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心的现代重塑

当下学人越来越走向学科化、专门化、技术化，但也有另一倾向逐渐生成，即“学者作家化”。王尧是学者作家的一个代表，也是特色比较鲜明的一位。在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之余，王尧不断探索散文随笔写作与小说创作，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形成了广阔富饶的文学世界。a对于王尧散文随笔，有学者从“新人文”b，也有学人从“文人散文”c等角度进行概括，自有其道理。本文拟从“文人文心”的角度来理解王尧散文随笔的内在精神气质，这是从中国传统藤蔓上长出来的现代之花。

一、文学地理与文化心理交融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样态，文学就在这一情势下反映出不同的地理风貌。可以说，不同作家笔下有不同的文学地理景观，也有着别样的文化心理图式，鲁迅的未庄、沈从文的湘西、老舍的北京胡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等都是这样。王尧散文随笔也有它的文学地理和文化心理，并且这二者不是简单肤浅地混杂一处，而是交融成趣和互相生发，从而提升了其文学、人生、文化、精神的品质。

首先，标识性地理文化的模糊、遗忘、消失越来越成为一个事实，这在现代化进程中既不可避免，又成为一种遗憾和伤痛，这在王尧散文随笔中随处可见。据统计，中国村庄正以每天80到100个的速度消失d，城中村也在被城市大量吞并，即使城镇也很快失去了原貌，还有河流、桥梁、道路、公共场所，以及生活于其间的人与事等都在加速流失，王尧有感于自己故乡的巨变，常有物是人非之叹。在《我在未名河北岸》一文中，作者写自己村前的小河原是何等清澈美好，可饮用、有小鱼游动，是一条生命河。然而，他说：“未名河就是我们村庄的血管，这根血管的血越来越少了，河水在不停地下降，河床上的螺蛳和不知道什么时候沉下去的杂物都在太阳下晒成死的样子了。”因为村里通了自来水，也“因为使用煤气，许多稻草沉到河里，河水发黄了”，“我所有的青少年记忆都在这发黄的河水中变形甚至发出异味，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条河会成为我的忧愁”。于是作者感叹：“一条河，就是千年不变的生活。但生活变了。河水变了。人性变了。我自己也变了。”e也是在此意义上，王尧表示，自己对于村庄的记忆随着时代变化发展，也随着自己的远离与成长，变得愈加模糊。他还说，由于各种原因，他保不准自己的村庄记忆都准确无误，如果不以一种方式留存，那就会变得如烟似雾，更加捉摸不定。作品中写道：“故乡没有故事。我负笈江南时带去的那只木箱里也没有收藏故事。”“那些散乱的细节是他们的呼吸，是春夏秋冬之后落定的尘埃。又过了许多年，这些细节也在尘埃中湮没了。”作者还表示：“让我恐惧的是，村庄那么模糊，关于我和它的记忆越来越少，如同庄前的那条现在已经变得浑浊的河一样，两岸停泊的船也没有我当年屁股下面的体温了。我要恢复自己的记忆，写作，只是一种可能。”f这是作者要以文学地理的方式留住村庄的物、事、人的记忆的无奈选择，还有苏州街、西南联大等都是如此。所以王尧笔下的张充和在西南联大、合肥、苏州、美国费城等地的时空转换，其实也融入了文学地理与文化心理的复杂内容，那“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的感喟，以及张充和最后回苏州走走的愿望未能实现，都包含了时过境迁、天人相隔的心语。

其次，以文学形式留住地理，特别是那些有文化心理内容的地理空间，这是王尧散文随笔中浓墨重彩的地方。如果说，对于逐渐失去的地理，在生活中没法继续，那就用实录方式，最好用文学，特别是散文随笔形式加以留存。在王尧散文随笔中，以“莫庄”为中心，有村、有舍，这与“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还有与村庄紧密相关的河、码头、桥、巷子、场所，从而展示了中国乡村的村庄景观，这也是中国广大乡村中的一个个文化密码。“小镇”也是王尧着力表现的对象，这个离村只有不足十里的场所，不只是存在地理差异，更是文化的不同象征，这在人们心理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奶奶和她的小镇》写粉墙黛瓦、长长的巷子、天井荷花缸里的荷叶、吃饭的规矩、宽厚仁爱，这些都成为小镇文明的标志。这也成为奶奶虽住在村里，但总愿常回到镇上，最终宁愿死在镇上也不回村的原因。与此同时，小镇也在“我”心中（从孩童开始）留下阴影，这“阴影就像幽长的老街一样幽暗和狭长”。王尧还从文化心理角度表示：“奶奶其实也在延续一种和乡村生活格格不入的文明或者是一种生活秩序。”“对我这样的一个乡村少年来说，小镇就是我的文明背景，那里有我和在乡村不一样的生活。”“小镇就是一个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不管怎么说，你能够从心中的谱系里找到自己与它的关系。”“做文学的人，做社会学的人，常常说到城乡冲突，其实疏忽了在城乡之间还有另外一个地带，小镇。但恰恰也是这样的小镇，甚至连弹丸之地都称不上的小镇，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粒麦子那样大的小镇，它可以彻底摧毁你的内心，让你在十里之外面对它时，产生自卑和耻辱。我们那个村，距离小镇差不多只有十里，但这十里路如同天堑，是两个世界的分界线。”g还有乡村的书法、算盘、手艺等民间文化的流失也让王尧感慨万千。可以说，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许多村庄、小镇以及与之相关的地理与人事都将面临消失，它们给人带来的欢愉及苦痛也将荡然无存。在此，王尧散文随笔将成为一种纪念，在人们心灵上投下斑斓的光影。还有西南联大教授们的足迹以及心灵律动，在王尧散文随笔中随处可见。关于这些，从王尧的“沧海文心”与“日常的弦歌”中仿佛可以听到、看到和有所体会。如《“寒夜”里的“清油灯”》写到艰难岁月中巴金与曹禺在异地的感情：“在曹禺笔下，他们在江安的见面是那样的温暖。两人谈得太投机了，每天都谈到很晚很晚。”h还有在《“我是大时代中的一名小卒”》中，王尧通过朱自清日记透视了他在昆明等地的心境，特别是朱自清与闻一多的关系以及二人的性情。其中，作者引冯友兰的话说：“一多弘大，佩弦精细。一多开阔，佩弦严谨。一多近乎狂，佩弦近乎狷。二位虽不同，但结合在一起，有异曲同工，相得益彰之妙。”随后，王尧补充说：“异曲同工，相得益彰。——冯友兰确是大手笔。”i于是，江安、昆明等地成为王尧笔下的一种文学地理，也成为记录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等人的心迹，具有不可忽略的文学史与文化学意义。

再次，用反思方式对地理及其文化进行审视，这是王尧散文随笔的高明之处，也是一般散文包括学者散文难以达到的地方。当下不少散文也会写到地理，特别是乡村地理景观，但往往都是照相式的，甚至是观念式的，这就必然导致刻板、机械、单调、表面化，很难进入文化层面，更不要说有文化心理的内容和深刻的反思精神。王尧写地理既有物理地理又有人文地理，既有肯定又有反思，甚至还有批判，既能看到其间的复杂性与矛盾纠结又能获得心灵与精神的超越，充分展示了具有现代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的理性与智慧。一是与故乡的疏离与抵触。与那些沉溺于乡村叙事的散文不同，王尧觉得他对故乡是有距离的，年轻时是逃离，甚至是格格不入的，这是隐藏在一个物质与精神双重贫穷的少年心中的伤痛，这就决定了其散文的冷静目光与审视态度。《返回与逃离》一文写道：“当我在文本中试图重返故乡时，我觉得我无能为力。我从心底里有些拒绝故乡，故乡也未全盘接受我。这种隔膜感我难以名状，有时甚至很糟糕……而在内心，渴望离开村庄的时间更早。我们彼此都生疏了，我和你，我和我们的村庄。”二是真正理解乡村的书写者。王尧认为，当下的乡村书写最大的问题是不了解乡村，甚至“以城市为参照，特别是以现代化的标准为参照来观察、纪实与虚构乡村时，只是以一种被建立的价值观来建构我们以为的乡村，这其实只是构成了乡村的一个参照物，而与乡村无关”，他自己则是“从乡村出来的人”，是鞋底粘着泥土的真正的农民。三是与故乡和农村有切肤之感，但自己已不再真正地属于它。因此，王尧反对那些所谓的“乡愁”书写，他认为“当一个人已经离乡之后，见诸文字的乡愁无论如何浓烈都免不了苍白，因为所有的乡愁都是从自己的内心需要而不是从故乡出发的；故乡只是你的咏物；如果你不能回到出发地，回到你的故乡扎根，一切的倾诉和想象只能在胸中低回”。王尧还说：“我后来越来越明白，无论我自己如何在乡村记忆中流连忘返，其实与现在的乡村没有什么关系了……当然，我毫无疑问地期望读者对我的乡村叙述保持警惕。”这是一种拉开距离的故乡审视，也是一种有间距的审美，反思性、自我剖析和批判性更强，也唯其如此，才显示出王尧有着理性、成熟、健康的文化心理。四是辩证理解与故乡的关系。王尧说：“记忆并不弥漫阳光，否则，我就不必背井离乡。记忆并不缺少温暖，否则，我就没有返回的勇气了。”他还说：“但我们回不到那里了。贫困和寒冷的记忆从未在我的生活中消失过。虽然如此，我还是带着温暖上路的。许多人都理解错了，贫困和寒冷本身并不能滋生暖意和善良，只是因为极端之下的美好德行是维持生存的唯一理由与力量才让我们刻骨铭心。而今天的乡村也已经并不单纯。”“但乡村确实给了我特别的力量。”j对于乡村的书写，王尧显然是颇具张力、动感、深度的，也以文化心理的外观与内视强化了穿透力，还将村庄地理的光影进行了折射，没有现代思维与中国心灵是很难做到的。对于苏州这个地理人文空间，王尧在《融入与隔膜》一文中说：“我在故乡生长了我的身体、血脉、秉性和口音，在苏州成长了我的思想、知识、能力和文字。”“我从这座城市出发，到异域他乡，不管走多远，总会再回到这座城市。在我生活的地图中，苏州是一个中心位置，无论是出发还是返程。”“我身上的气息和气象似乎也从正反两面阐释着苏州：吴侬软语，美食，白面书生，文化底蕴。”不过，对于苏州，除了园林文化、美食文化外，王尧觉得它还有“厚”的一面，这是一向为人所忽略的。当然，王尧也指出苏州的不足：“我对苏州的评价是：这是一个文化的城市，但缺少思想的生活；这是一个单纯的城市，但缺少复杂的背景。”“我觉得苏州的精神退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不再把河当作河。”k这是对于苏州文学地理的深度文化阐释，也看到了苏州的本质。

深入细致地探析中国复杂的地理根脉，特别是广大乡村的发达的地理神经，并从文化尤其是深层心理文化上进行阐发，这既是中国现代化转型期重视知识谱系的历史必然，也是建构现代化国家的迫切需要。在这方面，王尧散文随笔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有学者提出：“文学地理学批评注重以地图的方式直观地呈现文学的历史、文学的文化传统和作家的心理、情感、思想和美学系统。”l以此为出发点，研讨王尧散文随笔中的文学地理与文化心理，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透视点，而传统与现代的精神传承与发扬光大也就容易得到更好的解释。

二、真挚情感与深刻思理统一

众所周知，“抒情传统”m成为许多学者研究问题的关键词，也有人试图将它与启蒙现代性叙事联系起来。这在包括散文随笔在内的文学创作中也是如此，抒情传统与现代性已成风尚。不过，真正能将二者较好地统一起来很不容易，不是被“抒情”淹没，就是现代性裸露，导致文学性不高，审美韵致薄弱。王尧散文随笔在此达到了较好的统一，在情深意长与思理深度上有了较好的结合。

情感的浓与淡、深与浅、厚与薄、润与涸，在王尧散文随笔中得到辩证统一。一般而言，我们一直强调散文随笔的情感真挚，并将情感视为散文的生命线，像季羡林等人甚至认为除抒情散文外的一般散文也离不开真情，杨朔、余光中是直接地“将散文当诗写”n。这样的观念和思路整体上说并没有错，但若不节制情感、任其放任自流就会变得滥情、伤情、害情。因此，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古人的情感表达比较含蓄，这在与西方人的比较中有所体现。如在情感上比较西化的林语堂在谈中西女子差异时，一面肯定西方女性的开放大胆与个性意识，一面批评中国女子的保守封建，但仍有这样的看法：“凡是女子，风度要紧。阴阳倒置，总是寒伧。我想女人略带含蓄静娴，才有意思。这如唐诗，可以慢慢咀嚼。美国女子，就如白话诗，一泻无遗，所以不能耐人寻味。”“女人与男人平等，谁不知道。但是锋芒太露，风韵就少了。”o王尧散文随笔中的情感是博大深沉的，这不只是表现在对于“人”的书写上，也施加于“物”，更重要的是抒情的节制与含蓄。这在《先生和学生》等作品中都有体现，在第一次宰杀了野兔后，“我”再也不敢做第二次；学生拿着一篮子鸡蛋代交学费，“我”主动买下来。文末王尧写道：“这一天，我提着鸡蛋回家。走到田埂上，我回望了村子。在村子的东边，有一所学校。这个学校的树上，曾经挂着一只野兔，我剥下了它的皮。还有一篮子鸡蛋，不是放在讲坛上，而是压在我的胸口。”p《那是初恋吗》写初高中女同学，一面写她当众用“我”的乡下土话学舌，令“我”反感；一面又给“我”手帕，还向“我”笑一笑。毕业时，离别了，“我第一次感受到女同学目送我的眼光”，还有她留下的呼吸声，以及二人通信中彼此“用了一个字来称呼”。然而，两人越来越感到无话可说，特别是她当了工人，“我”高考落榜后，“她托人给我带来一盒自己家做的炒米糖，后来就没有再联系。我知道这是她和我告别的礼物”。后来，“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她到村上来送我了”，她在“我妈妈”面前哭了。中学毕业二十年，一同学打电话说起班里最漂亮的女同学，我猜说是“她”，结果同学说不对，是另一个。于是，作者写道：“我想，也许没有‘最漂亮’这个概念，每个男生记得的大概都是自认为漂亮的女同学。”q情真意长，委婉若水，波澜曲折，但不论如何，留在王尧心中的是那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美好，一如生命的萌动、花朵之绽放。还有写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等亲人，王尧都会触动灵机，情感自觉不自觉涌流而出。不过，这种情感表达又不是奔放的，而是节制和舒缓的，充满饱满的内在诗意。《有表姐的那年那月》中的表姐不是真正的表姐，只是父母认下的干亲，然而，这个“表姐”却将音乐、人性、诗意的美好带给“我”。有一段文字这样写出年轻的王尧心中的感动：“一直到我工作后几年，我多数是前一天下午到台城表姐家，第二天早上从台城长途车站往苏州。表姐和表姐夫如果有时间，会在当天下午先到车站接我，用自行车驮我的行李。那时，我还是英俊青年，比标准体重还轻点，如果行李不多，我会坐在表姐夫的自行车上。如果是表姐接我，我就骑自行车带她。”然而，表姐去世后，“我没有说出我心中的痛楚，没有了表姐，也就没有了我的台城”r。情，特别是深情都蓄在心灵的大坝里面，但对于读者的冲击与震撼却是强大的。在王尧随笔散文中，还有一种同情之理解，对于一切人哪怕是陌生人甚至自己的对立面，他都能包容理解，表现出雍容大度，有一种天容地载的美善和谐。《“神经病”》一文就是这样的作品，它写的是一个被人们当“神经病”看待的村民，他叫胡增和；然而，王尧却对他“用牛耕田和打牛号子”颇感兴趣，说他的“牛号子更有一种抒情味道。他号子的余音给我的感觉，很像我们用瓦片打水漂，瓦片紧贴着水面，一圈圈涟漪向远处扩散过去”，“我当时觉得这个老头子一生的力量都在号子声中”。s如用“温润”与“温存”形容王尧散文随笔的情感表达也是可以的，这与许多作品所表现的激情奔放、怨恨情仇、睚眦必报形成了鲜明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