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抑或现实

作者: 刘小波

阿来的写作有着明确的现实指向性,是对现实生活和生命存在的深切关注。阿来多年来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风格。《尘埃落定》从历史出发,书写土司王朝的解体,关注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遭际。《机村史诗》以机村为样本,书写乡土地方的裂变和农民的命运流转。《蘑菇圈》系列书写物质欲望膨胀带来的生态危机。《云中记》通过阿巴回村的所见所闻,串联起整个云中村的历史,穿插叙述了村子地震之前的状况以及地震之后的救援工作、灾后重建、移民搬迁等事件。《寻金记》承袭这些主题,并有所延伸,作品书写了以大金子为具体指代对象的物欲带给人的诱惑和对人性的戕害,同时也涉及很多更深远的问题,尤其是到了下部,金子失而复得,小说又开启了新的思考。

总的来看,阿来的小说对人性有着深度的揭示和发掘,并在人性书写的基础上有所延展,进入他的生命书写层面,具有显著的“亲生命性”a,体现出悲天悯人的博爱情怀和温情的人道主义光辉。阿来对地方有着很深的情结,几乎在同一块地方展开了自己全部的文学想象,作品有着显著的地方特性,大量的地方性知识蕴含其中。他的作品呈现了地方在时代的进程中不断同化、地方性消失殆尽的状态。与物质的地方消亡相伴随的,是文化的灭亡,是传统的消逝,作家只能用文学吟唱出一曲传统的哀歌。阿来具有一定的历史意识,历史的魅影始终在小说中浮现。人性、地方、传统、历史这些关键词既是小说中多维呈现的主题,也是解读其作品的基本路径。

一、人性,或人性的延展

阿来的作品秉持着文学的基本母题,即对人性的深度发掘和揭示。无论是写历史的《尘埃落定》,写乡村生存状态的由《空山》 《荒芜》等组成的《机村史诗》、写汶川大地震的《云中记》,还是写民族史诗的《格萨尔王》、写生态问题的《三只虫草》 《蘑菇圈》等,都是从人性的基本立场出发,最终也都指向人性深处的某种隐秘性的一面,诸如欲望、贪念、自私、狭隘、偏执等。《尘埃落定》中土司间的战争及家庭内部关于继承权的纷争与仇杀,体现出了人性深处无法遏制的贪欲。《云中记》为逝去的同胞安魂,但是作品也写到消费苦难的种种现象。对现实的关注和批判是作者一直以来的创作理念,《云中记》中家具厂拖欠工资,刺绣姑娘因绣错花要被解雇等现象,以及很多受难者摇身一变,开始发灾难财、试图借着对苦难的消费而赚取高额利润,由此可以看出,作家对现代化的批判又提升了一个层次。说到底,这些事件都指向资本,指向现代化进程本身,作家将时代反思和人性批判深度结合了起来。

《寻金记》仍是阿来这种写作伦理的集中展现,围绕着一座金矿、一块“狗头金”,偷盗、抢夺、杀戮、欺骗、贪欲轮番上演,人性之恶全部呈现出来。小说首先直接呈现了一种贪欲,这是因着财富的抢夺而引发的系列血案,是“人为财亡”的直观呈现。如果联系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就更加能够体会人们对金矿的开采、保护、抢夺意味着什么。虽然具体的背景隐藏了,但是人性并没有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寻金记》书写了不同时代背景下对金子的争夺,人性在不同历史阶段并无本质区别。在盗金者那里,大金子的价值被形象而直观地呈现出来,被置换为“三个老婆”和“几十亩地”,这成为他们用生命去交换的理由,很多时候盗金者其实是十分清醒的,无论他们怎样精心地谋划,也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但是无法抵挡此种诱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些人似乎都有不得已的苦衷,而人性中的贪欲则是最根本的。

在书写人性之恶的同时,阿来仍然对那些高贵的人格有着无比的尊重与推崇。《荒芜》中,机村在历史的洪流中也在发生着剧变,但是人性的淳朴与善良并没有受到绝对的冲击,无论是外来者还是本地居民都是如此。当地居民收留了来自外地的驼子,驼子在翻身当主人之后仅仅是出于上面的要求而展开工作,主要还是采取了温和的方式,即便当地人指责他,他还是用温和的方式开展工作,虽然历史开了很多玩笑,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小说写到驼子的妻子在头人被打倒后还悄悄将头人的东西送回去,这并非出于别的什么原因,而是一种人的基本良知,感恩、回报、善良。《云中记》中的阿巴也是如此,他是云中村的祭师,但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祭师,他认真对待每一个生命,告慰亡灵,抚慰生者。《寻金记》也多次提及一些人有着自己的坚守,他们对善恶有着坚定的认知,即便是亲人,也无法认同恶的行为。作品中提及的土匪追风马的母亲,她对儿子加入匪帮无比愤怒,甚至还断绝了母子关系,有着自己的是非观与善的坚守。在小说中还出现了苦行僧形象,这些人形容枯槁,但是内心极其强大,有着坚定的信仰,丝毫不受外界的干扰。对土匪行为不认可的母亲、依靠自己辛勤劳作的人们、修行洞中的苦行僧,都是人性坚守的范本,清贫的生活、瘦骨嶙峋的身躯和伟岸的灵魂形成了强烈的对照。这些人物形象,则是人性淳朴的体现,秉持着做人做事最基本的操守。

在人性书写上,深度开掘与描摹是阿来一贯的坚持,这些都是对人性的揭示,但是,阿来的人性书写有很大的延伸,扩展到一种生命性的书写上,这就是阿来的“亲生命性”,这是一种悲天悯人的大慈悲,一种人道主义的光辉。《云中记》是典型的表达生命主题的作品。一直以来,阿来的书写都有穿透表象而直抵内里的功力。《云中记》是一部灾难主题的作品。汶川大地震过去十年,作家阿来出版《云中记》,首先肯定是为数万逝去的生灵安魂。这场大灾难夺去了无数生灵的性命,需要有人为之安魂,为之铭记。小说关于灾难的书写并不全是苦痛的记忆,虽然阿巴回村之后到每家每户去安魂,勾起了有关逝者的记忆,包括自己的亲妹妹、胖老师等,哀思油然而生,但是作者也写到了生命的坚韧和不屈,那些失去亲人的人们,又重组了家庭,那些因伤致残的个体,慢慢恢复了生存的活力。小说主体上是写灾难,演奏安魂曲,落脚点却是现世的人们,如何抚慰他们才是文学的题中之义。十年过去,活着的人们有着怎样的生存现状,是作家思考的另一个问题。

《寻金记》有着很明显的历史魅影,但人性书写是其基本的脉络。这并非一种简单的对人性恶的揭露和批判,同时也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在里面。《寻金记》多次写到死亡,更写到死亡以后的尸骨无存乃至死无葬身之地,小说有不少地方描写了这种惨绝而血腥的场面。这是一种警示、也一种悲悯,是对突然消失的生命的沉痛哀悼。小说在一些细微处也以一种悲悯之心写到了人们生存的艰辛,尤其是几位女性的出场,虽然笔墨不多,但是都具有震慑性,动荡的时局让人们的生存显得尤为艰辛,不得不采用了各种铤而走险的方式。悲剧是人的贪欲,也是时代使然。作品写出了人的卑微与渺小,死亡在转瞬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如同草芥,正是这样的书写,体现了作家的一种“亲生命性”,是对逝去生命的不忍、同情,是对生命的向往和尊崇。《寻金记》主要围绕人物来展开,小标题便有着一定的暗示性。明面上,军队主导的金矿开采是为了大后方建设、为了抗战,实际上是各种势力借机扩充自己的利益而已。寺院、军队、匪帮、堂会、百姓等力量在这里交汇。法王只能用最传统的方式进行跟踪和伏击,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一次次重复。在这样的局面之下,牺牲的就是最卑微的个体,从金麸子、哨兵,到开店的百姓、匪帮的成员,堂主的替身,一个个先后殒命,还有那些在一次次械战中丧命的士兵、喇嘛、土匪。这些生命的逝去无疑是令人悲痛的。而这些贪欲的根源,也都被一种“荣归故里”的朴素愿望阐明了。每位盗金者都有他们迫不得已的理由,生命的无奈可见一斑。

和《云中记》对生命的安魂有着同样的主题,《寻金记》先后写到数十人为此事件丧生,除了有名有姓的偷盗大金子的人们,还有几股势力在为争夺金矿进行武斗时丧命的无名之辈。当然,作家设置了特殊的年代,从历史的角度来为人性解围。在那样动荡的年代,个体似乎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得以生存,被迫铤而走险,即便他们自身对此也有着清醒的认识。除了肉身的生命书写,阿来也关注人的精神世界。阿来作品中有明显的生态主题的表达,而这种生态包括自然界的,也包括人的精神生态。作家对生态问题的关注是对生命性问题关注的进一步放大,从人类拓展到万物众生。“博物”与“博爱”天然地连在了一起,希望遵循自然界本来的面貌,这也就是阿来作品中的生命性主题。《寻金记》写到的悲剧也和无止尽的金矿开采有关,都是从根源上来阐明问题。从单纯的人性揭露,到一种亲生命性的书写,让阿来的写作有了更加深厚的底蕴,也有了更多的亲和力。

二、地方,或地方的超越

长久以来,阿来的书写具有明显的地域特性,小说中出现的地方几乎都有据可查,都和生养他的那块故土有关。阿来深受影响的文学传统也是地方文化的承袭。巴蜀大地上的灿烂文化给了阿来无尽的文学养分。可是地方性正在逐步消失,阿来无时无刻不对此保持一种担忧。《机村史诗》书写森林的乱砍滥伐、土地的荒芜、村庄的消失,《蘑菇圈》 《三只虫草》书写地方的物产被无止境开采,直到消失。《云中记》书写云中村的消失,乃是书写地方的消失,当外界的资本力量出现在村子的时候,消费苦难、消费地方的行为必然发生,也注定让地方被同化,地方特性逐步消失。村庄、植物、动物的消失,直至文化的消失、传统的消失。外界的同化力量是无比强大的,比如《云中记》中出现了两套语言体系,央金突然回到村庄,按照外界的模式进行商业运作。

《寻金记》多次写到了当地人的传统,同时也不断写到外界对此的开化甚至同化管理的问题。虽然作品一直在试图保留那一丝的地方性,无论是语言、信仰,还是传统、山神崇拜、劳作方式,但是,地方被同化是必然趋势。《尘埃落定》 《空山》 《蘑菇圈》 《云中记》 《寻金记》无一不是写地方性的消逝问题,同化是必然,民族性、地方性何去何从?更为重要的是,这不仅仅是一种地方性的消逝,还是一种地方文化和传统的彻底沦陷,地方性消逝,更能让外界的不良风尚引进来。

阿来的书写集中在巴蜀大地,尤其是康巴藏区,这是一种怎样的地方路径,具有一种苍生的关怀和人类的胸襟。《云中记》书写地震灾区,《寻金记》向前追溯,依然还是集中在这片土地上。很多场景直接使用四川方言来描绘,具有一种现场感,这是从某一个地方,从更深处来书写全局。

阿来的文学传统也和地方有很大的关联。继《云中记》之后,阿来推出了《寻金记》,这种小说命名的方式很自然地和四川老一辈作家的创作如艾芜的《南行记》、沙汀的《淘金记》 《困兽记》 《还乡记》、马识途的《夜谭十记》联系起来,而《寻金记》与《淘金记》更是“形神兼备”。很显然,阿来对四川文学的传统有致敬的意味,也有突破表达的渴求。这种历经多代作家建构起来的传统,无论怎样挖掘,都能源源不断地提供文学的“金子”。除了题目上的相似,《寻金记》和《淘金记》在内容上也有不少相近的地方。《淘金记》描写的地方是四川的一个普通乡镇——北斗镇,镇上的各色人等都有自己的生存门道,其中不少是金厂主,这些地方上的恶棍,趁战争给后方社会带来大变动,兵荒马乱成为他们发横财的机会,抗日救国也仅仅是他们的幌子,其目的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腰包。小说中写到的“向一个原先产金旺盛的山墩,一对富孀母子家的 ‘发坟’,苍蝇逐臭似的一齐进攻,而又相互间剧烈地勾心斗角。他们的心机复杂得不下于道格拉斯飞机厂里的新机器,而得心应手的作者,却跟高悬在这些可恶的可怜虫上边的一个命运似的,稳稳地作了他们的主人”等内容,一种讽刺和批判的味道跃然纸上。阿来则要内敛一些,再进行时局书写的时候,更加隐晦,也更显深刻,与沙汀、艾芜那种显露的讽刺手法稍有不同。同样是写时代的黑暗,并不仅限于一种无节制地控诉。

承袭这一主题之后,阿来又进行了怎样的续写呢?虽然不能轻谈超越,但阿来的《寻金记》与《淘金记》相比,的确有不少更精进的书写和更深入悠远的思考。至少从地方这一层面而言,有一定的超越。阿来延续着“金子”主题,描摹试图将一块金子据为己有的各色人等。在哈克里金矿上工作的金伕和哨兵共同盗走了一块六十多斤的“狗头金”,随后引发了一众人等的追逐,也接二连三地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为之丧命,“人为财死”的主题凸显出来,小说故事情节跌宕起伏,颇具传奇色彩。而故事的另一条线则是代表着官方调查员对此事的调查,直到小说结束,调查员也没有见到大金子的真身。阿来和沙汀关于“金子”这一主题的书写,具有相同的人性批判意味和讽刺意味,这些金厂主们是十足的恶棍,为了自己的私利无所不用其极,媚上欺下,尔虞我诈,相互倾轧。小说对人性之恶进行了深度描写。阿来依旧书写由人性之恶带来的各种膨胀的物欲、贪恋,以及由此引发的一次次血案。

三、传统,或传统的消逝

传统与现代的对举是阿来小说的常见结构。对传统的漠视或是所有问题的症结,阿来对此多次表达过担忧,“在肤浅地热谈中国传统文化的今天,并不是念动‘天人合一’的咒语就可以遮掩掉我们文化基因中对于环境问题的漠视,比如黄河流域生态的全面衰败并不是这几十年间才发生的事情。与之相关的还有,在大一统的文化观念支配下,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冷漠或拒绝”b。在阿来看来,虽然我们对传统有着表面的热情,但实际上对很多传统的东西是冷漠的。阿来多次在作品中描绘了传统认知结构中的某些东西,而这些东西现如今正在逐步消亡。比如《鱼》写到人们开始吃鱼、钓鱼了,而这曾是人们的禁忌,在曾经的习俗中,鱼是一切不洁的宿主,而现在打破了传统的禁忌和崇拜。其他作品中也多次描写到这一点。《天火》中外来力量以“破四旧”的名义对敬畏神灵的传统进行了肆意破坏。《空山》中提到了色嫫措湖的神话,色嫫措湖是机村的神湖, 机村过去干旱寒冷、光秃秃的一片荒凉, 后来色嫫措湖来了一对金野鸭, 从此机村生机盎然。金野鸭负责让机村风调雨顺。但是在一个功利与仇恨成为动力、政治极度疯狂的年代, 金野鸭的神话传说被斥为封建迷信, 当机村的森林着火之后, 指挥部决定炸开湖泊引水灭火, 湖底却塌陷了。吃鱼、“破四旧”、神湖的消失等等,其实都象征着传统的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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