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刊授活动与八十年代文学的公共性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教育研究，目前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往往是不同时期大学、中学的文学教育，以及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的作家培训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学校以外各种社会力量主办的多种形式的文学教育通常被忽略。在1980年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文学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文学期刊是万众瞩目的当红媒体，从《人民文学》《北京文学》《鸭绿江》到地市级文学刊物都有庞大的读者群体。不应该被漠视的是，当时不少文学期刊不仅是作品发表平台，还是文学教育平台，它们发挥自身优势，创造性地将刊授、函授、面授等方式结合起来，对文学爱好者进行分层次的培训。文学期刊通过刊授平台参与鲜活的生活实践，文学刊授引导并影响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拓宽了文学的公共空间。文学刊授一方面弥补了当时教育资源的短缺，发挥了文学期刊服务社会的功能，满足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提高文学素养和创作能力的需求；另一方面，办班的文学期刊开辟园地，开设专栏或出版附属性刊物刊发刊授、函授的学习资料与相关信息，并且择优发表学员的习作，培养了一大批执著的作者和高粘性读者，为文学期刊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文学期刊在1980年代特殊的文学氛围中借风行船，顺势而为，构建起纸面上的文学学校，提升期刊的社会价值，拓展自身的文化功能。本文以油印讲稿、结业证、函授或刊授讲义为依据，选择典型案例，重点分析北京文学讲习所小说创作讲习班、《人民文学》创作函授中心和以《鸭绿江》《个旧文艺》为代表的地方性文学期刊的刊授活动，由点及面地考察文学期刊深度介入1980年代文学教育的具体情况及其文学史影响。

一、北京文学讲习所小说创作讲习班

十几年前，我在北京的一个旧书店买到一张“北京文学讲习所小说讲习班”的结业证书。有别于通常的结业证件，这份结业证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这个讲习班的情况，列出了课程主要内容和主讲人名单，落款单位为“北京文学讲习所”，盖的是“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的公章。这份结业证书上的文字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现照录如下：

为了繁荣文学创作，培养小说创作人材，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和《北京文学》月刊社联合创办了“北京文学讲习所——小说创作讲习班。”本班从1983年4月开始至1984年3月结束，历时一年。

本期讲习班所讲授的课程，分三个单元：第一单元“文学的基础知识”，包括：近几年小说创作情况；作家的世界观；中国小说发展简史；形象思维的理解和运用等。第二单元“从生活到创作”，包括：小说素材的积累，题材的提炼，主题的开掘；人物塑造与典型形象；小说的情节、结构；细节描写；想象和虚构；语言风格问题等等。第三单元“学习与借鉴”，主要是讲述向古今中外文学遗产学习的问题。上述课程是聘请在京作家、评论家、教授、编辑分别担任的，他们是：王蒙、秦兆阳、朱靖华、余飘、刘心武、邓友梅、郑国铨、王景山、李准、吴泰昌、从维熙、林斤澜、刘绍棠、孟伟哉、刘梦溪、孙钧政、王愿坚、叶楠、苏叔阳、王金陵、袁良骏、唐因等。许多主讲人都是结合自身创作实践的经验来阐述上述各种问题的。

经过一年的学习，九百余名学员（正式生203名，旁听生700余名）丰富了有关小说创作的专业知识。学习期间，正式学员一般都交了习作。辅导员对每一篇作业都进行了具体的指导和帮助。

本期讲习班已结业。我们衷心祝愿全体学员，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指导下，继续刻苦自学，努力进行创作实践，为首都文学创作的繁荣贡献力量。

此证发给王永森同志，

以资纪念（不作学历）。

北京文学讲习所

1984年3月

这张结业证书激发了我深入了解北京文学讲习所的兴趣，通过翻阅1984年前后的《北京文学》《北京日报》所获取的公开材料，我对小说创作讲习班的情况有了基本了解。《北京日报》1983年3月12日发表了一条消息：

为了繁荣文学创作，培养文学新人，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与《北京文学》月刊社联合创办北京文学讲习所，对本市业余创作队伍进行辅导。

今年计划举办小说创作讲习班，拟于四月初开学。招收正式学员200名，旁听学员700名。凡具有相当于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在省市级报刊上发表过小说或散文、报告文学作品而有志于学习小说创作者（职业、年龄不限），可持已发过的作品和单位介绍信（或工作证），申报为正式学员；初学写作者或文学爱好者，可持单位介绍信（或工作证）申报为旁听学员。凡经区、局主管部门推荐者，可优先录取。

讲习班将从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比较系统地讲授小说创作的基本知识和创作方法。每两周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电影馆讲课一次（均为上午授课），由在京作家、评论家、大学教师和编辑担任主讲，讲稿在《北京文学》摘要刊登，正式学员的习作经辅导后，由该刊择优发表。

报名日期为3月15日至26日，地点在西长安街7号。录取后，正式学员交学费12元，旁听学员交7元。a

1980年初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复办，这是改革开放后作协系统文学创作教育重回正轨的报春花。此后，各省市作家协会和文学刊物纷纷仿效，各种讲习班和文学培训活动遍地开花。1980年4月，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开办了小说创作短训班，此后各省市纷纷开办各种形式的文学讲习班，其中小说文体受到特别重视。《长江文艺》1980年7月与《星火》《青春》在庐山联办了青年作者小说创作讲习班，1980年10月出版了“青年作者小说讲习班专号”。1983年5月，《长江文艺》《湘江文学》《星火》和《福建文学》四刊联动，在厦门鼓浪屿联合举办小说创作讲习班，邀请作家高晓声、蒋子龙和《人民文学》副主编李清泉、编辑部主任崔道怡来给学员讲课，四省文联负责人和福建省委、厦门市委领导都到讲习班看望学员，堪称一次盛会。b

1983年4月2日，北京文学讲习所小说创作讲习班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开学典礼，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副主席雷加、端木蕻良、王蒙，北京市的专业作家和《北京文学》编委邓友梅、从维熙、古立高、刘心武、刘绍棠、林斤澜等出席。雷加在发言中提到他在延安时期参加基层文艺小组活动时的艰苦条件，刘绍棠回忆了建国初期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业余文艺学习的亲身经历，期望学员们学有所得。《北京文学》副主编苏辛群认为最好的学校应当是社会生活，正规学校里很难培养出小说作家，小说创作讲习班不可能讲授什么“小说作法”，或者传授什么创作的秘诀、成功的捷径，它只能在提供规律性的知识和创作实践经验方面，给学员们一点帮助和启发。c

2019年，我在孔夫子网上淘到北京文学讲习所小说创作讲习班23份油印讲义的合订本，手工制作的封面上有“史柳坡”的手写签名。《北京文学》刊发了其中11讲的内容摘要，但都做了较大幅度的压缩。这些油印讲义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小说创作应当尊重艺术规律，创作者应当提升自己综合的文学修养，重视创作方法的探索。秦兆阳的油印讲稿和发表在《北京文学》的版本有较大的出入，他在油印讲义中用很多篇幅介绍自己创作长篇小说《大地》的感受：“这样艰苦奋斗的生活，不写出来不甘心，对不起老百姓，也对不起我们的革命历史，所以心总是放不下”；从准备到写作断断续续经过了将近四十年时间，“全部过程使我尝够了写作的艰难的味道”。他主张对于现实生活，要从宏观和微观方面去看，并且要透视到一定深度，将三者结合起来，就能较好地认识和把握生活；在观察生活和构思作品时，要抓住特殊性；成功的文学创作“要从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历史的真实、事物的逻辑几个方面考虑问题”d。从维熙以自己的作品《大墙下的红玉兰》《第十个弹孔》为例，阐述了“用形象思维发言”e的重要性，创作者只有调动丰富的想象力，以敏锐的艺术感觉明察秋毫，将生活经验转化为属于自己的东西，才能避免主题先行，避免简单的模仿，写出有血有肉的作品。林斤澜针对文学界围绕“总体构思”的争议，提出“有了总体构思，我们就能把不重要的东西去掉，把泥沙去掉，留下金子，逼迫你寻找一种没人用过的构思”f。

其次，小说创作应该具有一种历史视野，应当吸取历史的教训，从文学遗产中获得启示，重视文化传承工作。王蒙认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其前提是清理反现实主义和伪浪漫主义，小说创作的突破表现在四个方面，即“文学真实性的恢复”“我们的文学的审美功能有所提高，文学更加多样化，文学不再简单地、片面地从属于政治”“中短篇小说的现实性和艺术性的统一”“我们的文学作品扩大了它的继承和借鉴”。王蒙同时指出了当时小说创作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有回避矛盾的苗头”“有一种否定革命文学或者是轻视革命文学的革命倾向的现象”“还有一种新的概念化的苗头”。g李准认为主题的深化，要求作家具备开阔的视野和深厚的文化积累，他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东西支撑着这个民族延续下来的？中国的精神支柱到底是什么？”h这种努力要求作者对中国有充分的认识。刘绍棠认为语言是文学创作的第一要素，要提高语言质量，“一是要向群众学习，学习人民大众的语言”“二是要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学习”，做到“吝字如金，用字如凿”。i朱靖华在梳理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概况之后，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作家，首先要懂得遗产，了解遗产，研究遗产，如不具备丰富的文学知识和文学素养，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的”j。王金陵在细致分析了屠格涅夫的创作特色之后，主张“我们应该努力吸取最有借鉴意义的部分，以丰富我们的文学艺术”k，做到洋为中用、推陈出新。

再次，小说创作不能单纯从技巧出发，应当从生活出发。刘心武、邓友梅等现身说法，既谈小说创作的成功经验，也谈失败的教训。关于小说创作如何选择题材和提炼主题，刘心武认为文学植根于生活，文学是写人生的，写人的命运的，写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他建议初学写作者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对自己熟悉的生活还必须具备发现力和认识力，对他人要有一种理解的能力，“要多用自己的感情去理解别人，要站在他那一边多为他想想，或者站在你和他之外的立场上，站在社会的立场上去观察，要摆脱主观上的观察”“主题要从自己的正义感中，要从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当中提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刘心武谈了切身体会，“我现在的情况很不妙，有很多作品只是应别人之约，硬写出来的，社会活动很多，开会很多，所以读书时间很少，有时读书很被动”l。邓友梅在回忆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历程之后，意识到“小说所以成为小说而不是别的，恐怕主要是因为小说能提供美的欣赏，从文字到形象都可以成为欣赏对象，要善于把小说和其他读物区别开来”，“要记住小说是审美对象，要去发现生活里美的因素。具有典型意义又具有审美价值的形象，才能作为你的素材，我不会写采访来的小说”。他还对自己的创作实践进行反思，“凡是我当初抱着要写小说的目的去接触的人，到现在没有一个是写成功的”。关于如何避免公式化和雷同化，写出艺术个性，他的心得是“只有写熟透了的人物，我才能虚构他可能发生而实际上没发生的行为，不然，我就不知道在某种情况下他会怎样表现”m。唐因在讲座中认为，文学创作中的急功近利往往适得其反，“写小说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技巧问题，你们千万不要相信那个小说做法之类的书，这类书翻翻是可以，想从这里面找到写小说的秘诀是会落空的”。他还强调文学创作应当“有益于人类进步”，“不是逗人消遣的，不是自我发泄”。n

主讲的作家和学者运用朴素的语言，娓娓道来，围绕小说创作问题展开多角度的、立体性的思考，真诚地讲述文学故事，描述了新时期文学的艺术成就和最新进展，剖析了存在的不足。他们的授课内容和讲述方式，都打上了1980年代中期鲜明的时代烙印。这些讲义也是研究者把握当时文学环境的鲜活材料。与主讲者公开发表的文字相比，这些材料在文体上更加自由，尤其是那些现场发挥的内容，散发出一种毛茸茸的活力，让我们看到主讲者充满性情的另一个侧面。小说创作讲习班以文学讲座为主，以习作辅导为补充，讲授者与学员的互动性较弱。 而且，小说创作讲习班属于一次性行为，缺乏持续推进，其社会影响和文化效益都受到限制。这次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主导，《北京文学》提供配合服务，小说创作讲习班对《北京文学》而言只是一首小插曲，文学期刊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二、《人民文学》的创作函授

在1980年代文学期刊的函授活动中，《人民文学》发挥其品牌优势，发动著名作家、评论家、编辑家亲自参与辅导实践，采取多样化的辅导形式，重视提升学员写作水平，始终保持较高的辅导质量。《人民文学》的函授实践注重弘文育人，鼓励自学成才，为文学发展培养了新生力量，而且与《人民文学》的办刊实践形成了良性互动，提升了刊物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号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