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史·信使·心史：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

1961年3月，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17-1957，以下简称《小说史》）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印行a，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在英语世界开始步入体系化和专业化的道路。该书以一人之力，纵论文学革命以降40年内的小说发展状况。体大虑周之余，因其时发谔谔之言，曾引来许多非议。b这些批评，虽有助于帮助我们认识跨文化阅读如何波诡云谲，并厚植于具体的国际政治关系之中，不过，跳出是非定论和道德指摘，我们必须承认：无论弹赞，这种种态度都倾向于将《小说史》视为一个“静态的出版物”，而不是“流动的文本”。尽管评论者不断地谈论夏的师承和学养，探讨他如何活学活用这些知识传统，但显然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将《小说史》视为一种纯粹的个人学术操练，并将之与日常生活剥离开来。这种思路回避了一些关键信息。比如，《小说史》第一版封面上所明确标识的“合作者”夏济安，以及致谢中提到的许多人物。或许这些辅助性角色，未必要为《小说史》的成败负上文责，但是，对于精熟书籍史的读者而言，“他/她们”的存在打开了一个新的阐释空间。

在书籍史的视野中，作品是被“制作”出来的，它们有着无可回避的物质形态。编辑、校对、审查、版面设计，以及流通过程中读者的阅读都共同参与了作品的建构。c同样，《小说史》作为“冷战”的产物，使我们不得不在已知的列维斯（F. R. Leavis）、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韦勒克（René Wellek）等批评家外d，另觅可能的“同代作者”。尽管这些作者并不能改写我们对《小说史》的基本判定，却可以丰富或调整这种判定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赋予《小说史》以更加立体的话语谱系。这种谱系，不应该排除上述所言的世俗日常。在本文里，它具体显现为，夏志清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叙述中的史实错误（factualerrors），而不断地借由通信，向胞兄夏济安求证、查验相关文献。这一基础工作，虽无助于提升《小说史》的研究格局或评判标准，却充分揭示出它背后牵涉的生活世界。这些机械的证验工作，伴随着家庭琐事、娱乐消遣，以及对前途、情感的焦灼不安，鱼雁往返于兄弟之间，构成了日后夏济安念兹在兹的“幽暗面”。e如同印象中根正苗红的左翼作家充斥着常人左支右绌的情绪拉锯一样，我们在台面上看到的夏志清实在也有感性的一面。这一面恰好投射了一代知识分子在背井离乡、隔海望中国的处境里，勉力应对“离散”的努力。f本文的目标在于借《小说史》和《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的互文对照，来探讨知识分子的两个世界，以及它们间的相互发明关系g，说明“史”和“信”所代表的不同文类、范畴，以及叙事模式将产生无穷的对话，同时，看似循规蹈矩的“信”，也将展示它更为复杂的政治、文化及情感面相。

一、信：历史的感性形象

1958年11月，《小说史》初稿写成，随后夏志清将之呈送给饶大卫（David Rowe）、布鲁克斯和波特（Frederick A. Pottle）三位教授审读。对于这部著作，夏本人的看法是“批评态度不够严肃，appreciation成分较多”（编号358，第349页）。不过有趣的是，在接下来近两年的修改中，夏并没有就作品的批评态度做过多处理，而是一再花费时间核对引文和翻译。因学术条件受限，夏不得不向身在西雅图或伯克利的兄长寻求帮助，协助查阅相关材料。一来一返，围绕着这一枯燥的校对工作，两人的通信竟达103封（编号375-编号478）。这103封信构成了文题中所谓“信”的第一个层面，一种文体学意义上的概念。它充当了信息中介和情感载体的角色。

这103封信的写作初衷是为了确保《小说史》的准确性。h这里面既包含有对史实的尊重，也有对学术规范的信守。这成为“信”的第二个层面，一种标准化模式下的书写伦理。它揭示了夏试图融入西方学界而不得不向已知的写作规训“屈从”的事实。在这一点上，行文中的大部分的自主性和随意性必然被牺牲掉。这就注定了“信”和“史”之间将存在无可逾越的文类鸿沟。前者自由流动，畅所欲言，而后者则循规蹈矩，谨守分界。由日常的“书信”到精英化的“信史”，王斑所谓的“崇高机制”历历可见：文体的脱胎换骨，伴随着强烈的自我管束。i

我们注意到，夏有可能深受其苦，从而引发了“nervous性质”的高血压。他需要服用tranquilizer、Phenobarbital、Miltown（编号445，第249页）等药物进行治疗。《小说史》主体部分的写作，耗时不过三年（1952-1955），而添列注释、参考文献、索引等“副文本”，却持续了近两年（1958-1960）。这个时间差，多少从侧面说明了一些问题。而在校样缴出后，夏自我宽慰：“即是周策纵这样努力research的人，他的书仍免不少[了]错误，但我自信已把errors减到极少数。”（编号467，第329页）两年的时间里，夏翻检材料，巨细靡遗，夏几乎放弃了他唯一的消闲活动——观影。从前兄弟闲话，差不多每信必谈电影，可在这103封信里，相关的内容已屈指可数。或许是琐碎的家庭和教学生活造就了这一局面（编号477，第371页），但以下的例子表明，造成“自我管束”的原因，主要还是源自学术压力。

《小说史》作为夏的处女作，意义自不待言。准确表述不单有助于提升作品的学术品质，更可避免不必要的人事纠纷。在核查信息的最后阶段，夏请求胞兄邮寄老舍的《骆驼祥子》，以便重新翻译书中涉及段落。因为此前，夏发现《骆驼祥子》的英译者Evan King曾出版小说Children of Black Haired People。该书虽广受好评，却是不折不扣的抄袭之作，系改编、节译自赵树理的《李家庄变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孟祥英翻身》四篇小说。（编号267，第441页）夏好心去信提醒，却不意引得Evan King恼羞成怒，准备提告夏和耶鲁大学出版社（编号473，第357页），同时亦不准夏引用他所译《骆驼祥子》（Rickshaw Boy）的相关片段。为避免纷争，出版社建议夏删除指认抄袭的信息，并重译原引Evan King的翻译文字。（编号477，第371页）

这桩公案，最终以夏的隐忍不了了之，说明当时的学术生态并不如夏所设想的那般美好——能够藉由书信的沟通而达成对话。Evan King倚老卖老，使夏明白，对于一个初出茅庐者，谨言慎行，尤其是行文的精准可靠，将是非常关键的学术准则。在《小说史》出版后，夏最为得意的部分正是“这本书校对的确很精，错误绝无仅有”（编号498，第440页）。日后在与普实克的论辩里，他亦自豪表示：“Průšek所指斥的都在interpretation方面，facture错误他一点也找不到”（编号592，第288-289页）。这里，“信”不仅指向学术诚信，也同时表明“信”得以达成的关键在于：当事双方需遵循某一共同的话语原则。昆仲间亲密的情感传递，和夏King间失败的理性沟通，形成强烈对比，显示了“信”作为一种行动（守信）、文类（书信）、情绪（信赖）所带有的不稳定性。

“信”作为一种流行了数千年的应用文体，其负载、传输的内容，之所以能被异时空的读者采信，关键在于人们对书写者、运送者，尤其是“信”作为“安全载体”这一属性的认可。它构成了“信”的第三层含义，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共约定。一如我们相信“文学史”作为叙事，“天然地”具有“真实性”一样，“信”发生的根源，或者说其属性的确立，正在于我们事先就此达成共识。遵循这样的共识，信才得以在私人间传递，并构成一种人际关系学。尽管信具有私密性，但传递的过程以及传递发生的前提都是公共的。从公共领域进入私人空间，这个流动的过程注定会为“信”带来不稳定性。它或者强化信生成、传播的前提，或者解构这种事前的约定，阻断它和公共世界再次发生关联，Evan King的所作所为正属此例。

与之相对，手足间的埙篪相和，看似个人却无不具备公共性属性。这不仅与他们谈论的话题有关，更在于通过“信”这个载体，他们廓清了“历史”的基本面目，强化了“历史”求真的品质。兄弟间的文学交流，成就了公共场域里的“历史叙事”（《小说史》）和“关于历史的叙事”（真），从而为“文学史”投下变数：到底“文学史”是有关文学的历史，还是历史总以文学的方式上演？在此，我们容易想到“诗史”的说法。“诗史”有意打乱文类边界，寻求跨类共鸣，但未必带出内孕的紧张感。“信”一体两面，既无拘无束（随性），又要言必有据（诚信），实在是相反相成。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曾提出“阈限”（liminality）的看法，以为门槛、阳台这样的时空体，既内且外，一面连接封闭的居室，一边通往大街、广场。作为过渡，它昭示着一切危机、堕落、更新、复活将于焉发生。j“信”的形象庶几近之，兄弟私语本不足为外人道，但时代的重轭之下，这样的谈论岂能置身事外。面对“历史”的召唤，私语必须有其公共担当。它不仅要用于交代自我的生命履历，更要直面那些在文学中沉浮的个体，即使他们秉持的立场是那样的南辕北辙。“信”的意义在于，它不断地标识出一个充满危机和流动的个人位置，而这个位置的获得在于它始终向公共空间敞开。

二、史：生活的意义框架

如果说“信”的特征是在公私间做拉锯，那么，“史”的要义则在多寡间做平衡。时间的流变丰富多彩，但能够成为“历史”的总是少之又少。历史叙事的原则正是去粗取精。我们特别好奇：为什么20世纪中期夏意外地选择“历史”作为他介入文学的起点？就其专长，文学鉴赏未必不是更好的方式。正如夏济安指出的：“你的头一本书之所以吃力，我相信大部分时间是花在穿针引线的几章上。那几章真不容易写，各时代的背景，与文坛情形非得看很多书，不能下笔。假如专叫你来评几本书，评几个作家，对你亦许要省力得多。如重庆一段，关于胡风、毛泽东之斗争，极为重要，但是很少人注意到。整个所谓抗战文学之空虚，亦很难提纲撷[挈]领的写。”（编号514，第507页）在夏济安看来，《小说史》的难点和亮点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写法（穿针引线、提纲挈领），二是眼光（很少人注意到），三是视野（非得多看书）。后两项关乎“史观”，仁者见仁，是夏最受非议或颂扬的部分。而《小说史》的“写法”，则历来不受重视。

“写法”既可以是结构上的谋篇布局，更可以为一种写作的风格。夏自陈：“我的书题名《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只是把凭所看到小说家重新整理讨论一下而已。二三年来，一直注重style，内容见解方面都无从重新考虑，批评态度一般讲来，也比较宽和，所以不能算是一本理想的书。”（编号362，第369页）何为“style”，夏语焉不详，但照上下文推论起来是指行文方面的特点。夏济安的总结是“十分纯熟老练的英文”（编号497，第437页）。但除此而外，我们了解历史书写作为一项特别的工作，其叙事往往自带声腔，着意凸显“信”的风格。所谓“史笔”多少关联着一种纠偏指缪、正本清源的表述欲望。“历史”的宝相庄严背后，正是标准的设立、规范的底定。

由《书信集》可知，夏的“史笔”当暗指彼时汉学界的怪现状。其一是读书毫无章法，只知堆砌材料（编号521，第536页），而“对于文学一无所知”（编号575，第163页），徒然导致“汉学”成了所谓的“汉学知识”（Knowledge about Sinology）（编号562，第96页）。复次，因为没有充分的文学批评训练，纵使读得懂中文，找得全材料，也无法运用适切的方法开展研究（编号499，第445页），从而使“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和“文学社会学”（literary sociology）相混淆（编号447，第257页）。再次，汉学研究积重难返，其自诩“社会科学”（socialsciences），但观察所得只知追随“科学”定见、转述“机械式的information”（编号536，第591页），而不见有个人思想（编号525，第550页）。夏济安明确指出：《小说史》“最大的影响，我希望是能offset哈佛学派（？）的浅薄的‘前进—后退’两元论的positivistic overimplication的影响”（编号497，第437-4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