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写作的“他山之石”与“中国路径” 

作者: 许道军

创意写作在中国兴起十多年来,已经深度参与了当代中国文学教育和写作教育的改革,并在写作观念、作家观念及作家成长与生存等方方面面,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与创意写作源生地美国不同,中国创意写作的兴起算得上“顺风顺水”,高歌猛进,“短短十年,中国的创意写作几乎走完了欧美国家半个世纪的历程”a。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美国及世界创意写作的“大势”给了中国莫大的鼓舞。比如,它对文学的积极反馈:“美国战后小说取得的成就、涌现的优秀作品,超过了战前任何一个时期,这与创意写作项目带动的集体努力密不可分。”b以及它对国家“软实力”的贡献:“超过50年的大学创意写作训练让社会整体的创造力得到提升……”c同时,中国作家所熟悉的同行,如雷蒙德·卡佛、严歌苓、哈金等人的经历,都在加深“在美国,每一位作家都上创意写作班”d的印象。另一方面,中国高校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传统的积弊已久,“中国文学教育亟待改革”e;中小学作文教学改革困难重重,也期待高校创意写作“反哺”f。因此,引进创意写作十分必要,也适当其时。

中国创意写作的引进和本土化创建,自然需要借助世界创意写作的“他山之石”,许多高校还与世界创意写作名校有过密切的学科交流。有意思的是,当我们深入中国创意写作现场就会发现,同一个“creative  writing”在不同的高校那里有着不同的理解,甚至在同是翻译为“创意写作”和“创造性写作”的高校之间,其内部仍有微妙的区分。这种理解上的不同,直接决定了各高校在课程设置、师资配置以及人才培养目标上的分野,以至于形成了以上海大学、复旦大学等为代表的各种发展“路径”。这些分歧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不同的“路径”又会将中国创意写作带向何处?本文将尝试探究这些问题。

一、世界创意写作的发展和分野

“创意写作”得名于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37年的一次演讲,本意指向文学写作和文学阅读的“创造性”。美国创意写作研究专家迈尔斯(D.G.Mayers)指出,创意写作与美国高校中古典文学的式微与英语文学的兴起背景息息相关。1880年代,英语文学逐渐取代古希腊罗马文学(即所谓“经典文学”)的中心地位,但随即迎来了语文学的盛行,而语文学将文学作品当作语言和修辞的外壳,以及学术研究的材料,“写作”包括“文学写作”,都从属于语法练习、拼写训练和修辞规则识记。“英语写作”随之兴起,它以“一项在全国高校内开设的小说、诗歌写作课程的校园计划”和“一个招募小说家、诗人从事该学科教育教学的国家体系”形式g,反抗语文学主导下写作的“非文学状态”,“英语写作”由此成为创意写作的前身,也逐渐向爱默生的理念靠近。

哈佛大学是先驱,他们率先开设了高级写作课程,允许部分课程以创作诗歌或故事的形式获得学分,但他们教育的重心在于提升学生的品德素养和写作的规范(尤其偏重于新闻写作),而非恢复文学写作的艺术属性和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爱荷华大学接过哈佛大学改革的旗帜,于1936年正式创建了创意写作学科,将“英语写作”推至爱默生的原初设想。该校以诗歌写作、小说写作著名,后来另设翻译工作坊,并由三个教学工作坊发展出虚构写作和非虚构写作两大传统,其理念、措施及师生的全国流动,使其成为美国创意写作运动的发动机,写作项目也成为美国开设最早的,也是发展最好的一个。h几十年后,美国“创意写作项目”遍地开花,而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为“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成为国际创意写作的中心和世界作家交流的理想之地。爱荷华大学因在文学教育和写作教育方面卓有成效的发展而扬名四海,创意写作学科最终也以能够和善于“培养作家”著称。

1944年和1966年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颁布和重申,让成千上万的二战、韩战(包括随后的越战)退伍士兵涌入高校,享受再教育的机会,创意写作是最适合他们的专业之一。创意写作借此壮大,之后,它开始反向走出校园,深入社区,广泛介入社会事务。大量学院之外的创意写作工作坊,比如哥谭作家工作坊(Gotham Writers’ Workshop)、法典作家群(Codex Writers Group)、瓦伦西亚826号(826 Valencia)等组织,或是提供更接地气的创意写作课程,线上线下培训各种作家;或是通过作家聚集的方式,讨论与出版作品;或是通过提供文学写作辅导的方式,鼓励社区居民发出自己的声音;或是帮助外来移民迅速融入美国文化等等。i创意写作在进社区、进监狱、进移民群、进少数族裔等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沟通和疗愈作用,使其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一部分,超越了单一的学校教育功能。

创意写作在走出校园的同时,也开始走出美国。它首先在英国落地生根,1970年,东英吉利大学(UEA)建立了自己的创意写作系统,培养出了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等著名作家,同时,还为它所在城市带来了“世界文学之都”的荣耀。另有许多创意写作高校与时俱进,其发展与现代教育、现代社会生活以及创意产业联系更加紧密。澳大利亚政府于1994年发布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明确提出构建创意国家(Creative Nation)目标,力推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结合,打造澳洲认同与澳洲特色,这些成为澳大利亚创意写作学科发展的背景,创意写作也因此开辟出了新的路径。

伴随着创意写作走出校园、走出美国,它也逐渐走出文学,衍生或渗透进多种多样的事务性写作,比如商务写作、视频脚本写作、剧情游戏设计、歌词写作、行业故事写作、文旅写作、解说词、策划文案、数字交互写作、食品介绍、博客写作、儿童读物写作、脱口秀底本,以及与原创相关的二度创意写作等。这些写作,有的依旧强调写作的文体规范和艺术性,有的则更加强调写作的创意性,看起来更像“策划”“设计”,文字只是创意的外显和过程的记录:“很多这种新的创意活动都与写作相关,但是,它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实用性写作,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性写作,Facebook是目前这类写作最明显的例子。”j

上述写作形式极大丰富了创意写作的“菜单”,同时也为创意写作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反过来也改变了人们对创意写作的“本体认知”:创意写作并非仅仅指涉“文学写作”,它还包括以创意为特征的写作类型;它所培养的也不仅是“文学创造力”和文学作家,还包括更广泛的“创意能力”“创意素养”和“创意作家”。一般说来,在美英名校,创意写作的“文学性”倾向更明显一些,而在澳大利亚和英国的相当一部分高校,尤其是社区大学,偏向于文化产业、出版、传媒等方向;在高校往往以文学写作为主,但在社会培训机构、社区工作坊,更多偏向于事务写作、跨媒体写作、跨文体写作,而这些写作一般又被划归为“非虚构写作”,或者“非文学写作”。由于我们习惯性地将“非虚构写作”宽泛地理解为“回忆录写作”“纪实写作”“散文写作”,或者干脆等同于《冷血》《根》《中国在梁庄》等这类作品的写作。经过逻辑跳跃,许多人倾向于认为创意写作的主要分支“虚构写作”和“非虚构写作”(同时包括诗歌写作)都是文学写作。“虚构写作”姑且可以和文学写作画等号,但“非虚构写作”的篮子里却装有太多的“非文学写作”和“非非文学写作”的东西。

从哈佛大学到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取代了英语写作,恢复了文学写作的艺术属性,凸显了文学写作的创造性;从美国到欧洲、澳洲及世界其他地区,创意写作扩大了写作类型的外延,也将创意写作的内涵从艺术本位或者说文学本位转向了创意本位,创意写作不再仅仅是面向艺术和自身表达的文学写作,而是主要面向公共文化服务和创意产业的创造性活动,创意第一性,写作第二性。实际上,今天的写作样式与社会对写作的需求,我们很难用“文学写作”一言以蔽之。属于文学写作的“天才时代”“灵感时代”逐渐远去,而创意写作的“全民时代”“创意时代”正在来临。相对于过往的文学写作,创意写作的入口拓宽、门槛降低,也更加亲民,“创意可以激发”“写作可以教学”“人人都可以写作”“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等理念深入人心,全民参与、全民写作的氛围又成为滋润其成长的土壤。

二、中国创意写作创建的“他山之石”

有学者“通过文献检索和梳理”,发现“在 2009 年之前,学术界对创意写作的关注度几乎为零”。k很明显,这个数据指的是看得见的纸面学术成果,不代表中国对世界创意写作一无所知,或者“知之不理”。比如这一年王家新正在美国柯盖特大学(Colgate University)担任驻校诗人,翌年回国后就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成立“国际写作中心”,他参照的正是创意写作的驻校诗人制度。而前一年,“香港公开大学于 2008 年开设‘创意写作与电影艺术荣誉文学士’课程”l。早在2004年,江非成为首都师范大学第一个驻校诗人,那个时候大家已经认识到:“驻校作家、驻校诗人制是国外著名大学的一种常见的文学与大学教育沟通互补的方式”m;甚至早在2002年王蒙驻校中国海洋大学时,他先后邀请100多位作家、学者到学校任教、短讲n,而这也是包括爱荷华大学在内的美国创意写作项目常见的举措。20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作家班”以及受武汉大学“作家班”启发的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大学等本科层次“作家班”,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层次的“作家班”,都“从爱荷华大学的创意写作项目汲取了灵感”,遗憾的是“未对以爱荷华大学为代表的创意写作项目进行详细调研,大多没有采取适应作家特点的培养模式”o。

引进和创建中国创意写作,的确需要对世界创意写作进行系统考察,而这个工作也的确是在2009年之后才大规模展开的,但在这之前,作为最早进行学科化建设的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已经做了许多基础性工作。

王安忆曾于1983年参加过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创意写作计划”,而该学科与爱荷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东英吉利大学等创意写作学科来往密切,也有学者广泛调研过欧洲、澳洲、中国香港等地的创意写作状况,“从2008年开始,在陈思和、王安忆老师领衔下,复旦中文系开始仿照美国的模式,筹备设立MFA艺术硕士点”p。上海大学创意写作学科创建人葛红兵回忆道:“2003-2004年,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游学,看到人家有个创意写作学科……带着这些问题回国,我和几个同事一起弄了创意写作学科。”q回国后,他和上海大学创意写作师生团队首先从美国开始调研:“我们深入美国大学内部,观察这个创意写作学科是如何产生及运作的。”r然后延伸至整个美国, 以及英国、澳大利亚、日本、中国香港等地,资料性成果在2012年出版的专著《创意写作:基础理论与训练》第一单元“创意写作前驱”部分集中推出。s

学科创建过程中的引进翻译、专项研究、项目申报等,也会影响、强化或修正中国创意写作的路径选择。就引进翻译来说,先后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上海大学出版社等单位介入,推出了《大学英语创意写作》教师用书、《创意写作的核心概念》《英文创意写作与佳篇赏析教程》《创意写作完全手册》等成果,但就影响力来说,“创意写作书系”和“上海大学创意写作丛书”为佼佼者。

“创意写作书系”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一套丛书,自2011年以来已经出版66册,包括写作指南、写作教材教法、理论专著、实训案例等类型,以翻译为主,其中多萝西娅·布兰德的《成为作家》、杰里·克里弗的《小说写作教程》两部译著销售均超过10万册,前者侧重创意写作的新理念阐释,后者侧重于小说写作的学习与教学。“上海大学创意写作丛书”与 “创意写作书系”有部分交叉,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译著有马克·麦克格尔的《创意写作的兴起——战后美国文学的“系统时代”》、黛安娜·唐纳利的《作为学术科目的创意写作研究》、格雷姆·哈珀和黛安娜·唐纳利共同主编的《创意写作基础研究》、D.G.迈尔斯的《美国创意写作史》、大卫·莫利的《剑桥创意写作导论》等。整体来说,“创意写作书系”侧重于小说、剧本、非虚构等具体文体的写作和教学指南,默认创意写作就是“文学写作”,而“上海大学创意写作丛书”则侧重于创意写作的学科发展史、学术研究史、研究范式创新及教学方法的引进,更加关注创意写作的历史面貌、实际形态和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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