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小说研究中三个待解的问题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余华的创作就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从编撰《余华研究资料》，到后来修订《余华评传》，我曾对余华研究的国内成果及其相关情况，进行过长时间的跟踪和梳理，发现余华研究始终处于数量与质量的不平衡状态之下。每年发表的有关余华创作的研究文章，均在200篇以上，有些年度达300篇以上，但绝大多数都停留在一些既有观点的重复之中，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或更换主要概念，或更换理论资源，而在有效推进余华创作的深层次研究中，具有原创性的优秀成果非常少。

这种量与质的不平衡，不只是余华研究的个案问题，其他当代作家和文学现象的研究，也大抵如此。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代文学研究真的就非常薄弱，而是存在多种原因，包括人们将更多热情投入到各类新作的追踪之中，或受限于文化研究思维的逻辑惯性等。就我个人的阅读和思考来看，余华研究中其实还存在着颇多待解的深层问题，包括：前期先锋小说中的非理性书写与作家的主观真实问题、暴力书写的延续与历史意志的隐喻关系问题、先锋语言实验与后来日常语言转换及其内在逻辑关联问题、长篇叙述的节奏重复与音乐性的关系问题，等等。它们既影响到人们如何更深入地理解余华创作，也涉及其他当代作家的系统性研究思路。本文仅选择余华小说中的恐惧与柔情、荒诞与戏讽、余华自我形象的建构等三个关键问题，试图在深度解析余华小说方面进行一次小小的尝试。

一、余华小说中的恐惧与柔情

在余华的很多小说中，恐惧与柔情一直纠缠在各种情节之中，直到最新的长篇《文城》里，依然如此。余华似乎对人的恐惧心理极为敏感。他笔下的很多人物，只要进入某种恐惧的心理状态，叙事便会反复盘旋，不断延展，从而在极为充分的细节拓展中，呈现出人物面对自身无法控制的生存情境时，因恐惧而陷入的各种令人惊悚的挣扎状态。同时，在这种挣扎的背后，又常常透露出人物内心深处的软弱或无助，隐含了人性内在的柔软之情。这种恐惧与柔情交织在一起的生命挣扎状态，构成了余华笔下人物十分复杂的精神意绪，也使读者获得了极为独特的审美体验。

恐惧是人的一种特殊情绪，主要是指人对可能出现的不良结果产生惊慌害怕、惶惶不安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情绪的产生，一方面源于人们凭借一己之力，无法把控事态的恶性发展；另一方面也源于人物的某种特殊感知能力，带有宿命的意味，也类似于墨菲定律。余华的小说中，这两种恐惧书写都存在。像《十八岁出门远行》 《西北风呼啸的中午》 《黄昏里的男孩》 《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等，属于前者；《世事如烟》《一九八六年》《四月三日事件》《死亡叙述》《命中注定》《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等，则属于后者。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夹杂着某种类似的叙事张力，即人物在恐惧心理活动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纯朴、善良、温顺、友爱等带有柔情意味的个性气质。这是一种很奇特的心理张力，绝非余华有意而为，而是作家主体内在心性的一种不自觉的表达。它嵌入了人物内在精神活动的某种逻辑关系：因为柔情，所以恐惧。也就是说，余华笔下这些人物产生恐惧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害怕失去人性应有的纯朴、善良、温顺、友爱等美好的人伦品性，以及由此导致的生存安全等问题。这种特殊的张力，构成了余华小说幽深而又不乏温情的审美基质。

在《十八岁出门远行》里，少年的“我”带着自由与美好的遐想，开始独自出门远行。他奔走在山区公路上，一点也没有觉得累，还在心里给所见的山和云，安上了身边熟悉的人的绰号，可以想见，他的内心充满了自由和快乐，也饱含了对外面世界的美好遐想。可是，当黄昏即将来临，世界便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没有旅店，也没有一辆可以搭乘的顺风车。恐惧由此慢慢出现。随着一辆趴窝的货车出现在视野，他终于爬上了它，并跟随它朝着出发的方向逆向行驶。这是一句很有意思的隐喻。它意味着少年对于自由远行的美好遐想即将终结，现实将在“逆行”中露出坚硬而残酷的面孔。事实也是如此。当汽车再次趴窝、村民疯抢车上的苹果时，少年为了保护车上的苹果，被村民们打得满地找牙，而司机却在一旁幸灾乐祸，并且拿走了少年的背包和村民们逃之夭夭，只留下伤痕累累的少年，在黑夜的车里孤独地承受着无边的恐惧。这里，少年对世界的内心想象与现实遭遇构成了强劲的反差，这种反差既是少年恐惧心理出现的缘由，也折射了少年对世界的美好预想。换言之，如果少年内心缺少某种天真和浪漫，缺乏对现实世界的一腔柔情，而是带着对现实的充分认知和必要的准备，他也就不可能陷入这种无助的恐惧之中。在《西北风呼啸的中午》里，“我”躺在寒冬的被窝里，一边摸着眼屎，一边享受着阳光照入房间的慵懒时光，却被一位彪形大汉拖出被窝，不由分说地带走，为一位陌生人守灵。当他进入陌生死者的家里时，各种现实伦理中的道义，迫使他不断陷入匪夷所思的义务之中，甚至还要为死者的母亲承担此后的养老责任。这里，荒诞似乎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从此进入被伦理规范的群体之中，并将接受由彪形大汉所掌控的群体的指令，让自己的余生扮演别人的儿子。他能不恐惧吗？但这种恐惧的背后，又明确凸显了人物对传统伦理的膺服。如果他以死相争，绝不顾及死者家属的诉求，或许恐惧只是虚惊一场，但他最终还是败在自己内心的柔软和善良上。

同样，在《河边的错误》里，余华围绕一桩杀人案，将王宏、许亮等众多人物卷入其中。随着刑警队长马哲的深入调查，几乎所有在案发当天下午到过河边的人，都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谁都害怕成为凶案的嫌疑人，谁都畏惧被警察带走。他们不断寻找自己没有杀人的证据，并在恐惧的漫长折磨中，再也无法回到正常的生活，许亮甚至为此自杀。杀人案本身是恐惧的，但余华将大量的叙述倾注在对嫌疑人的调查中，导致众多受到讯问的对象陷入如何脱罪的恐惧之中。我们当然有理由认为，“身正不怕影子歪”，可是当我们身临其境时，又无法摆脱这种隐恐，因为我们的内心还是存有对正义的敬畏。《一九八六年》中的中学历史教师的妻子，从疯子踏进小镇的那一刻起，她就深感不安，尽管她并不清楚，这个自戕的疯子是否就是当年的丈夫。随着疯子在小镇上不断游荡和自残，曾经的妻子仿佛受到第六感官的指使，幻觉中不断出现曾经的丈夫，并由此陷入巨大的恐惧之中，以至于无法出门上班。这种源于人物特殊感知能力的恐惧，固然将叙事引向了历史的劫难记忆，但也展示了夫妻之间曾有的脉脉温情。

如果仅仅从表面上看，余华的一些先锋小说确实充满了暴力和血腥，并且叙述冷静异常，诸多细节令人惊悚。但是，在很多时候，这些暴力书写都只是为了展示人物的某种非理性状态，并非仅仅为了宣染暴力本身的血腥效果。因为这些暴力所引发出来的，通常都是人物内心的恐惧，而恐惧的背后，又总是隐含了人性应有的温情。这种由暴力到恐惧再到温情的逻辑结构，构成了余华小说内部情节推进的重要因果关系。譬如，《死亡叙述》里的货车司机，因为十年前的一次车祸逃逸，导致他不断遭遇恐惧的折磨。当他再一次遭遇车祸之后，他几乎毫不迟疑地将受伤的小孩抱到村里，请求村民们寻找医院抢救，结果村民将他暴打致死，以至他胸腔里的血液向四周蔓延时，“像百年老树隆出地面的根须”。小说里的司机目睹并感受了村民的镰刀、锄头、铁等对自己的伤害，确实有些血腥的气息，但司机之所以遭受暴力，是因为他不想再经受以前车祸逃逸所带来的恐惧感，而这种恐惧又是由他内心的道义所引起。《爱情故事》叙述了一对夫妻的两段恐惧经历。一次是他们在十六岁时因偷吃禁果怀孕所引发的恐惧，一次是丈夫难以忍受当前平庸的家庭生活而欲离婚所引发的恐惧。相比少年时代两人去医院检查出怀孕的恐惧，当前的婚姻所引发的恐惧似乎要轻微很多，但对人物构成的道义谴责却更加尖锐。两段恐惧，两次人性的较量，最终却彰显了道义伦理的潜在力量。如果我们再细读《现实一种》里山峰踢死皮皮之后因恐惧而近乎崩溃的状态，《黄昏里的男孩》里水果摊主孙福暴打小男孩之后回家的心理状态，《朋友》中拎着菜刀的昆山岗最后却被一条毛巾所打败的感受，同样能深切地体会到余华对恐惧书写的真实意愿，即以特殊的方式激活人物内心的脆弱与温情。

这种情形，在余华后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显得尤为突出。譬如《在细雨中呼喊》，严格地说，它就是一个有关恐惧与温情相交织的故事。在孙光林漫长的成长过程中，没有家庭的关爱，没有必要的安全感，无论是在南门，还是在孙荡，他都处于孤立无依的状态，恐惧总是如影随形。带有相同经历的，还有无依无靠的少年国庆、母亲入狱后的儿童鲁鲁等。这些失去了家庭保护的孩童，面对混乱的社会、颓败的现实，以近乎本能的情感相互安慰，并由此构成了他们对于那个失序时代的绝望反抗。他们游荡在无人觉察的社会边缘，依靠人性深处的友爱与温情，点亮了艰难生存中必不可少的生命之光，使他们在无边的孤独和恐惧中，最终完成了自我的成长。在《许三观卖血记》里，许三观从跟随龙根等人第一次卖血开始，就经受了一系列仪式，包括卖血前如何喝水，卖完后又如何吃炒猪肝、喝黄酒。这种虔诚的仪式本身就包含了恐惧和敬畏，以至于有一次因为没有喝水和吃炒猪肝，许三观卖完血后惊恐不已。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卖血就是卖命，所以许三观一次次卖血，其实是在卖命，表面上看并无多少恐惧，但舍命式的卖血和内心的隐恐从未排除。这也是为什么许三观得知一乐是何小勇的私生子之后，宁愿卖血让全家人吃上面条，也要将一乐剔除在外。事实上，一乐因为自己的尴尬身份，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同样也没有远离恐惧。他要么因为打架被许三观严加惩罚；要么因为没有吃到面条而离家出走，结果在暗夜里惊恐不已；要么在下乡插队后，差点因肝炎病死；可以说，屈辱和恐惧，几乎伴随了他的成长。尽管余华动用了喜剧性的叙事语调，巧妙地冲淡了整个故事的恐惧氛围，但是，从许三观、许玉兰、一乐，到何小勇夫妇，都经历了太多的恐惧，包括伦理、时代和命运对个体生存的钳制。如果我们再看看《兄弟》里李光头自幼的成长环境，以及他和宋钢在宋凡平被打死后的惊恐，同样可以感受到这对少年兄弟内心深处的恐惧。只不过，这种恐惧，被李兰的母性温情所缓解，同时也被李光头用无赖式手段进行了消解。

值得注意的是《活着》。它几乎被温情所覆盖，使我们很难体会到人物内心的恐惧。但这是基于福贵的自我回忆，而不是叙述者的客观呈现。当福贵历经了各种苦难且失去了所有亲人之后，他可以说是无所畏惧了，所以他在重构自己的记忆时，自然会将恐惧剔除。事实上，在有庆的成长、凤霞被送给他人等情节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人物内心的恐惧，只不过它们被福贵用“懂事”等温情的言辞所掩盖了。然而，到了《第七天》和《文城》中，余华再次将恐惧和温情放在差不多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使它们在小说中的叙述比重几近相同，彼此之间也形成了更为紧密的共振关系。《第七天》里，杨飞的成长常常面临着各种难以言说的恐惧，所幸的是，继父杨金彪和邻居李月珍都给了他无私的呵护，使他饱尝了人间的温情。因为没有墓地，杨飞无法火葬，他的亡灵只能频繁地穿梭于阳间和阴间，叙述也由此打开了很多让人匪夷所思的现实，它们充满了恐惧、战栗、无奈和无助。有意思的是，当这些在阳间饱受不幸的人们成为亡灵之后，他们却在阴间步入世外桃源般的诗意生活，那里充满了温情、友善、平等和祥和。在《文城》里，林祥福如此执着地寻找小美，就是基于对家庭的渴望。父母双亡之后，孤身一人的他，虽然衣食无忧，但依然无法体会到家的温暖。小美的到来，尤其是当女儿出生之后，让他深切地感受到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是何等重要。这种对于完整家庭的渴望，随着小美的不辞而别，瞬间变成绝望。于是，他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寻妻之路，尽管他心里也明白，这种寻找并无太多的希望。所以林祥福寻妻，与其说是为了心中那份执着的情感，还不如说是为了排遣内心的恐惧，即一种失去家庭的恐惧。他把全部的家当换成银票，放在女儿的襁褓中，当他来到溪镇，差点被龙卷风卷走女儿之后，他的想法非常决绝：“女儿都没有了，还要银票干什么！”这也意味着，家是他生命的全部，是他活着的支撑。遗憾的是，他此后的一生都没能找到小美，也未能给自己和女儿一个完整的家。他在溪镇的后半辈子的生活，始终恪守着“仁义礼智信”的人生信条，帮助人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恐惧，大到天灾，小到人祸，最终却无法抹平自己内心的隐恐。无论是《第七天》还是《文城》，可以说，其故事情节都是在恐惧与温情的交织中得以推进，并使叙事形成了特殊的内在张力，也展示了余华对于传统伦理越来越执着的认同。

应该说，恐惧无处不在。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威胁本身就无处不在，大到世界战争和核威胁，小到猝不及防的意外伤害。当这些潜在的威胁渗入人们的意识之中，形成某种危险意识时，恐惧便不可避免。但这是另一个话题。它涉及知识、信息传播和危险意识的不断被强化。用英国学者弗兰克·富里迪的话说：“人们缺乏真正的选择，这一讯息隐含在困扰着社会的危险意识所激起的焦虑中。我们可以小心谨慎地行事，但却没有任何选择。”a如果人类面对任何一种选择（如食品、环境），都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恐惧，那么恐惧便成为生命存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余华并没有从这个层面来理解和表达恐惧。他专注于人物内心的恐惧情绪，还没有将之延伸到这种现代社会学领域，而只是突出人性情感或伦理问题。也就是说，余华对于恐惧的执着书写，主要是基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情感需要和安全需要。无论是前期的先锋文学还是后来的长篇创作，推究余华笔下人物恐惧心理的形成机制，可以明确地看到，它们主要是因为非理性的暴力冲动和生存安全条件的缺失。这为温情的频繁出场，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经验通道，也使温情与恐惧形成了相互平衡的内在共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