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之名：论郑执小说  

一、郑执的写作前史

在双雪涛（1983-）、班宇（1986-）、郑执（1987-）这一批“新东北作家群”作家中，郑执常常被认为是最晚开始写作的。这大致是基于《平原上的摩西》 （《收获》2015年第2期）、《逍遥游》 （《收获》2018年第4期）、《仙症》（2018年“鲤·匿名作家计划”首奖）这三部代表作的发表顺序，也是基于大家关注到的郑执的作品量，《仙症》获奖之前郑执从未在文学期刊上发表过作品。然而这一印象并不准确，忽略了郑执在写于2018年下半年的《仙症》之前十多年的写作前史。如果一定要考证登上文坛的时间，郑执是最早的一位。他之前的写作，以及之后的变化，症候性地显示出“80后”文学从青春文学以来的转变。“80后”一代作家中，郑执非常典型地折射出文学史的运行轨迹。

郑执第一部出版的作品是长篇小说《浮》，由作家出版社在2007年9月出版，该书在出版之前曾以《我们是不是很无聊》为题发表于搜狐的私人频道，在当年获得360万的点击率，引发关注。据郑执在该书自序中介绍，小说开始创作于高三下半年（2005年春），完成于2007年夏天。长期关注“80后”文学的白烨先生为该书作序，将其视为“80后”一代和青春写作“最为耀眼的一颗新星”a。郑执当时的写作，确实带着明显的青春文学的风格：“《浮》这本书承载着我人生的前半段青春，一段朝气蓬勃、彷徨无奈、稍纵即逝的冲动岁月，一抹鲜艳又掺杂了暗淡的混乱时光。”b《浮》和当时韩寒那一脉络的青春文学很相似：以高中校园生活为故事，从一个才华横溢、骄傲叛逆的少年视角出发，以俏皮而充满讥讽的文字，讲述不羁的青春与应试教育体制的冲突。c郑执就此在自序中直言不讳：“我的确是个离经叛道的人，我离的是四书五经，叛的是歪门邪道……《浮》这本书也是一本离经叛道的书，离的是一本正经，叛的是微不足道。”d

“离经叛道”的青春文学，在韩寒时代曾经很成功。我们都知道韩寒从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出道，而“新概念作文大赛”之所以出现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1997年的“语文教育大讨论”。在世纪之交，对教育体制展开冷嘲热讽，其实很难说是“叛逆”，至少就“青春文学”来说是代表性的潮流之一。当时郑执小说的出版方，似乎有意打造第二个“韩寒”，在郑执第二部小说《别去那个镇》 （2010年）的腰封上，直接使用“可超韩寒”这样的宣传，当时的媒体报道也将郑执与韩寒作为比较。e但问题在于，在《浮》等作品问世的时段，韩寒这一脉络的青春文学也在发生明显的变化，韩寒以其2008年前后的杂文写作为代表，有效地征用自媒体（新浪博客）以及自由化、市场化媒体的力量，将写作从青春、校园、教育转向社会批判。在青春文学转型的时刻，郑执的写作未逢其时，他出色的文学才华，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他在2007年出版《浮》到2017年出版《生吞》之前，尽管陆续出版《别去那个镇》 （2010）、《我只在乎你》 （2013）、《从此学会隐藏悲伤》 （2015，杂文集）、《我在时间尽头等你》 （2016），但影响未及预期，销量也不如人意。

在上述作品中，值得注意的是《我只在乎你》，这部长篇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元素：“父亲”和“东北”。小说以沈阳为背景，穿插交代了苏敬钢与苏凉父子两代人的命运。丛治辰对此有过分析：“郑执的《我只在乎你》将这样一种意图结构呈现得尤为明显，他直接采用了双线叙事，让‘父亲’与‘儿子’的青春相互交叠，彼此印证：同样桀骜不驯意气风发，又同样遭到世界的痛击。不同的时代为这些男人提供的压抑或有不同，但是压抑本身却并无二致，正是在同样遭受压抑的境遇中，‘儿子’理解了‘父亲’。”f不过，《我只在乎你》的叙述，依然带有青春文学的痕迹，整体上还是一个青春文学式的东北故事。

《我只在乎你》已然预示着郑执未来写作的转型，这一转型的直接起因，来自郑执家庭的变故。在《我只在乎你》后记中，郑执谈道：“这本书是献给我父亲的，他去世距此书出版时日，刚好三年整。三年中，发生过很多事，令我整个人改变巨大。”g2009年初郑执的父亲去世，当时郑执在香港浸会大学社工系读大三，他选择休学一年回到沈阳老家陪伴母亲。他在《还可以游啊》一文中回忆过当时的境况：“因家境大变，一年后再次回到香港，惊觉自己已负担不起当时较为昂贵的学杂费用，写作赚到的那一点钱仅够维持基本开销。为免母亲忧心，我选择自食其力，但非常反励志的现实是，我根本无力自食：想打工，香港政府不允许留学生打工，抓到就遣返;想创业，没商业头脑，试做过小生意，把手头最后那点钱也赔光。”h

在父亲去世之前，郑执有着恣意而闪耀的青春岁月。他是沈阳最好的中学东北育才学校的骄子，是辽宁省高中生英语才艺大赛的第一名，还是校园里的十大歌手，也写得一手好书法。父亲的去世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的困顿，对于郑执乃至于这一代东北作家来说，是一个象征性的时刻：正是在自身遭遇困境的时刻，才能理解父亲，理解作为失败者的下岗一代。“80后”文学的热点，之所以发生从“青春文学”向“东北书写”的转移，一个历史前提是青年群体中失败感的弥散。青春文学兴起的历史前提，是市场化以来在一种浅薄的成功学氛围中，对于个人主体性的乐观想象。这一高度个体中心的文学想象分成两个分支：一支走向情绪化的自我倾诉，这种自恋化的叙事强化了个体中心主义;一支走向符号化的资本景观，这种资本化的叙事吸纳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并将其编织进市场秩序之中。但随着市场化激进以来高房价、过劳（“996”现象）、失业（“三十五岁”现象）等社会问题的浮现，正是在2016年全国房价高涨之后（之前的高涨更多体现在一线、新一线城市的房价上），2017年之后从双雪涛开始，东北书写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1983年的郭敬明到同样出生于1983年的双雪涛，两个同龄作家先后出道差了接近二十年，这背后体现出文坛风尚与社会心理的深刻变化。父亲这一代人的去世，并不意味着子一代开始理解父亲——只有当子一代体会到失败感时，才能理解作为失败者的父亲。

父亲去世后的几年，郑执一度去借了高利贷，直到2013年的跨年夜，郑执才还清了拖欠近两年的高利贷，本息港币二十万，这笔钱来自《我只在乎你》的影视版权。这个时候的郑执已经从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毕业（从社工系转到了中文系），并在2012年进入香港皇冠出版社任文学编辑。2014年考入台湾大学戏剧系研究所，赴台北就读戏剧专业的研究生，后因在2015年回北京投身编剧，从台大肄业。可以看出，以父亲去世为时间节点，郑执的生活开始变得破碎，他在经历两种彼此交叉的漂泊：现实层面上在港台地区的漂泊;写作层面上在文化工业之中的漂泊。但是父亲的去世不是一种结束，而是一种召唤，召唤一种新文学的出现。“父亲”将反复出现在郑执后来的写作之中，无论郑执怎样漂泊，始终在不规则地围绕着“东北”、围绕着“父亲”这个原点运动。2016年郑执彻底搬回北京，郑执的归来，意味着他在文坛上的二次登场，他将开始迎来写作上的成熟。他成熟期的作品，从面向东北失败者的《生吞》开始。

二、从“青春文学”中分裂出“东北书写”

既是告别，也是开始，《生吞》成为郑执写作生涯“第一个十年”里程碑意义上的作品。这部小说约17万字，2017年4月开始于每周二、四、六在韩寒主编的“ONE”（电子杂志）连载，并于同年10月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郑执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故事，巧妙地容纳了以下三种小说元素：类型文学、青春、东北。很难说《生吞》仅仅是某一类的作品，这部小说的成功依赖于这三种元素在小说内部的有机融合。

《生吞》首先是一部类型小说。小说围绕“鬼楼奸杀案”这一案情展开：2003年2月15日，这一年的正月十五，在沈阳铁西区辽沈中路33号楼这栋烂尾楼前的大坑里，警方发现了一具裸体女尸，死者是一位二十岁不到的漂亮女孩，腹部刻有一个神秘的火炬图案。十年之后，2013年的冬天，同一个案发现场又发现了一具类似的女尸，腹部依然刻着十年前的图案。显然，十年前警方判定的凶手未必是真凶，经办此案的老刑警冯国金心中涌起波澜。同一时间，冯国金的女儿冯雪娇在宾馆的床上给王頔也就是叙述人“我”讲起新出现的案情，王頔回忆起他和冯雪娇、秦理、黄姝、高磊这五个同学的青春岁月，其中黄姝就是十年前的死者，而秦理的哥哥秦天被当时的警方判定为凶手……

《生吞》由一系列案件串起：1999年的“8·3”大案，秦理的父亲秦大志抢劫棉纺厂运钞车被枪毙;2003年的洗浴中心砍人事件;2003年的“鬼楼奸杀案”，秦理的哥哥秦天被指认为真凶;2013年重演的“鬼楼奸杀案”……围绕“鬼楼奸杀案”这一案件，从冯国金这个人物出发，《生吞》可以被解读成中国式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也是新世纪以来有代表性的悬疑作品，展现出郑执在港台地区成熟的文化工业体系中受到的编剧历练。不过这种写作不惟郑执所独有，会有读者注意到，包括著名的《平原上的摩西》在内的“新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往往都征用社会派推理这一类型作为小说的外壳。这里一个大的历史背景是东北因“下岗”所导致的旧有社会秩序的崩解，这一点和松本清张等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历史兴起有相似之处。

但更有意味的是，郑执等人对于类型小说的运用与西方的不同。无疑，由于司法制度等方面的明显差异，推理题材在当代中国语境中面临本土化的压力，往往与公安小说结合并转化为刑侦题材，我们的刑侦题材一定程度上还承担着现实主义小说的功能。但是这种表面上的不同不是最重要的。对于西方推理小说而言，比如在福尔摩斯探案集这样的作品中，福尔摩斯与其说是热爱那些光怪陆离的东西，不如说他爱的是通过理性主义来为其祛魅。福尔摩斯的“天才”，是把理性主义扩大到他所调查的那些表面上深不可测、充满神秘的事件中，发现事物之间的关联，最终使得这些光怪陆离之事归于日常。“福尔摩斯通往日常的途径既产生了神秘，同时又解除了它的神秘。”i在这个意义上，福尔摩斯小说的兴起，与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展及以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在全球的扩张同步，并非偶然。

而郑执笔下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不是从理性出发，而是包裹着一种郁积的情绪。这并不仅仅是因为郑执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将沉重而残酷的现实生活带入小说世界，像东野圭吾的小说一样以“悬疑”为表象来呈现情绪的迷茫;更重要的是，郑执的小说是在精神分析意义上展开的，其写作处理的核心主题是“压抑”。这和青春文学聚焦的“委屈”有关，但远远不是青春文学那种情绪化的文学能处理的。笔者将《生吞》视为青春文学的一个历史节点，在这部作品中，青春文学清晰地展现出自身如何分裂，并经由这一分裂向东北书写转化。

在具体的叙述形式上，《生吞》沿着两种视角、两条线索展开：其一是冯国金的线索，采用全知视角，通过对案情的追溯冷冽地展现出东北的酷烈，这条线索的特点是重叙述，聚焦于情节，叙述较为快速;另一条线索是王頔的线索，采用王頔视角也即从“我”的视角，通过回忆伤感地展现出王頔与黄姝、秦理等人从1999年初秋黄姝转学到和平一小到2003年王頔他们即将从育英中学毕业的青春岁月，这条线索的特点是重描写，聚焦于内心，叙述较为缓慢。

王頔这条线索上的叙事，是我们熟悉的青春文学叙事，假设《生吞》的故事就是以王頔回忆的方式展开，也并无不可，但这将极大地降低《生吞》的艺术质量。《生吞》的核心冲突，不是发生在人物内部的情绪的冲突，而是社会的冲突。小说中被“生吞”的黄姝和秦理，漂亮、聪明、心地善良，他们之所以成为受害者，很大程度上源自他们缺乏家庭的保护。秦理的父亲是杀人犯，黄姝的父亲离婚后去了南方，母亲因参加邪教精神失常离家出走，秦理和黄姝被小学同学们嘲笑为“杀人犯和精神病结婚喽”j。

《生吞》展现出子一代的命运和父一代的际遇密切相关，青年人的命运处在一种结构性的关系之中，就像冯国金在故事最后的慨叹，“当时哪怕有一家大人出面，也不至于到最后那样”k。在这个意义上，冯国金的视角，一方面是警方的视角，另一方面也是父辈的视角——黄姝和秦理，都是没有父亲的人。小说中和“鬼楼奸杀案”平行表现的另一起案情，也即小说开篇讲的老金女儿被强暴跳楼一案，也是源自这个女孩的家庭无法给予她足够的保护。小说同样借冯国金这个父辈的视角讲到，“她妈老早年就跟人跑了，她爸下岗，修自行车养活她，现在也得进去，这孩子谁管啊？”l与之比较，青春文学的个人，是原子化的个人，社会关系极少进入到人物世界之中。这不是说在青春文学中家庭背景对于人物命运没有影响，以郭敬明《小时代》为例，正是因为顾里的父亲是富豪，她在林萧、南湘、唐宛如这个“时代姐妹花”小团体中才居于中心角色。这个小团体的一个游戏是“女王加冕”，就是当顾里生气的时候，林萧、南湘、唐宛如模拟传递一顶皇冠，恭敬而温顺地为顾里加冕，而顾里安之若素，神态自如。毕竟，其他朋友的生活，是由顾里所代表的力量所组织起来的。当“时代姐妹花”遭遇情感挫折的时候，其治愈的方式，是聚集在顾里的陆家嘴豪宅里，在巨大的衣帽间里挑选一件件名牌服装来安慰自己。这不惟顾里所独有，《小时代》中另一处描写更有意味：“两个街角的拐弯，顾里搞得头昏脑胀。宫洺此刻仿佛有点儿清醒了过来，他终于会说话了，虽然他只会说那么一句：‘千万别吐在车上，这车是我爸的！’——由此可见，这句话绝对来自他理性的最深处的恐惧，也许就算他整个人已经昏迷了，他依然会在昏迷中高喊：‘这车是我爸的！’”m但是“父亲”是被青春文学有意抹去的，所以在《小时代》之中，顾里的父亲永不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