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宇东北叙事的“荒寒美学”  

一

难以忘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合作过一篇重磅文章——《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a。在这篇文章里，他们提出要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观照，将其放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描述并勾勒出其基本的轮廓。其中特别对于“以改造民族的灵魂”的总主题和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做出了精神和美学层面的判断。于是，在一个极其开放性的视域之下，他们展开了对二十世纪前八十余年中国文学的梳理、阐释，试图做出审美界定或理论定位。在讨论大量书写中华民族蜕旧变新的历史进程的文本及其总体美感特征时，文章以“焦灼”“悲凉”作为核心关键词，以“悲凉”为其深层结构的美感意识，形成对近一个世纪文学的总体把握和研判。他们将美感特征描述为“悲凉”，用“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来形容和重申中华民族在不断进步和艰难崛起时所面临的痛苦和曲折，用它描述以鲁迅为代表的二十世纪作家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沧桑感、悲凉感。这种“悲凉”，在文本呈现的氛围层面，就形成艰涩、冷硬、荒寒的存在形态和语境。但同时，它也表现为叙述主体对现实、存在的绝望与虚无的反抗和搏斗，是文学叙事对现实、存在、民族、人性等思考进入哲学层次的全方位呈现。

大约二十余年之后的2007年，我与作家阎连科先后在大连、沈阳和本溪，进行了近一周时间的文学对话。我们在讨论阎连科的创作时，曾经多次提及二十年前陈、钱、黄三人的这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纲”。在这次对话中，我们似乎难以轻松地走出他们概括的二十世纪“悲凉”的文本氛围和审美感受。从阎连科自身的写作出发，分析、讨论他文本中冷硬、荒寒的审美元素，似乎更能印证上述判断的准确性、合理性。并且，从文学呈现存在世界的深描维度，引申出文学叙事中的哲学意识、写作发生的精神逻辑起点等问题，由此引发了阎连科对自己的写作理想、美学追求、精神向度、美感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深度反思：

阎连科：我知道自己经常有神经病似的荒寒的感觉，但没有意识到世界整体的荒寒，也没有有意地在文学中整体地张扬这种荒寒。我就是感到荒寒到一定时候，到了不能给人说、又特别想说的时候，就动笔去写小说。孤独也好，荒寒也好，我会去做那样的比较：一个单身，无论他如何地快乐，和一个温暖的家庭比起来它还是孤独的，荒寒的。一个幸福的家庭，和一个兴旺的家族比起来是孤独的，荒寒的;一个兴旺、发达的家族，和一个繁荣的城镇比起来是孤独、荒寒的。还有，把这个人类放在宇宙里比，这个星体是多么的小啊，它是多么的不堪一击哦。这样一比，就觉得怎么都没有意思了，无论你是一个人、一群人、一个民族，有谁不孤独，有谁不孤寒？其实，我们人类有个同样的不被发现的内心，那就是荒寒和孤独。b

由此观之，荒寒和孤独不仅是属于内心的，更是一个环境、氛围、语境和“现实之镜”。对于阎连科这样的当代中国作家，他在出生并成长数年的北方中原，亲历并感受到历史、时代发展过程中，人直面存在、现实、命运、苦难时所亟须的执着、坚韧、隐忍和自强不息。这些，早已构成他写作的精神起点。在此后的思考和研究中，我注意到偏北方的作家在精神气质和文化积淀上，与南方作家的显著差异性。北方，或者说“东北”，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和自然地理的场域，生活于其中的作家在审美叙事过程中所呈现的性格“内核”和“硬核”，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更加“率性”。而那些象征的、隐喻的物象或情境，或者说，一种隐匿在叙事里的感觉、直觉、映像，都构成叙述中“审美的第二项”，被巧妙地融入叙事的根部。其实，那种“经常有神经病似的荒寒的感觉”，就是一种大意象产生的诱因，构成阎连科叙事全部的“情感与形式”。此后，“冷硬与荒寒”，这样一个介乎心理感觉或美感之间的审美意识或“意念”，就成为我阅读文学作品时经常关注、用心体味的一个审美层面。我们能够意识到这种“荒寒”感，经常隐约出现在许多当代中国作家的文本中，显露出叙事对现实和人性的冲击力，逐渐成为经验世界里神秘、幽微、沉郁的美学元素和精神范畴。现在想，多年以来，阎连科为什么要在叙事里如此“肆意”地呈现“荒寒”呢？也许，一个杰出作家的责任担当，就是一定不会辜负每一个严峻环境下沉默的灵魂，他必定要尊崇弱者的尊严和信念;并同时感动于、致敬于贫弱者的不堪挤压，就像野草重生，顽强地在困顿里抵抗肃杀、荒寒。我从阎连科自我意识中强烈的“荒寒感”“荒寒意绪”“荒寒叙事”，也能感受到大量的东北文学、东北叙事与其极强的相似性、尤其是相近的美感特征和样貌，并从萧红、迟子建、班宇等几代作家的文本，爬疏出一条独特的审美路径。其中隐约可见的潜隐在文本深处的“骨子里”的“孤寒”，构成叙述的内在精神元素，像一股股幽光，释放出人性的、自然的，尤其高寒气候所带来的刺激和疼痛。我以为，我们能够在其间触摸、切入到人性的、生存的创痛和精神的困顿，从生活史、心灵史、地域性和灵魂的维度，体味到作家精神关怀和生存思索的深度。

二

近些年，我曾经从“东北文学”的整体视域，考量自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时代在黑、吉、辽的文学版图上，“东北文学”作为一种整体版块，那些曾有过的“喧嚣”和繁荣的情形。那时，曾经涌现出许多对于“新时期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显示出“大东北”广阔的文学视域和对1930年代萧红、萧军、端木蕻良时期文学传统的继承。但是，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至新世纪二十年代，能够持续写作的东北优秀作家已经寥寥无几。像迟子建、阿成这样的作家，已经成为新时期以来东北文学的旗帜和“常青树”。其实，从整体上看，东北文学的现状着实堪忧。在这里，我不想做太多的分析和评价，因为有诸多复杂的原因，有着文学和非文学的双重因素，限定、困扰着东北作家的写作。记得有一次与迟子建交流东北文学的现状时，我们都无限感慨和忧虑：东北作家会否在一定程度上，愧对东北这片雄浑、辽阔的土地和近百年复杂多变的历史，以及广大人民和变动不羁时代的社会生活。东北作家要具有使命感和文化担当，这应是文学写作义不容辞的责任。实际上，百年东北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漫长、复杂的精神、文化变迁与发展的历史。在许多作家的文本里，我们已经看到近现代、当代中国的“大历史”，如何进入到东北作家的内心，又是怎样地开掘出宏阔的历史深度，呈现出东北叙事的雄浑和开阔。

如果继续追溯，除了“知青”一代作家群体，东北的“本土作家”如迟子建、阿成、金仁顺、刘兆林、达理、刁斗、马晓丽、陈昌平、李铁等，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尤其面对世纪之交的东北，以百年历史和现实中的故乡为创作蓝本，以历史和美学的目光，审视和描述大东北的“前世今生”，许多文本都显示出对“现代化”进程中东北故事的文化、心理、精神的深描。王德威教授在写于2019年的《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一文中，对东北地域文化、东北文学及其相关问题做出拓展性分析和阐释。他将东北作家的写作置于“家族”“国族”“民族”场域之中，分析文学写作中的“跨界叙事的眼光”，“从东北视角对内与外、华与夷、我者与他者不断变迁的反省”评判“文学东北”所承载的和可能承载的潜在的叙述力量、地域经验和具有中国特性的现代性诉求。他强调要打开充分而饱满、深邃而旷达的文化及审美思辨空间，进而启发我们发现、发掘出“东北故事”文字背后，所蕴藉着的广阔、复杂、变动不羁的大历史积淀和沧桑。王德威认为：“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我们如何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谈‘振兴’东北？方法之一，就是重新讲述东北故事。所谓故事，当然不只限于文学虚构的起承转合，也更关乎一个社会如何经由各种对话、传播形式，凝聚想像共同体。换句话说，就是给出一个新的说法，重启大叙事。……我们必须借助叙事的力量为这一地区的过去与当下重新定位，也为未来打造愿景。”c令人忧虑的是，进入新世纪二十年代，除了“50后、60后”作家之外，东北作家群体甚至一度呈现严重“断档”的忧虑和“后继无人”的尴尬。而“70后、80后”作家的写作，整体上更是呈现出叙事乏力的趋势，他们对历史、现实、存在世界的理解、认知、把握，需要更清晰的审美辨识度和新叙事伦理的建立。因此，在一段时期里，东北文学的地域性特征也渐显缺失。但是，近年我们看到，来自辽宁沈阳的年轻作家班宇、双雪涛、郑执等，正可谓横空出世。在三五年的时间里，他们的文本迅速占据国内重要期刊的显赫位置，迅猛地产生令人瞩目的文坛影响力和不容小视的“轰动”效应。这让我们眼前为之一亮，感到特别的振奋和喜悦。对此，我更愿意将班宇、双雪涛、郑执等新一代东北籍作家的写作，置放在当代精神、文化的价值系统里，从感性的体悟、文本的呈现，从对特定时代人性的发掘，到不乏理性的沉思，深入考量、分析他们近年的小说创作所渗透和辐射出来的我们时代生活的心理、精神和灵魂的气息。尤其是班宇的写作，表现出更加充分的自信和恰切的叙事紧适度，已经渐显格局，而且从他近年的两部短篇小说集《冬泳》和《逍遥游》，已足见出他对现实清醒的洞悉力和表现力。我注意到他写作的爆发力、潜质和后续发展力，更体味到他写作的价值和意义。我相信，他和双雪涛、郑执等作家极有希望成为新世纪以来新一代东北作家的最重要的代表。

当下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我们今天的时代里，如何来讲述新的东北故事，以接续《呼兰河传》 《生死场》 《额尔古纳河右岸》 《伪满洲国》 《候鸟的勇敢》 《年关六赋》 《索伦河谷的枪声》的东北文学的叙事传统和风格，这是新一代东北作家的责任和使命。当年，在王兵拍摄的九个多小时的《铁西区》中，我们曾看到辽宁这个“共和国的长子”，在时代重大变革中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创伤记忆和自我反思的图像。此后，虽然表现1980年代末至新世纪东北当代现实的文学作品已经不少，但是，“随波逐流”的“速写”、白描式文本居多，少有从新的视角，或从新的叙事伦理出发，发掘大东北的当代现实，贴近当代人的命运，呈现人在这段时期的情感、心理沉浮和复杂变化。现在，我们在沈阳“铁西区”走出来的班宇等作家身上，看到了“东北叙事”的新希望。在一定意义上，他的文本，表现出的不仅仅是我们时代的某种精神隐痛，而且是一种超越了“代际”的、对于整体性的时代和社会精神状况的清醒认知与深刻呈现。特别是，我还在班宇小说里，深入地意识并体验到文本所蕴藉的彻骨的“荒寒”之气，这或许也是东北文学叙事对“北方”的某种特别的情感链接。可以说，班宇在这种独特的东北语境中，感受、捕捉并表达了最具个性品质的“东北气息”，并且在这种气息的氤氲里，耐心地诊断出两代人的心理、精神痼疾。可以说，“东北故事”已在班宇这一代作家的笔下，形成了新的叙事形态，并重构时代生活的记忆，业已形成对二十世纪“荒寒”“悲凉”美学特征的贴近、接续和延展。

三

我曾在另一篇关于班宇创作的文章里，描述我初次阅读班宇小说的感受：“我感觉它写出的不仅仅是东北，而且是我们这个时代历史和现实的沧桑与沉重。而且，他的写作显示出一种新的气度和活力，充满青春的文学气息并显示出逐渐走向成熟的写作精神。在班宇身上，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王朔、苏童、余华、格非严肃的‘青春写作’的影子和气息，有着沉思后的成熟，没有丝毫的‘少年暮气’以及年轻写手的率性、随意和任性。”d而令我特别感到惊异的，则是班宇叙事所呈现出来的整体性语境、情境、氛围的特征，包括渐显深入到文本内里的“荒寒美学”。在他的多篇小说里，还有令人惊异的意象呈现。这些意象，已成为其叙事文本破解现实之谜的隐秘偈语。试看《肃杀》中的一段对“肃杀”场景的描绘：

我爸下岗之后，拿着买断工龄的钱，买了台二手摩托车拉脚儿。每天早上六点出门，不锈钢盆接满温水，仔细擦一遍车，然后把头盔扣在后座上，站在轻工街的路口等活儿，没客人的时候，便会跟着几位同伴烤火取暖。他们在道边摆一只油漆桶，里面堆着废旧木头窗框，倒油点燃，火苗一下子便蹿开去，有半人多高，大家围着火焰聊天，炸裂声从中不时传出，像一场贫寒的晚会。他们的模样都很接近，戴针织帽子，穿派克服，膝盖上绑着皮护膝，在油漆桶周围不停地跺着脚，偶尔伸出两手，缓缓推向火焰，像是对着蓬勃的热量打太极，然后再缩回来捂到脸上。火焰周围的空气并不均衡，光在其中历经几度折射，人与事物均呈现出波动的轮廓，仿佛要被融化，十分梦幻，看得时间久了，视线也恍惚起来，眼里总有热浪，于是他们在放松离合器后，总要平顺地滑行一阵子，再去慢慢拧动油门，开出去几十米后，冷风唤醒精神，浪潮逐渐消退，世界一点点重新变得真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