情矜持，又多少流露出一丝紧张和冷淡”e，在黑压压的时代和黑黢黢的人群旁边一骑绝尘。若干年后，成为法律教师的朱朱将骑车去学校给孩子们上课。为了扮演课堂最后十分钟的诗歌导师，他在路上悠然地经过“一座观音庙，一座清真寺和一座天主教的圣·保罗堂”，如同在一只硕大无形的天蓝色球体表面鱼贯而行。f自从写出后半首《烤鱼歌》——《我是弗朗索瓦·维庸》——这首令人惊叹的作品，朱朱就已经在新诗史的最优阵型里登录了自己的名字。一段诗坛轶事可以佐证：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张枣在德国，跟尚未决裂的臧棣常有通信。有次二人在信中提议，各自列出“朦胧诗”以来排名前三十位的汉语诗人。巧的是，他们不约而同都把最后一位留给朱朱。

这位出生在扬州、求学于上海、栖身在南京的诗歌“储君”“后主”（后来又挥师北上），如今银河质地般的艺术批评家、策展人，当时还不到三十岁，已经印出非凡的《小阁楼之书》，也在溽热的南方写下“这漫天的雪是我的奇痒”这样炸裂的诗句。批评家张桃洲一直称道朱朱的写作，据近年由他主编的《寻找话语的森林——朱朱研究集》 （华文出版社，2019）显示，批评界对诗人朱朱的阅读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亦有精确公允的评价。但我们暂且撂下这些既有的成果，像那位少年一样脱一会把，从前面那个美丽而古怪的诗句启程，回到朱朱最初的沉醉当中。那令“我”感到“奇痒”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朱朱曾说：“我洁净，没有叙事的必要”，这则信条一度风靡于他的小圈子。直到他的笔邂逅了维庸，一位当代汉诗中晚来的巡夜人，像被一场漫天的雪耽搁在某处情欲的门廊，让朱朱的洁净如临深渊，也更坚如磐石。这位拖着戴罪之身亡命天涯的恋尸癖诗人，如同一管干瘪而稀缺的颜料，被朱朱挤在九十年代的诗歌调色盘里。这甚至让洁净的朱朱衔接了某个中世纪的异端之梦，“感到自身就像是明亮的器皿里最后一滴污汁，迟迟没有溶化”g。在一篇谈维庸的演讲中，瓦莱里一语道破玄机，道德的洁净或脏污，对于一首诗歌佳作毫无增损：“在诗人那里，法典里只写着惟一的条文，也是我的结束语：‘违者处以诗的死刑，我们的法律写着，有才华，甚至……不妨多一点。’”h如同主体和客体的对倒关系，在一首诗中，洁净和脏污只是一念之差，这两顶帽子顺水漂走了，只有才华是一宗神秘的硬通货。它并不扮演那个调停的第三方，而是居住在概念自身的缝隙里，栖息在“一念之差”的那个“差”里。正是降临在朱朱身上如许余裕的才华，如漫天大雪，让他纸笔之间的物事徒生“奇痒”之感。携伴这才华的赠品，朱朱激荡着驶过写作的岬角，进入诗歌的极境：

我以那些纤微巧妙的词语，

就像以建筑物的倒影在水上

重建一座文明的七宝楼台

——《江南共和国》

二

朱朱的才华其来有自，除去后天的修炼，仅其天赋的一面，多来自他基因里“迟迟没有溶化”的地缘认同，即“江南性”，以及随之洇开的精妙语感和艺术信仰。拜“江南性”所赐，朱朱诗歌的启幕点常常是一座无名的小镇，但回避了恣意的叙事，只进入场景和氛围，悬留于轻巧的细节和油画般的光线，迂回在时间的耳蜗，速逝于沙漏的绵延，最终跃入宇宙中某个漫不经心的几何点。诗分南北，向来是历代诗家的“超话”，在当代新诗界仍形成鲜明的分殊。据诗人钟鸣观察，在梁任公铺就的“北俊”和“南靡”两种文化背景下，“文革”后广义的南方诗歌，正是为了严格区别于北方的“朦胧诗”而释放出的偏移信号和纠正意愿。“朦胧诗”确立起了当代诗强势的主体原则，如明确的主题性和思想性，调子绝对积极、无副作用，更不会触及朱朱词典里的“奇痒”或“扭摆”。即使一不小心涉及一丁点儿，也会训练有素地使用历史的习性、农业时代的浪漫主义或社会主义体系下的运动化加以清扫和剿灭i，如同朱朱的一句诗：“这消息像泥瓦匠的刮刀/瞬间抹平了所有人脸上的表情。”（《七岁·喇叭》）1970年代末遽然转向的中国政治，与正统的“朦胧诗”几乎可以看成是一场合谋和双簧。南方诗人蔑视、嘲笑和反对北方的经世之想、组织上的极权观念和那副动不动就板起来的脸孔，因此让他们成为美学上杀人越货的逃犯、醉生梦死的酒徒、贬谪发配的罪臣、众叛亲离的绝户、铤而走险的瘾君子和满眼血丝的色情狂……从江湖市井中的贱流、蠹虫和腌臜，到瑶台琼室内的帝王、琴师和才女，高傲、怪癖和疫病是他们仅剩的行李，带着饱经沧桑的触角和“奇痒”的余生，涌入“江南共和国”：

在这边，我们已经营造出一只巨大的浴缸，

我们的日常是一种温暖而慵倦的浸泡。

……

我们文明的屋檐

已经精确到最后那一小截的弯翘。

——《野长城》

朱朱是一位江南诗人吗？答案是毋庸置疑的。读朱朱的诗，你会发现，他在江南文化的羊水里浸淫的痕迹异常明显，他作品从头到脚的分泌物里都能检测出密集蓬勃的江南因子，如蓄势待发的蝌蚪。秦晓宇提取了朱朱《小城》里的诗句“我们的一生/就是桃花源和它的敌人”，从而将朱朱的写作定义为“江南”和它的敌人，既细致入微地追问了“江南性”的全部内涵和外延、正值和余绪，又敏锐地开掘出其中的“否定辩证法”、“色空辩证法”。秦文对这句诗的精心开采，似乎把个中奥义都说尽了，但依旧值得我们乘兴追击，用视差之见给这套形式方法“外部而来的重重一戳”（《江南共和国》）。让我们回到朱朱诗歌的“奇痒”和“扭摆”上来，去体察一下那些博学和细密的分析之外的异样征兆，重新造访那些居住在概念裂缝里的词语，打磨“最后那一小截的弯翘”，以便“可以趁着微温行乐”。

如果我们跟随齐泽克分辨出发痒的主体和能动的客体，那么能否对南方和北方这对古老的概念作如是观呢？或许南方和北方，也并不一定非要被放置在一套对称性的框架里，接受我们心安理得、人云亦云的对比和评说。撇去文化积淀和地理特征对我们视野的干扰，从人们内在的愿力出发，我们同样能接受这种判断：所谓的南方，其实是一种空间化的客体性。这里的客体性，就像本文开篇时重新被阐释的那样，饱含了“向外膨胀”的主动性内涵，就是一切围绕“我”的处境、习惯、利益和愿望而订制的世界观。为了心头的桃花源和乌托邦，客体宁愿向一切阻碍人们追求愉悦和幸福的因素发出挑战和诘难，并且维护它的内心洁净和美学崇高。秦晓宇提取得很准确，“江南”和“桃花源”，是一对可通兑的词汇。南方象征了一种捍卫理想、追求完美的人格姿态和形而上的冲动。在一个长期受到农耕文化熏陶的中国人眼里，不论他身处何地，南方总是温润宜居的快适之所，总有机会坐拥良田美池、醇酒妇人。那是他梦想着能长久生活下去的地方，但因躲避北方战火在南方建起的小朝廷却常常红颜命薄。这种舍我其谁的特征，并不取决于南方本来如何，而是取决于它应该如何。南方因此轮回着悖论式的愉悦，像夜幕里一颗孤星、画布上一组华美而短暂的线条：

在南方的天空下，

阴影即使有厚度，

也是轻巧的一触，

就碎去。

——《和一位瑞典朋友在一起的日子》

跟南方那种相由心生的客体性和易碎的理想性相比，北方的内核写满惰性和顽固，干燥皲裂的城墙上摇晃着一片残损、失灵、自负的主体浓荫，揭示了一个丝毫不加修饰和美化、也不给人以希望的绝望现实：“带血的、未煮熟的肉太粗俗了。”（朱朱：《野长城》）北方的精神暗示我们，人们不得不屈从、驯顺于这种坚硬、腥膻、狰狞的命运。广袤的北方就是理想性的负极，令人焦虑、颤抖和疲倦，呈现出世界原初的冰冷、贫瘠和荒蛮。在严酷的自然条件逼视下，这里遍布着举目的疮痍和窘境，浸透了今生的艰辛和困厄。正是如此多的死亡恫吓和灵肉极苦，通过人性的透镜和自然正确的视野，一众蝼蚁般的北人在半空中投射出南方的海市蜃楼，即安宁、富足、良善地生活在世上的愿望。如果非要借拉康的概念做比附，那么北方有点类似“真实界”，模拟着宇宙诞生之初的凄清、荒芜和无意义，它并不被排拒在远古和远方，而是时刻将狡猾的使者派遣进“符号界”，制造事端和麻烦；南方却更靠近“想象界”，它重演着人之初的自我认同过程，并在“镜像阶段”里开启理想自我的追寻之旅。如果我们洞穿这套概念，想直接伸手抓取裂缝中那一把更精湛的词语，势必会触碰到朱朱诗歌中无处不在的“水体”。朱朱愿意把他的“江南性”安放在水上，引诱读者在盈盈碧波之上捞起他们最想得到的东西：

……你像

在倒影中变得圆满的桥孔，

甚至倒影的部分才是真正的实体。

——《丝缕——致扬州》

……只有撞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