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时代与定义生活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中，作家池莉的名字，几乎一直与“新写实小说”如影随形，她的“人生三部曲”（《烦恼人生》 《不谈爱情》 《太阳出世》）被认为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新写实小说曾经遭遇的赞誉与质疑，在池莉及其作品的评价中都有着明确的体现。直到今天，文学界对于如何认识新写实小说似乎依然未能达成共识。一些学者批评其概念的含混、边界的模糊，以及作家用“情感的零度”代替“思想的职能”，致使小说丧失深度、趋于“平面”，“小说里的一切都如此俗气、琐碎、平凡、渺小、杂乱、沉闷;芸芸众生一方面不停地奔波操劳，另一方面又碌碌无为”。a而拥护者则认为新写实小说的思想资源与审美变化“凝聚着中国几代作家的深刻思考的艺术结晶”，“他们对于现实主义的超越就在于不再是机械地、平面地、片面地沿袭现实主义的传统美学观念和方法，而是对老巴尔扎克以来的所有现实主义美学观念加以改造和修正。倘使没有这个前提，亦就谈不上现实主义的‘新’”。b争论的核心基本围绕着，文学到底是应该不加掩饰地反映日常生活，还是应该在更高的意义上抵抗日常生活的平庸——这恰好代表了19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时代与现实之变时的两种基本立场，即精英的、启蒙主义的立场与民间的、大众的立场，也折射出上世纪90年代思想界、文化界的根本转变与冲突。

从《烦恼人生》开始，池莉的写作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后者的立场。但正如郜元宝在反思1990年代文学时提出的，“90年代最值得分析的不是单个作家作品而是整体性文学现象”，“单个作家作品相对自足的文学价值已经严重削弱乃至彻底消失……这种集体性的文学现象的本质，就在于文学已经越来越变成作为一种整体性方案、一种技术性很强的文化产业，它的最重要的两根支柱就是互为补充的文学政策与文学经营”。c新写实小说的名义概括了池莉，也概括了当时的一群作家，但同时，这一概括反过来对他们的写作，尤其是对其中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构成了某种遮蔽。重读1990年代池莉的小说，我们发现，这时的她虽然依旧兢兢业业地书写着日常生活，但其题材、审美，甚至价值取向等方面都与1980年代产生了巨大差异，继续以新写实小说的概念去定义这一时期池莉的创作，显然是不合适的。在今天，隔着时空的隧道，我们发现，池莉小说中那些曾经藏匿在生活纹路中的细节，正一点点胀大成为某种本质的存在。

1990年代池莉小说的种种变化，与彼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在这个轰轰烈烈的转型时期，中国作家与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所面临的最大现实是改革开放、尤其是1992年南方谈话所带来的经济化、市场化浪潮，随之而来的，是日常生活的全面崛起。面对这一现实，知识分子群体发生了分化，以池莉为代表的一些作家，他们率先洞察了时代潮流的不可逆转，因而在写作中自觉摆脱80年代的理想主义、启蒙主义叙事，开始在日常生活中寻找人生的秘密。如今看来，这些作品虽然多少存在泥沙俱下、茅茨不翦的现象，却无疑记载了转型时期一代中国人的生活现实，成为这一时期人们日常生活与观念转变的文学见证。与此同时，这些作品真实描摹日常生活，直面此前几乎成为禁忌的物质生活，更以此为入口，描摹出一代中国人的精神肌理，可以说，对于1990年代的中国读者而言，他们的作品重新定义了“生活”。

一、“活着就好”

1991年，池莉的小说《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发表之后引发了热烈讨论，批评家们将其视为19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之作，认定作家放弃了1980年代的精英立场，转而走向对市民社会的认同，以及“活着就好”这样的消极心态与虚无主义。尽管大家基本认可这篇小说“曲折地表现了终极价值及其相关的伦理体系在当代的困窘”，但依然提出质疑：“这并不因此说服知识分子可以就此‘解甲归田’，成为大众的普通一员（或者它的‘转述人’），在重新回到‘个人的沉思’以后，难道他们不应该尽快地寻找失落的‘话语’，对抗日常的平庸？”d结论则是：“不应遗忘清醒而冷峻的批判立场，因为知识分子如果过分迷恋单调重复的市民生活，势必易使自己迷失。”e

这当然不是中国作家第一次书写“日常的平庸”，早在1980年代中后期，新写实小说一经出现，就面对着这样的责难。批评家的关注点在于，作家以何种姿态如何书写“日常的平庸”，是歌颂还是批判，是臣服还是超越？池莉的《烦恼人生》 《不谈爱情》都曾因此受到质疑。如果说，前两篇小说所彰显的平民生存哲学是“忍耐”与“妥协”，那么，《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作家的态度明显发生了改变。在这篇小说中，池莉所写的不仅仅是“活着”，更是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地活着，是“享受”活着本身。不过，这种“享受”与批评家所期待的精神生活毫无关系，而是来源于城市街道的人来人往，来源于日常生活的口腹之欲，来源于一种从气温到体温的热火朝天。小说写于1990年，如今看来，当时的池莉正站在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历程的重要闸口，她敏锐地感受到了现实的变化，感受到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在奔涌而来。

《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爆炸的温度计正是武汉这个炎热、繁忙的码头城市最生动的象征。小说从下午四点开始写起，因为热，燕华“整个背部包括裤头的腰全汗湿得贴在身上”，“几家的女人都在忙碌饭菜，自然都汗湿得不比燕华少”。这些日头下活脱脱的肉身，以及这些肉身背后所凝聚的目光与欲望，成为整个小说的背景。小说所写的是主人公猫子生命中极其普通的12小时，通过这个看起来并不具有典型意义的普通市民形象，池莉力图塑造的是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个城市的人的群像，是普遍的、大众化的存在。小说热情书写了武汉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黄昏时分，“竹床全出来了，车马就被挤到马路中间去了。本市人不觉得有什么异常，与公共汽车、自行车等等一块儿走在大街中间。外地人就惊讶得不得了。他们侧身慢慢地走，长长一条街，一条街的胳膊大腿，男女区别不大，明晃晃全是肉”f。晚饭之后，人们纷纷从各自屋里聚集到街上，打麻将、聊天、跳舞、逛街，“住人的房子空了，男女老少全睡在马路两旁。竹床密密麻麻连成一片，站在大街上一望无际。各式各样的娱乐班子很快组合起来”g。由此，小说传达了一种基于日常活动、日常交往之上的日常观念：所谓“活着就好”，其实并不是无奈、妥协的人生态度，更有别于存在主义、虚无主义的论调，而是只要活着就有热情，是对“活着”本身的生命力与神圣感的赞颂。

以小说中的武汉人为例，作家试图表明，人的生命及其价值并不在于他属于某个时代、某个集体，而是因为它本身的存在;生活之所以是有意义的，并不在于它有多么宏大的价值，而是因为那些凡俗日子里所蕴藏的热度。小说中，池莉将街道、城市，将公共空间交还给普通市民，在她看来，正是他们的志趣决定了城市生活的现实。在此之前，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我们几乎没有看到过任何作家，如此敏锐又如此热烈地书写一座城市。在这个意义上，池莉的小说并不仅仅是再现武汉的生活，她重新塑造了武汉，也重新定义了这个时代的城市生活。

文学界对于“新写实”小说的批评焦点之一，是其对于生活本身不加挑选的呈现。曾有批评家严厉指出，池莉的小说过于贴近生活、迎合读者趣味，甚至具有“媚俗”的倾向，“人们接受她的这些作品只是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而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从美学意义上来接受的。今天我们重读这些小说，连认识意义也在减弱了。它不能唤起我们对人性的深层体验，它不能给我们一种超越性的美的享受”h。但是在我看来，池莉小说对于武汉以及武汉人生活的“塑造”，恰恰来源于她对生活细节的选择;而她小说中对平凡人、平凡生活的深情眷恋，正是其给当时读者带来的“超越性的美的享受”。在1990年代多元复杂又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中，池莉选择了热闹、俚俗、烟火气，并将其视为时代生活的本质。例如，作为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部分，食物以及“吃”的方式，折射出作家对生活的不同认识。池莉的小说对于“吃”有着异常出色的描写，《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王老太曾如数家珍地谈论武汉的“过早”：“老通城的豆皮，一品香的一品大包，蔡林记的热干面，谈炎记的水饺，田恒启的糊汤米粉，厚生里的什锦豆腐脑，老谦记的牛肉枯炒豆丝，民生食堂的小小汤圆，五芳斋的麻蓉汤圆，同兴里的油香，顺香居的重油烧梅，民众甜食的汱汁酒，福庆和的牛肉米粉。”i这里所呈现的食物狂欢，其实都来自每个市民皆可享用的路边小吃，作家的立场以及她在写作中所面对的生活现实，由这一细节巧妙地呈现出来。小说还写到武汉一家人的晚餐：“一是鲜红的辣椒凉拌雪白的藕片，二是细细的瘦肉丝炒翠绿的苦瓜，三是筷子长的鲦鱼煎得两面金黄又烹了葱姜酱醋，四是卤出了花骨朵的猪耳朵薄薄切一小碟子。汤呢，清淡，丝瓜蛋花汤。汤上飘一层小磨麻香油。”j寥寥几笔，将一桌小菜勾勒得活色生香，也让这些食物在本身的实用价值之外，更具有一种鲜活的审美价值。

同样是写“吃”，不同作家有着不同的写法。《棋王》中的“吃”是很多批评家都曾关注过的细节，小说中的王一生一出场就是“吃”：“拿过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得很快，喉结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若饭粒落在衣服上，就马上一按，拈进嘴里。若一个没按住，饭粒儿由衣服上掉下地，他也立即双脚不再移动，转了上身找。”k如果我们将阿城的“吃”与池莉的“吃”放在一起，就会看到其中的明显区别。对王一生而言，“吃”的意义是生存，它不具有审美意义或附加价值。因此，即便面临着吃相难看的风险，王一生也绝对不放过任何一粒米。《棋王》发表于1984年，小说所书写的是“文革”年代，物质的极度匮乏让“吃”承载着基本的生存意义。而池莉笔下的“吃”却具有某种“精致”——这当然不是精英趣味的精致，而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发现与自我塑造。在她的小说《绝代佳人》中，所谓“佳人”，不过是老知青口中的一道家常菜。与王一生不同，池莉笔下的老知青时刻保持着优雅，她更看重的不是嘴角即将掉落的一粒米，而是食物背后的精神价值。在老知青看来，这道菜的美味来源于它独一无二的作料：“一种作料是你们今天的饥饿;另一种作料是我们的感情。我们见面就是亲人。我非常乐意为你们做菜，你们非常想吃我做的菜。我们共同拥有一个时代共同拥有一个家，我们无疑将共同拥有一段历史。历史过去了就不会再来。‘绝代佳人’也一样，是个唯一。所以说，生活是值得珍惜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活。”l相比起来，阿城笔下的饥饿年代显得更加残酷和真实，而池莉的书写却更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如果以“客观还原生活”的标准去衡量这篇小说，其中应该多少存在着美化、理想化的缺陷。但正是这种“美化”，彰显出作家对生活的本质的热爱。在池莉笔下，1990年代的日常生活活色生香，即便是在极度的困难和贫穷中，她笔下的人物依然可以发现、创造生活的光芒。

更极端的困窘发生在《你是一条河》中。小说中，历史的惊涛骇浪席卷着每一个人，30岁丧夫的辣辣用她女人的辗转腾挪，一次次为自己和孩子们赢得了生存的机会。她工作、劳动，也献身、卖血，每一次绝境中重生，辣辣都选择了“吃”。为了“吃”，为了生存，辣辣如同女儿所怨恨的那样，做了许多“错”事。但是，与做“对”的事相比，活着本身要重要得多——“我们有什么错？也没错！”——对于一个独自抚养八个孩子的母亲来说，“吃”是一种生存的本能，是人对生活最后的信念。如同池莉所说，“我以为我的作品是在写当代的一种不屈不挠的活”m，在她笔下，不管是猫子以及90年代的武汉市民，还是困难年代的辣辣、老知青，他们的存在、他们的不屈不挠，都彰显了生活的本质意义，也戳破了此前许多的虚伪和矫饰。

今天我们重读池莉，更倾向于认可於可训多年前知人论世的感性判断：“池莉的创作一般不取重大的社会历史题材，大半是她的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日常生活。这也许又与她的看重‘过日子’的态度和性情有关。池莉后来被人称作写生活的‘原生态’，实在是她的这种艺术个性和取材习惯的一个自然的结果，而不是为着某种艺术上的讲究而作的刻意追求。”n池莉之所以书写日常生活，并非只是迎合时代与读者，更不是简单的“媚俗”，她的写作顺应的是1990年代正在震荡中变化的社会现实，她热爱这滚滚红尘中的烟火气，更热爱日常生活本身。因此，池莉90年代的小说在面对日常生活时，非但不是“零度”的情感，反而饱含着充沛的热情，她愿意、也善于从日常生活的碎片中发现真善美，发现热闹与生机，也发现神圣与崇高，进而，她可以与自己笔下的人物一起，以一种全新的态度去面对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