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固的青春火焰

我上世纪80年代中期考入杭州大学经济系，读本科期间不务正业，痴迷文学，写了不少自以为是“诗歌”的文字，变换笔名发表了一些，还收集了不少校园文学作品集和校园文学刊物，其中大多数为诗集和诗刊。毕业后，我多次搬家，辗转南北，一大半校园诗歌材料不知下落。转行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将近三十年，写过的诗歌研究方面的论文只有三篇。最近几年，因为集中研究当代文学史料，我又陆陆续续淘得一些80年代校园诗歌的原始材料，竟积两百余种。这些诗集和诗刊多数为油印品，少数为铅印品。翻阅这些材料的过程，犹如童年时从冷却的灶膛里掏出灶灰，灰堆的底部常常有星星点点的余烬。这些火星一样的记忆，在明灭之间点亮时光流逝的感伤，触发80年代的青年对于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的怀想。

在某种意义上，诗歌给当时的年轻人内心注入的激情，具有鲜亮的80年代气质。不少校园诗歌形式比较稚嫩，但敢于表达，敢于尝试，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有很强的在场感，那种浓厚的青春情愫和校园氛围形成强大的精神气场，就像《哈利波特》中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经由秘密通道把我们传回到记忆中的“80年代”。

一、被诗歌聚拢的青春

诗歌是80年代大学生最为热爱的文学文体。诗歌在80年代的繁荣不是偶然现象，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为诗歌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诗歌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文学领域，诗作中汇聚了复杂的时代情绪和奔腾的时代声音。诗歌如同精神磁铁，将爱好诗歌的大学生紧紧地吸附在一起。诗歌如同火把，点燃了他们的热情，也照亮了他们内心对于未来的期盼，对于美的求索，对于“无用”但崇高的理想的执著。诗歌成了80年代大学生的集体爱好，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学校、不同院系的学子被诗歌聚拢起来，沉浸于“集体做梦”的精神游戏。他们在诗歌中拥抱阔大而自由的梦想，甚至是虚无缥缈的幻想。借助诗歌的激情和灵感，年轻的学子们超越世俗的羁绊，仰望星空，叩问生命的神秘与精神的奇妙。在物质并不丰富的环境里，诗歌与理想给少不更事的少年们带来审美的愉悦，他们的目光摆脱了现实中的算计与得失，专注于远方与未来，即使在物质方面像崔健唱的那样“一无所有”，但在精神领域和想象世界里有无限的可能性。朱子庆为此还提出了一个陌生的词——“诗托邦”，他认为“那时候中国大地上无数的高校诗社，无数的热血青年诗人，不，可以说整个欣欣向荣的社会家国，就是一块令人神往而圣洁的‘诗托邦’”a。

那时大学校园里所有的诗歌活动都有一种节日氛围，诗歌朗诵是各种文艺晚会的必备节目，专门的诗歌朗诵会也能吸引很多观众，海报栏和食堂门口经常贴有校内外学生自费油印的诗歌报刊。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2年编印的《大学生作品选》就专门设立一个栏目“首届未名湖诗歌朗诵会获奖作品选”，包括沈群的《船》、胡迎节的《向着东方  放声歌唱》、肖峰的《妈妈，原谅我吧》、王勇的《寄未名湖》、集体创作的《河流》、唐小兵的《赠》、骆一禾的《战友与青春》、章立峰的《要求》、卢新智的《绿色的梦》、葛敏的《苹果树》等诗作。连续举办多届的未名湖诗歌朗诵会在大学生群体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诗歌影响了当时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在日常细节中都有悄然渗入的诗歌元素。记得我们同班有一位同学在寝室里接待两位同乡的女生，自我介绍的开场白是“我爱好文学”。在那个年代，诗人和作家自带光环，“爱好文学”是品位的标志，记得有不少同学送给男朋友、女朋友的第一件礼物就是诗集。翻看80年代大学生的毕业纪念本，诗歌在同学赠言中占有很高的比例，大多数为自创短诗，还有一些抄录国内外的著名诗篇。旅游经济专业和我同级的老乡魏志锋（笔名魏棋宇）跟我一起参加过各种诗歌活动，他后来的工作跟文学一点也不沾边，却把诗歌当成了一生的兴趣，出版了《千手观音》等四部诗集。

在80年代大学校园中，诗社和诗刊就像巨大的旋涡，把诗歌爱好者卷了进来。诗刊和诗社相互伴生，80年代的大学校园诗歌往往以油印诗歌报刊和诗社为集结平台，综合性大学以中文系学生为创作主力，同时也吸引了来自其他院系的诗歌爱好者。徐敬亚回忆吉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一个班就在1979年春夏之交诞生了三个文学社团，“七七级、七八级离校后，社团的框架基本得以保留，再次成为第三代诗人的出发点。这一批继往开来的诗人群体的成长期，大多数在大学里完成。而伴随着诗的中兴（1985-1988年），大学校园又形成一次小小的高潮”b。吉林大学的诗歌创作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中文系1977级的学生成立了“言志”诗社，并于1979年5月印行《赤子心》诗刊，刊出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兰亚明、邹进等人的诗作。1983年9月，吉林大学80级经济系苏历铭、80级哲学系包临轩牵头成立北极星诗社，并印行《北极星》，刊发了校内诗人不少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作。每个学校和每个文科院系几乎都有文学社和诗社。我在杭州大学就读时，影响较大的就有树人文学社、晨钟诗社、中文系的飞来峰文学社、历史系的沧浪诗社等，全校性的文学社和诗社每年都会组织文学或诗歌征文大赛，“咖啡夜”诗群也会在校园举办小型的诗歌聚会，还有很多存续时间不长的诗社或诗歌小组。油印的同人报刊更是遍地生长，不少爱好诗歌的人都有用铁笔亲自刻写蜡纸，推动滚轮油印自办报刊的经历。

80年代大学生自印诗刊和诗集，有些学校的团委会给予部分经费支持，绝大部分还是由学生筹集经费。1985年5月复旦大学学生创办的《复旦风》覆盖多种文体，设有“诗耕地”栏目，该刊创刊号“编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若要问我们办刊最大的感触是什么？一个字：难。现在是办事难，办事业难，办规规矩矩的事难，书生去办正正经经的事情更难。有时，我们忿忿于自己的无能，一个芝麻般大小的事情会让人泡上一星期。我们至今还相信，真诚与坦率是开启一切的钥匙，可是那些令人沮丧的结局却让人反思：我们该如何在现实的土壤上立足，为社会做些事情，在每个人所在的位置上取得最佳效果。”“一位外文系德语专业的同学为了帮助本刊抄写一篇上万字的稿件，从晚上九点一直抄写到凌晨七点。由于经费短缺，好多编辑在付出艰苦劳动的同时，还从自己并不宽裕的助学金中垫出钱来，联系、采访、接待，他们唯一所期待的，就是事业的成功，奋斗的快乐。”c哈尔滨师范大学团委为潘洗尘编选了诗集《多情的天空》，高殿江在“编后记”中有这样的说明：“《多情的天空》，是我校第一次为成才学生出书，通过这本书的印发，我们相信会对我校学生成才冒尖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d

不应忽略的是，80年代的大学校园有很多非文学专业的大学生热爱诗歌，他们纯粹把读诗写诗当作一种兴趣，在诗歌的引领下探求美的世界，拓展视野，温润性情，他们毕业以后从事的工作也跟文学没什么关系。大学生们对于“无用”的诗歌的激情，既反映出当时弥漫在大学校园的理想主义氛围，也展现出青年诗歌的多样化状态。西北工业大学文学社在80年代中期办过一份油印刊物《远山》，诗歌是主打文体。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编者的话，“惨淡经营”这个词被多次使用，其中有言：“我们始终告诫自己：拿出真正的灵魂来给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我们又始终相信：大家也会因此拿出真正的灵魂来照应我们照应我们的作品。作品自己会说话的。”e上海交通大学寸草社分别于1984年、1986年编印了多人诗歌选集《鸽哨》 《另一种寂静》，诗歌编辑宁宇在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蜷伏在机器底下的人成不了科学家;同样，爬行在地上的人，可以数清蚂蚁的只数，但成不了诗人。如今的科学技术发展需要诗的想象，它能使社会生活的发展不仅仅是进步和丰富，而且让人们得到美的享受。”他还注意到一种现象：“我个人感觉，好像理工科校园诗人‘吊书袋’的毛病少些，典故少些。书读多了，有好处，也有坏处，如果食而不化，就有点书生气了。无论向优秀的古典诗歌学习，或者汲取国外现代派诗歌种种表现手法，都要拿来为我所用，形成自己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歌。”f总体来看，80年代理工科大学生的诗歌色调明快，昂扬向上，较少纠结于个人内心的波动，更为关注时代和社会的大趋势，有些诗作的取材、立意都受到作者专业背景的影响，譬如张佩星的《阴天的气象报告》 《现代物理之道》等。

诗歌还是当时大学生之间的交流纽带。诗歌是青春的通行证，诗歌打破了年轻人之间的心灵隔膜，突破了校园的围墙。很多诗歌爱好者都有笔友，通过书信传递各自对诗歌的看法。各地高校的文学社、诗社大都会和校外同好交换自办刊物，同一城市不同高校的文学社、诗社还会不定期举办诗歌联谊活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武汉大学发起的《这一代》，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大学、南开大学、杭州师范学院、贵州大学等十三所高校的学生刊物联办，刊名由当时北京大学的黄子平和中山大学的苏炜提议，创刊词也由他们起草。该刊1979年11月印行创刊号，卖出一万六千多本，遗憾的是只出了一期。g南京大学南园文学社主办的《南园文学》还设立了“校外文鸿”栏目，专门刊登校外大学生的文学作品。在创刊号上，栏目主持人陈洁专门写了一段寄语，其中有这么一句：“我感到兴奋，为这个小天地栽种了这么多墙外的花，而这正是我们的心愿，让我们那正受着同一种愿望煎熬的心灵，交融。”h

二、诗歌史的重要一环

诗歌以抒情言志为旨趣，这种文体特色吸引了不同时代“有话要说，有感情要抒发”的年轻人，这也为现当代诗歌史打上了鲜明的青春烙印。在由臧棣、西渡主编的《北大百年新诗》的“前言”中，编者认为“北大是新诗的母校”i，历数了曾经在北大执教的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鲁迅等对早期新诗的推动与捍卫，以及曾在北大求学的傅斯年、俞平伯、徐志摩、朱自清、冯至、何其芳、李广田等诗人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建树。求学于西南联大的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等诗人在战乱中的校园坚持诗艺的探索，在诗歌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一页。在由海翁（臧棣）编选的《未名湖诗选集（1980-1985）》中，编者专门撰写了前言《未名湖诗歌面面观1980-1985》，对1980年至1985年之间的北京大学校园诗歌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他特别强调校园文学刊物与校园诗人成长之间的密切关联：“这一时期，北大学生自己主办的文学刊物，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批青年诗人的成长。其中较为闻名的有《未名湖》 （正副刊·五四文学社）、《启明星》 （中文系）、《缪斯》 （西语系）、《校园》 （研究生会）、《太阳岛》 （东语系）。就诗歌质量而言，《启明星》登载的诗歌作品最为人称道。它定期出版影响较大，几乎所有重要的北大诗人都在它上面发表过作品。”j他还提到了《五色石》 《西风·沉诵·太阳节》 《红杏》 《星柏之路》 《三叠纪诗韵》等校园诗集，除了《星柏之路》为西川自选集，其他几本都是多人合集或选集。

在80年代的诗歌场域中，大学校园是最具有创造活力的诗歌创作、阅读与研究空间，充满奔腾的热血与蓬勃的生机。恢复高考制度以后，从1978年直到1980年代末期，这一阶段的大学校园诗歌之所以值得重视，一方面是因为大学校园成为诗歌的热土，创作诗歌、阅读诗歌、研究诗歌成为一种热气腾腾的风尚，另一方面，大学校园源源不断地向当代诗坛输送了一大批诗歌人才。此外，有不少小说作家、评论家、文学史家在大学时代都有写诗的经历，马朝阳编选的《中国当代校园诗人诗选》就选收了程光炜、苏童、陈应松、李怡等人的诗作，80年代完成大学教育的张清华、耿占春、臧棣、西渡、敬文东等人都是先成为诗人，然后才成为诗歌评论家。1980年7月20日至8月21日，《诗刊》举办“青年诗作者学习会”（首届“青春诗会”），入选的17位青年诗人中有舒婷、江河、顾城、杨牧、梁小斌，而徐敬亚、王小妮、高伐林、叶延滨、徐国静、徐晓鹤、孙武军当时都是在校大学生，由此可见大学生诗人具有很高的活跃度与创造力。1977年、1978年考入大学的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叶延滨、孙武军、王家新等诗人，其年龄、经历和诗歌风格都与朦胧诗人较为接近，后来通常被研究者归入朦胧诗阵营。

校园诗歌是培育新生代诗歌的温床，一大批校园诗人成长为新生代诗歌的主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都自发形成了诗人群体，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在《诗歌报》 《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中，具有大学校园背景的诗歌群体占有较高的比例。在徐敬亚等编选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中，收录了“大学生诗派”的资料。有趣的是，同为编者的徐敬亚与孟浪对“大学生诗派”的理解有比较大的差异。孟浪认为：“我所理解的‘大学生诗派’，其形成要早于84-85年，主要作者应为78级到80级的大学生，如韩东、于坚、王寅、封新成等，他们当时即通过交换自办的民间诗刊开始前卫文学活动。平心而论，这些年岁稍大些的‘大学生诗派’中坚，他们中大部分人的作品艺术倾向和理论见解与尚仲敏所谈的并不一致。这是很有意思的文学现象，耐人寻味。”而徐敬亚则这样理解：“我认为‘大学生诗派’真正形成是在85年，它的最早雏形是源于甘肃《飞天》杂志的‘大学生诗苑’专栏，那里曾聚集了一批当时各大学的诗歌领袖，如韩东，如于坚。而直至85年由尚仲敏、燕晓冬编辑的《大学生诗报》才正式提出了明确的看法，集合了作品——从群体形成的角度，这是重要的。”k我个人更为认同孟浪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