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实之间：《平原上的摩西》社会史考论  

“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种处理文学与历史情境之间的牵绊的尝试，其核心方法论是捕获中国现当代历史进程中的整体性。近年来崭露头角的“新东北作家群”正契合了构建“整体性”的要求，他们的作品以东北为场景，但是并没有讲述地方化的故事——他们笔下流淌的是关于国家、历史、普遍现实的叙事，正如黄平所言：“从‘地方’回到‘国家’，从‘特征’回到‘结构’，从‘怪诞的人’回到‘普通的人’”。a《平原上的摩西》对于历史经验的处理是重回宏大叙事和“阶级政治”，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重回并不是简单的复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验，而是由作者构拟出一种新“现实”——这种“现实”具备相对应的材料，但是这些现实材料又被叙事变形，从而在虚实之间生成文学。双雪涛对自己的作品曾有一句被各类媒体争相征引的评价，恰好可以说明他对现实材料施加的变形术，即“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我的故乡人留一点虚构的记录”b。

一、工厂

《平原上的摩西》描述了两个工人家庭的生活：这两个家庭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工厂，他们的工厂迎来了不同的命运，他们的人生也就此滑向了不同的轨迹。其中，庄树的父母在沈阳卷烟厂工作，而李斐的父母在沈阳小型拖拉机厂工作。双雪涛对两所工厂的选择或许是有其用意的——这两家国有企业的改制过程代表了1990年代沈阳国有工业企业截然不同的两种走向。沈阳卷烟厂处于国家垄断的烟草行业之中，其主要产品“大生产”牌香烟的烟标图案是肩并肩的工人与农民，背景是蓝天、白云、高粱和工厂。c该厂在1990年代国企普遍收益较低的情况下，利税长期保持在市内高位。d2003年12月22日，云南红塔集团与辽宁省烟草公司共同出资，重组成立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e，存续至今。

至于沈阳小型拖拉机厂（以下简称“沈阳小拖”）则走上了通常认识中的东北国企破产之路，双雪涛的父母也曾是拖拉机厂的下岗工人f。双雪涛曾在小说《跷跷板》中提及沈阳小拖：“小型拖拉机厂，后来改叫金牛机械厂，后来黄了。”g与军工等关系到国家命脉的产业不同，农机产业以及大部分的机械制造企业在国企改制中是破产、私人承包的主体——金牛机械厂就是沈阳小拖在私人承包下的产物。事实上，沈阳的农机行业从1990年开始亏损，在1992年经过一番内部改革已经恢复了正增长h，但在之后又陷入了“拨改投”引发的资金困难i。《中国青年报》曾于1996年2月5日起推出过一组名为“沈阳·下岗职工·阵痛与新生”的调查性报道，其中一篇题为《厂长的肩膀》便是对原任小拖厂长、后改任沈阳大型拖拉机厂厂长的任永德的采访。任永德向记者描述了当时大拖筹措不到资金又不能大规模裁员的状况，记者无奈地在报道中写下：“工人需要吃饭，社会需要稳定，历史包袱得有人背，现实困难总得有人来克服。”j

除了以上两类企业，许多企业还没能逃脱被外资兼并的命运，例如多家“国营牧场”合并组成的沈阳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后更名为辉山乳业）就被沈阳农垦总公司于2004年转让给美国隆迪国际有限公司，成为美国独资企业k。至于班宇小说《梯形夕阳》中写到的行业龙头沈阳变压器厂，也曾险些为德国西门子所控股，最终由于相关部门出于保护关键技术的考虑，转为与国内投资者合资l。

虽然《平原上的摩西》以国营厂改制为背景、以国企下岗工人为关键人物，但是工厂本体在文本中往往是隐形的。这些隐形的工厂不会以外观、形制或是机器轰鸣的方式现身，而是以工厂的制度和文化来施加影响，例如工人村就是工厂的代言。部分研究者在分析东北青年作家的作品时，或会认为“工人村”与“艳粉街”十分相似，甚至直接将“工人村”与“艳粉街”混为一谈。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铁西区工人村始建于1952年，在初期只有“厂长、工程师、老军人这样的级别能够被选入，不是随便都可以进驻的，筛选非常严格”m。在1980年代，沈阳市内的多数城区还在被平房覆盖，工人村却是有供暖、独立空间的楼房，并且此时大型国营厂的普通职工也可以入住工人村了。而艳粉街则与工人村全然不同，艳粉街的主要居民是乡村以及外地入城人口，《平原上的摩西》是这样记录艳粉街的：

艳粉街在市的最东头，是城乡结合部，有一大片棚户区，也可以叫贫民窟，再往东就是农田，实话说，那是我常去抓人的地方。n

由此可见，艳粉街的房屋建设、社会治安都是相对较差的，以简陋平房为主色调。王兵曾拍摄过纪录片《铁西区》三部曲，其中第一部影片叫作《工厂》，第二部影片叫作《艳粉街》，其英文译名分别是“Rust”（锈）与“Remnants”（残余）。艳粉街确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作为城市的残余物而存在，据艳粉街居民李博回忆，在1988年的时候，艳粉街也只有四栋楼房，其发展与铁西区的其他地方严重脱节o。小说中，两个家庭搬离工人社区的原住所，也就是下岗潮到来的标志。这隐喻着工人的阶级认同和“集体信念”坍塌——被从集体中剥离了出去。作者双雪涛本人的成长经历就与此相关：“90年代初，父亲下岗，老房子拆迁，家里被迫从沈阳市中心搬到城乡结合部艳粉街。”p这种地区迁移的背后暗藏的是大下岗时代中城市工人迅速贫民化，成为“游荡的人”。

在东北青年作家的讲述中，国有企业中任职于“供销科”（销售科）的群体常常会成为国企改革中的先行者。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中的庄德增、班宇《梯形夕阳》中的“我”、郑执《面与乐园》中的父亲，都是供销科的工作人员。在计划经济为主导的时代，工业题材小说的主人公多是从事一线生产的产业工人或是有为的干部。生产部门往往被放置在视野中心，当然这也是供销部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功能不足的体现，如《平原上的摩西》所述：“当时供销科是个摆设，一共三个人，每天就是喝茶看报。”q然而当经济转轨之后，市场化浪潮涌来，他们成为最了解全国各地经济形势与时代主潮、最了解供求市场的群体——表现在文学上也就是对流通侧的书写超越了生产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供销干部也就成了最早下海、最早接手国企私有化的一批人，如小说中的庄德增。

从关于“供销科”的书写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国企改制初期的不适以及最初面对市场时的茫然与部分乱象。改革开放之后，面对市场，国有企业的销售在很长时间内都是问题。班宇在《梯形夕阳》中谈及沈阳变压器厂的销售情况时，调侃地写道：“其中年产超过百台、而销售不超过二十台的企业，普天之下，寰宇之内，只有我们一家。”r由于经济改革已造成市场流通的多元化，变更了原先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于企业产品统购统销的体制，导致国有企业受生产惯性影响的产品销售困难，大量积压。同一时期阻碍国有企业发展的问题还有“三角债”，也即企业之间债务互相堆积，资金流转过慢，班宇小说《梯形夕阳》中主人公被委派去其他企业“收一些回款”s事实上就是在清理“三角债”。1991年起，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曾亲自带队前往辽宁调查“三角债”清欠情况t——“三角债”本身是“国营企业”之间盘根交错的结构性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后，这些隐于水面之下的深层矛盾激化了发达工业生产力积累下的崩溃效应。

二、九千班

在“供销科”的身份之外，《平原上的摩西》中另一种成为东北青年作家集体记忆的经验就是“九千班”。所谓“九千班”，即需要缴纳九千元的“择校费”方能就读重点初中或是学校中的重点班的制度。双雪涛在《我的朋友安德烈》中如是描述“九千班”这一制度：

在原本不错的初中内，设立至少甲乙丙丁四个班，叫作“校中校”，吸收小学毕业的考生。和后来的中考高考有所不同的是，这种考试就算你考了第一名，也需要交纳九千块钱才能入学，所以又叫九千班。u

据统计，沈阳市1994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为3098元v，对比之下高达九千元的择校费对普遍被裹挟入下岗浪潮的东北家庭而言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同为东北青年作家的班宇在《枪墓》中描绘了这样的场景：

同年六月，孙程参加小升初考试，成绩中上，缴纳九千元便可去读重点中学，但这笔钱对孙少军来说，的确很难负担，亲朋已经借遍……w

双雪涛在《平原上的摩西》中曾两次提及“九千班”的现象：

我说，你马上要考初中了，一定要考上。她说，就算考上也要交九千块钱。x

他说，我是经过那个时候，考初中，就算你考全市第一，也要交九千块，我假设李斐这孩子考上了，但是李守廉的钱压在诊所里，所以他实施了对出租车司机的抢劫。y

第一处的背景是傅东心与李斐的对话，李斐向傅东心表示自己仅靠下岗工人父亲支撑的家庭无力承担这笔巨额择校费。第二处中，刑警庄树以李斐的家庭无法承担择校费为前提，来推断李守廉为钱铤而走险。虽是细节，但是作者如此安排给予了两处细节足以拨动家庭命运的力量。

至于 “九千元”择校费的诞生还要追溯到沈阳市教委于1993年3月25日发布的《沈阳市教育委员会关于1993年深化初中招生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将招收优秀生、特长生、特需生确立为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关于其中特需生一项，《意见》做出如下规定：“为了满足本区内少数经济条件优越、希望其子女得到更好的教育的家长要求，各区可采取民办、联办、挖潜等形式，试办1-2所独立设校，独立核算的特需学校，每生至少缴纳6000元的捐资助教资金。”z而在次年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收费管理的补充规定》中，特需生“捐资助教资金”的标准被更具体地确定了下来：“学杂费……特需生每生3年在6000-9000元幅度内由学校自行确定标准收取。”@7

由此，在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东北青年作家的作品中宛如成长符号的“九千班”也就正式地形成了，这一项制度一直持续到2006年才在政策层面上废止@8。我们固然可以认为这是当时面向“经济条件优越、希望子女得到更好教育”这样一个特殊群体、迎合市场经济的一种决策，但是收取高额择校费的做法与当时的教改方向之间无疑是存在悖逆的，且势必会造成教育机会不均等甚至于社会分层。在“九千班”被正式废止后，《辽宁法制报》曾采访过时任沈阳市教育局副局长倪左，倪左对“九千班”做出如下评价：“优质的教育资源被稀释，而且只能让一部分人满意……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起，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愈来愈烈，教育领域的行风评价也越来越差。”@9

在沈阳地区当时颓败萧条的社会环境之下，多数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通过接受更好的教育来改善生活或者“出走东北”。从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作家小说文本的互文中来看，特需生招生在当时社会也确实成为一种普遍情况，并且是接受优质初中教育所无法避开的一个环节。然而伴随着大量工人下岗后失去经济来源，择校费成为无数家庭的伤痛。王大明曾在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公布过一项数据：“据国家体改办对城镇居民的调查， 1998年对贫富差别不满意的占77.9%， 是调查项目中不满意程度最高的……以致不少地方的领导同志和基层群众提出责问：‘为什么改革的成本主要由工农群众负担？’”#0

在“让一部分人满意”与更多家庭的痛楚之间，“九千班”深深植根于贫富差距快速拉大的社会现实，永远地成为资源倾斜与社会撕裂的一个注脚。

在《平原上的摩西》中，李守廉被迫下岗，李斐的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面对这一窘境，李斐曾分别向启蒙老师傅东心和父亲李守廉表示过自己不想再考重点中学，但是知识分子傅东心与工人李守廉的回答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你爸现在下岗，没工作，是稍微紧一点，将来会好的，能还我们，记住，只要有知识，有手艺，什么都不怕。#1

我说，爸，初中我不考了，按片儿分吧。他站起来说，我说过了，你把你的书念好，别让我再说一遍。#2

傅、李二人虽然在表述方式上大相径庭，但是都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即对李斐继续考学的坚定支持。在傅、李二人心中，接受教育以及获得知识、技能就是脱离当前困窘生活的途径，无数东北家庭也抱有与他们相同的想法——也因此，洞悉了家长心理的“九千班”才深受欢迎并且延续多年。如果结合作家的个人史来看，双雪涛毕业于吉林大学，班宇与郑执也分别毕业自东北大学与香港浸会大学等优质高等院校，这或许与他们的“九千班”经历不无关系。这些成绩优异、依靠学业脱离困窘生活的东北“国营企业”子弟，正是教育改变命运这一路径的亲历者，他们笔下的子一代叙事向我们展示了那些独特的、其他作品不具备的真切经验。

希望子女努力学习然后摆脱贫困这一希冀在个体层面上是一种朴素的情感认知，但是如果套用国家政策的叙事方式则正与当时倡导的“科教兴国”方针相同。科学与教育紧密缠绕而相辅相成，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迫切需要发展生产力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普遍精神底色。工人阶级本身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当他们在生活中陷入了困窘，按照工业生产的思维方式，便会希求通过科学与教育提升生产技术进而摆脱困难的束缚。虽然《平原上的摩西》中未见体现，但是在双雪涛的其他作品以及其他东北青年作家的小说文本中，科学是关注度并不亚于教育的议题。如双雪涛的另一篇小说《飞行家》中的二姑夫沉迷“科研”，制造出一种便携式飞行器，最终在红旗广场上试飞，成功地离开了地面也离开了下岗浪潮中的沈阳。而在班宇的短篇小说《盘锦豹子》中，孙旭庭上夜班时精神恍惚被卷进了印刷机，他倒在纸槽里的时候看到自己正在印刷的文章《为什么他们会集体发疯》。这是一篇科普文章，讲述了一个法国小镇上两个青年的奇异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