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废墟与浪漫主义怪兽

一、“未来末日的影子”

一次反抗组织的刺杀行动，一份官方的秘密调查报告，一则流传甚广的创世神话，三个可以独自成章且在文体上有所差别的故事，以倒叙的结构方式成就了李宏伟迄今为止最具故事性、戏剧性的一部长篇小说——《引路人》。

故事发生于未来，其时核能滥用导致的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世界面临崩溃。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方案在全球实施：新的人类社会管理组织“文明延续协会”取消了“国家”制度及其边界，整个人类社会被重新划分为“丰裕社会”与“匮乏社会”。自此，所谓“新文明时期”开启。

资源快要耗尽，灾害频仍时，人类决定解散旧有管理体系，国家消失，由东西方文明延续协会两个机构负责基本运转，由此开启人类的新文明时期。

…… ……

会长是文明延续协会的象征，是首席权利人，虽然这权力是协商性的。协会成立时，人类整体的生存与延续成为头等大事，又鉴于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衡，《丰裕社会维持原则》以婚姻为立法根基，所有年满三十五岁没得到女性青睐没步入婚姻的人，都会被送到沙漠组成匮乏社会，留下更多的资源，组成丰裕社会。a

这样的背景假设作为今日世界常识的人类的现代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均全部失效，人类曾经抵达的文明巅峰已化为末日废墟。如此设定使得小说像是一个带有恶托邦色彩的科幻小说。但是李宏伟的小说在文体和文类上一直有着似是而非的不确定性。通常说来，典型的科幻往往有着明晰的知识铺垫、理论假设作为支撑，即便是那些称之为软科幻的作品，其背后也潜伏着较为明确的人文社科理论作为叙事基础。换而言之，知识、理论在这些文本中是叙事动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叙事的走向、结构和基本形态。而《引路人》这样的作品除了表明故事发生于未来的某个时空外，其故事的进程、旨趣和构成要素再没有与所谓的“科学”发生任何逻辑联系。恰恰是我们熟知的各种现实状况、因素的变形和组合造就了这个全新的故事。小说中提及的资源匮乏、环境污染、阶层区隔等社会问题不正是遍布全球的当代世界基本症候吗？所以，小说中经常被提及的“旧文明时期”更接近于今日世界的基本状况，而“新文明时期”无非是前述各种症候恶化的结果。所以，不妨把《引路人》视为李宏伟对今日世界现状进行推演和想象的结果。因此，“旧文明时期”与“新文明时期”之间的分野，其实是现实与虚构之间边界暧昧的表征。这种暧昧来自作家行使“虚构”特权时欲盖弥彰的说辞。或者说，在讨论小说介入、描述当代世界的潜能时，在某些情境下，“虚构”一直就是必不可少的伪装和托辞。同时，当与“旧文明时期”有关的话题不断在“新文明时期”中被批判时，固然是在为末日场景追溯作为原罪的昔日繁华，却产生了在废墟之中怀想盛世的反讽意味。因为在旧时光与新世界之间，新与旧只存在时间的线性关系，在价值等级关系上却是暧昧的。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新世界可能是旧时光的改头换面，而旧时光也可能是绝望的新世界对往昔岁月的美好重构。

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也涉及了类似的问题。在这部小说中，新的社会治理方案中的一项主要举措亦与女性相关。通过对《圣经》原教旨主义式的解读，“基列国”对有着“道德原罪”的女性进行了甄别和惩罚，有的被当作“有用的容器”成为权力阶层繁衍后代的工具，有的则被流放“隔离营”承担苦役。“隔离营”之于“基列国”，正如“匮乏社会”之于“丰裕社会”。阿特伍德把蕴含于1980年代美国社会中的某些现象、趋势进行推演和组合，编织出一个新的故事。于是，1980年代的美国历史便成了恶托邦的基本背景。阿特伍德之所以要虚构这个在22世纪末被讲述的1980年代的故事，是因为相对于对未来的远忧，阿特伍德更担心现实隐患随时可能转变为真实动荡。对此，阿特伍德曾说：“只要有相应的土壤和环境，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b

虽然《引路人》亦事关“土壤”和“环境”的描述和想象，李宏伟却表现出其独特、偏执的美学趣味。在虚构范畴内讨论基于现实某种情状的推演，或者说现实碎片的变形、重组，往往意味着这些内容与现实的具体性存在某种对应。正如阿特伍德那样，她极其坦率地指出《使女的故事》与1980年代的美国历史状况之间的关系。面对虚构，将其内容还原至现实的某个具体层面，是常见的阅读、思考路径。但是李宏伟的写作却始终有着努力摆脱具体性干扰的内在挣扎状态。在《引路人》和他的大部分作品中，国家、种族、事件、人物、组织、机构乃至地理空间等容易引发联想、对应、还原等思维的具体性信息常常是缺失的、模糊的，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亦是抽象的、形式的。这来自一个有着强烈的现实忧思却对“虚构”的潜能葆有极度热诚和信任的作家的内在的紧张感。他固然了解虚构与现实之间种种暧昧的游戏，亦能警醒到：那些容易引发联想、还原、对应思维的具体性对“虚构”其实是一种伤害，它们之于“虚构”亦是某种讨巧，它们借助读者“再创造”的惯常思维转嫁了作家本应依凭虚构本身的力量所做出的建设性引导。换而言之，李宏伟在意的是虚构内部要素扩容、扩张的限度和可能性。在虚构过程中，李宏伟常常需要某个实体来执行具体功能，却又最大限度地阻止这个实体被过于具体地对应于现实。比如，在小说中，他需要“文明延续协会”这样的虚构实体来执行国家、社会的治理功能，却又需要及时阻止类似的机构、组织被对应、联想、还原至具体的现实所指。具体性固然可以在虚构之外引发丰富的联想并指向纷繁的现象，却始终无法解决虚构自身的问题，即虚构的力量首先来自其内部各种因素的张力反应。所以，不妨把李宏伟的“虚构”视为叙事实验室：再丰富、再惊奇的具体性经验也需要经过语言、文体、风格、结构等形式的各种试炼，如同不断调整实验参数对实验样本进行各种测试。这其实是一个涤荡浮华表象、寻求具体性背后的支配法则及其意义的过程。所以，李宏伟的小说虽然从不缺乏精细的语言、充沛的细节、迷幻的情境以及动人的情节，却始终弥漫着某种难以言传的形而上的智识氛围，相应的是，叙事者对叙述对象那种热切关注却又冷静疏离的态度。在这种分裂却冷峻、自洽的叙述腔调中，建构理想叙事原型与探究支配法则及其意义这两种过程相互试错、彼此交织，造就了一种抽象的具体与具体的抽象相交织的美学质感。这里无意暗示哲学专业教育背景使得李宏伟把虚构当作一场哲学追问，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与其急于分辨不同的思考/写作形式的传统边界，倒不如在某种含混、暧昧去发现李宏伟如何试炼虚构的边界和潜能，并重新定义虚构与现实的关系。

二、“洁净的语言”

她一边看一边译出——名称：使者;方位：西线以北;目的：收割;限度：三十;流程：跟进。

……训练结束以后，第一次收到专项命令……内容简单，但指派任务难度不小：她必须前往西线，向北深入，实施刺杀……

《引路人》故事始于一道刺杀命令的下达，刺杀行为及其引爆的后果作为例外状态，反倒可以映衬出某种社会形态下国家管理、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所以，李宏伟对支配法则和意义的执着寻觅，将贯穿于刺杀行动的始末。

“丰裕社会”生存部勘察员司徒绿接到刺杀指令的那一刻，便意味着社会和谐、秩序井然的面纱将被扯下，“丰裕社会”的真相开始现身。刺杀命令来自潜伏于“丰裕社会”内部的秘密反抗团体“团契”——成员全部为女性，它是女性权益与统治术之间政治冲突的产物。虽说“丰裕社会”的流放政策针对的是男性，但是对于被留下的女性而言，却是以性别、身体、生殖功能的工具化、物化、政治化为代价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指令虽然用了疑似行会黑话的“收割”来指代“杀人”这样的事情，却营造了令人愉悦的正义感。在接受某种立场为政治正确的前提下，政治斗争首先表现于语言的差异和冲突，其中的正义感首先来自共享某种内部语言的快感。

然而，“收割”行动开始后不久，司徒绿便从“男人皆恶”的亢奋的正义感中跌入“强烈的恐慌”：

“女性会长”“遇刺身亡”……司徒绿再度被迎面而来的信息打蒙。她知道协会对各种信息进行筛查，留下“纯净”“无害”的部分，但她以为那些隐藏的部分已被团契照亮……司徒绿心里涌起强烈的恐慌……

有时候，抽象的价值观大概经不起具体经验的正面撞击。随后的情节也将揭示：“团契”的语言习得自对手，慢慢升腾的反讽将使“团契”的形象从政治正确转向政治阴谋。语言事关言行及其背后的思维。当一个抵抗组织的话语方式开始模仿对手的时候，其言行、思维及其彰显的正义感、道德感在多大程度上异于对手，便成为巨大的疑问。

疑问被证实不一定带来释然，也可能是深深的恐惧。一份报告清晰有力地确认了这一切。这份来自官方的秘密调查报告，不仅含有以批注形式提醒的关于报告内容的信息筛选、阅读权限、审读意见等，还在后面附上了处理意见、领导批复等文件。李宏伟出色地戏仿了官僚语言和行政文书的形式，体现了卓越的文体改写能力。于是，一份枯燥的公文成为信息量丰富的文献，进而被审定为“绝密”。因为它过于真实地反映了“丰裕社会”和“匮乏社会”的基本状况：取消了“国家”建制的“新文明时期”，却以更加严苛的方式保留了“旧文明时期”的“国家”运行所需要的官僚机构、暴力手段、文牍形式和语言等，只不过这些旧事物都被语言描述、塑造成其他事物的样子，看上去邪恶而荒诞。比如，行使国家功能的机构被称为“文明延续协会”;公职人员被称为“会员”并设立科层等级和信息获取权限;“净化方案”被用以指代消弭异端言行的强制措施。类似种种并不指向具体的情境和事例，而是揭开了现代社会某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症候：知识和语言不是让世界的复杂和暧昧变得清晰、透明或趋向可知，而是让世界变得愈发幽暗、神秘，成为掩盖真相和真理的技术手段。报告中有一处批注，协会禁止使用“统治”这个词汇而用“管理”取代之，正如司徒绿接收到的刺杀指令里用“收割”来指代杀人。

① 指导员注：这一句的意思不明朗。“统治”不知道是否为报告者生造？查遍词典都未见到收录。假如“统治”与我们所用的管理相近，这句话将不可饶恕。

审查员注：新文明时期，“统治”概念及其所指就已经消亡，协会作为暂时机构，只是受委托，根据《丰裕社会维持原则》，根据大多数意愿进行管理。“统治”作为生僻字也早已经被从词典清除。这里的要害不是这句话，而是报告者从何知道这一死词？从他对这个词语的运用来看，显然完全掌握其含义与用法。建议依据整个事件的调查结果，判定这个词语的污染源。如证实来自报告者的丰裕社会教育与经历。则需再一次根据《原则》启动“第三净化方案”了。

对比原有词汇与替代词汇：前者代表了那种带有意义、价值、情感倾向的词汇，这本是语言在交流中的正常状态;而后者则是宣称中立、客观态度的描述性技术词汇或专业术语。当前者被视为“已经从词典中清除”的“死词”“生僻词”“污染源”而禁止使用时，“技术统治”彻底垄断一切的社会景观便出现了，首先表现为齐格蒙·鲍曼所说的“语言世界的‘自我纯净’和‘政治卫生’”c。这里不是要谈论某个类型的知识及其语言的具体功能，而是强调知识/语言与权力捆绑之后，对意义、价值多元的压制和排斥，这最终导致关于“唯一”真相或真理的绝对尊崇。很多时候，“唯一”和“谎言”只是描述某种处于宰制地位的语言/知识的同义词。一旦“谎言”成为“信仰”，便是人类用语言为自己挖掘深渊的时刻，在幻觉中迷离狂欢，以为将纵身自由的海洋。所以，也就不难理解，身处“匮乏社会”的人说何以会说：“在我们认识中，匮乏社会是丰裕社会的提升，是丰裕社会金字塔的最尖端。作为丰裕社会基石的种种规章要求，在这里当然得到更加严格的执行。”

加拿大政治学者约翰·拉尔斯顿·索尔在讨论欧美社会的相关情况时曾说：“我们的语言一向被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公用语言——数量巨大、丰富多彩、变化多端，多少软弱无力。然后是附着于权力和行动的法团主义语言。”d“法团主义语言本身又分为三类：修辞、宣传用语和专业术语——三种用于阻止交流的意识形态工具。很难描述将前两者区分开来。修辞描绘的是意识形态的公开面孔。宣传语言售卖修辞。两者的目的都在于使谎言正常化。”e单一的语言意味着定于一尊的价值和秩序，它可以随意涂改任何在权力辐射范围之内的事物及其意义。正像调查报告中披露的那样，“匮乏社会”中所有的荒诞、残忍和不伦的事情，都在“洁净”“净化”“互助公社”“互助机制”等中性且偏向明亮的词汇的重新描述下，成为具有“社会的荣誉感”的历史宏大事件。

由此反观，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司徒绿会从正义满怀渐渐陷入怀疑和自我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