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学科问题 

明确提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学科问题，是因为这一问题不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构成了事实上的边界与问题意识的拓展，也与其他如比较文学、翻译学、传播学、海外汉学（中国学）等相关学科或研究领域形成了丰富的对话可能。如果我们将这一问题纳入近年来国家推出的“双一流”、新文科建设和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的视野中，尤其是在国家加强国际传播工作，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总体背景下，这个问题就不仅仅是单一的学科建设问题，也可能对当代中国文化与教育发展等更为宽广的问题产生特殊的示范意义和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作为近年来一个新兴热门研究领域，由于其兴起时间短暂、研究内容跨界、前期积累薄弱、参与人员混杂、研究方法与成果不成熟、相关教研体系不完善等原因，在参与的相关传统学科中，都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多学科参与的局面也让它的学科问题“在每个领域都沦落为边缘话题或附属演练对象，一定程度上耗散了它本应该深入探查的许多问题，形成了在各领域都一直存在却始终难成气候的研究局面”a。近年来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发展动力更多地源自热点效应和国家文化政策，“相对缺少来自学科内部严谨的学术价值与方法讨论，主流学界往往将其视为一种边缘的附属产物”b。

梳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70年的历史及其研究史可以见出c，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从2000年以来进入快速自然发展期，2012年受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刺激，于2013年成为当年十大学术热点并经过短暂井喷式发展后进入自觉稳定研究期。虽然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涌现，多数却是各参与学科立场与方法的演练，成果多聚集于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翻译、形象、策略、方法等，或者是作家作品的案例及延展问题的研究，几乎没有看到从学科发展角度出发的思考。

有学者热切地认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完全可以并且正在成为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当中的一个带有交叉性质、极具发展前景的新兴领域。”d客观地讲，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现在确实已经成为一个交叉性质的新兴领域，但它的发展前景，却因为学科问题受到了很大的制约。这一问题不仅是一个如何发展新兴交叉学科的具体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如何用教育的方式服务国家文化国际传播的战略问题。

一、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及其研究的不平衡性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70多年的历史里累积了成体系、多语种的译介成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从宽松的标准看也至少落后于实践30年，严格的标准则落后50年以上。

1949年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大体上形成了和国内当代文学发展史既呼应又“延异”的学术生态体系。该体系包括了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作品的翻译出版，期刊报纸评论、高校课程与人才培养、学者与研究机构、文学史写作等与国内当代文学学科相似的基本生态系统。在研究对象和方式方面，海外体系往往会比国内更为开放和宽广，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大多不会像国内学者集中在较密集的领域，多数会横跨文学、电影、图像甚至翻译等领域。从作品的海外传播分期来看，大致可以分为20世纪50-70年代的“初始期”，20世纪80-90年代的“过渡转换期”，21世纪以来的“多元化发展期”三个阶段。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差异性、复杂性决定了并非每一个国家的海外传播都符合以上分期，比如俄罗斯、韩国、越南就因国家关系的变化呈现明显的不同。从传播变化来看，70多年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在整体上形成了由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传播阵营，向欧美与中国文化圈国家两个传播中心的地理转换;译介样态也形成了从本土到海外、从政治到艺术、从单调滞后到多元同步的转换，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整体上褪去了很多政治色彩，悄然从边缘处生长出一种缓慢、温和但更容易让世界认同和接受的传播力量。

为什么说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比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实践至少滞后了30年甚至50年？

首先，根据对该领域相关文章（近千篇）、课题（约230多项）、编著（近百部）的统计及中国知网（CNKI）数据，都显示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促使该领域成为2013年“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之一，相关研究随之呈“井喷”态势。以文章为例，如果以1950-1980年代发表数量为基数1，那么，1990年代大约为2，新世纪10年大约为3，2011年为4，2012年为11，2013年为14，2014年为5。据2015年以来宽泛的统计，相关研究成果每年以50-100篇左右的数量稳定发展。课题（国家、教育部）各年的立项数量分别是：2008年8项;2009年7项;2010年7项;2011年15项;2012年27项;2013年31项;2014年19项。e2015年至2020年涉及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各类课题年均约20项。近百部编著整体上编多著少，有针对性的专著少，交叉涉及的旁著多;汉学或中国古典文学类的著述多，有关当代文学的研究少，相关编著的开始时间基本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上述文章、课题和编著，若按照严格意义的“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来看，大约占五分之一。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些高质量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丛书、著作及文章，如北师大刘洪涛教授主编的10卷本“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丛书”（2020年出版），由10位作者分别撰写相关著作，是近年来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方面的一项重大成果。

其次，梳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国内发展史，也会看出国内研究明显地滞后于传播实践。其国内发展去除前史外，大体可分为“两段四期”——第一段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历史阶段，包括20世纪50-70年代的意识形态化期，20世纪80-90年代的混杂过渡期。第二段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现状阶段，包括2000年至2012年多元化自然发展期，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的自觉爆发期。

1949年之前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中外文化关系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虽然数量不多，但多为大家之作，可为我们提供许多参考比较的视角。比如钱锺书牛津大学学位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陈受颐1928年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18世纪中国对英国文化的影响》、范存忠1931年哈佛大学博士论文《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中华书局1977年重印）、方豪《中西交通史》 （1987年重印）、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 （1983年重印）以及[法]维吉尔·毕诺巴黎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日]石田干之助《中西文化之交流》 （长沙商务出版社1941年版）等先行之作。钱锺书的博士论文重点探讨了17至18世纪英国的各式文献中对于“中国”的特定解读与想象性塑造，描绘出当时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演进历程，深刻地揭示出这个时期英国“中国热”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意味，开创了中国学者在“异国形象”研究范畴的先河。这些“前史”阶段的成果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海外传播，在资料来源、角度方法以及问题立场等方面有着极为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20世纪50至70年代，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第一时期的材料多涉及文艺政治、中外文学交流、重要作家访问等，从传播方向上看，对外国文学的输入远远多于中国文学的输出，如卞之琳、叶水夫、袁可嘉、陈燊等的《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 （《文学评论》1959年第5期）。毛泽东文艺思想可能是直到现在海外翻译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当代文艺思想，如刘振瀛等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日本》 （《文学评论》1960年第3期）等。此外，对于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而言，其特点往往是作为文学外交活动的信息出现，如高娜娜的《阿尔巴尼亚评介我国的革命戏剧舞蹈》 （《文学评论》1965年第2期）等。

资料显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大约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才开始发展，陆续出现关于中国文学“输出”的相关编著，如李岫编《茅盾研究在国外》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孙瑞珍、王中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等。1990年代花城出版社成规模、有体系的“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有力推动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工作，只是其中涉及当代文学的内容很少。2000年以后开始出现偏重于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如夏康达、王晓平《二十世纪国外中国文学研究》 （2000），马士奎《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究 1966-1976》 （2007），方长安《冷战·民族·文学：新中国“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2009），姜智芹《中国新时期文学在国外的传播与研究》 （2011）及笔者的《认同与“延异”：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接受》等。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研究进入井喷式爆发阶段，这一特点从莫言的案例上能得到鲜明的体现。根据对莫言作品翻译情况的整理f，1986年发表的《红高粱》在1990年即推出法语版，1993年同时推出英语、德语版。而国内关于莫言海外传播最早的研究文章出现在2005年，直至2012年前只有姜智芹、邵璐及笔者等人的5篇。但在2012年至2014年短短两三年内，莫言海外传播研究文章就蹿升达60多篇，此后几年包括莫言在内的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海外传播研究始终是一个热门领域，同时也出现了话题性、复制性、平面化等一系列平庸的研究表现。

以上梳理，可以从传播和研究两方面帮助我们理解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为什么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及其研究在短时间内难以获得重要的学科地位？因为它的研究积累和贮备时间太短。和现有当代文学学科的传统研究领域相比，它有巨大的问题空间、广泛的对象范围、重要的研究价值，但缺乏体系性的研究人员、成熟的研究成果、配套的课程和人才培养机制、稳定的科研投入、全国性的协调机构等，基本处于散兵游勇、各自为政的状态。第二个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或者扩大一点，如何对待所有涉外学科的海外传播？处理好一个学科多语种的海外传播和其传统中文语境的学科关系，在中国当下的学术发展环境和未来的趋势中，显然已经成了无法绕开的一个重大学科理论问题。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快速深入发展带给其他涉外学科的重要启示和先锋示范作用。比如中国哲学、历史学、艺术学、戏剧与影视学等，都有大量的海外传播成果，甚至形成了和国内相呼应的生态体系。如果说“海外汉学”或者“中国学”是用来指称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那么中国学者当下主动向海外拓展的相关研究属于什么？比较文学、比较哲学、比较史学能否涵盖海外传播涉及的复杂问题？尤其是那些有着明确的学科立场和问题意识的研究。比如我们团队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更多地将其视为一种方法和视角，更强调把材料视野由传统中文扩大到更广的多语种，把观察和比较的范围由中文语境延展到更大的世界语境，更强调以作家作品为对象来统一海外、国内、以及个人的研究意见，将之纳入当代文学的体系里，更侧重从文学及其周边的立体角度展开研究，而不仅仅拘泥于比较文学里流传学的方法，更不会是翻译学或者传播学的理论方法，虽然我们也会借鉴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结论。

二、海外传播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新挑战

从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讲，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学科发展中无法忽视，但又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重视的研究领域。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这一尴尬处境，也是目前其他涉外学科共同的困境，因此我们对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讨论，同样会对其他学科产生重要的参考价值。

海外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否仍然属于中国当代文学？我们的观点非常明确，海外版中国当代文学仍然属于中国当代文学，只是作品的语种版本、传播范围、阅读接受对象扩大并超出了传统的中文边界，国内文学界存在的一切问题，在海外也同样存在，只是更为复杂多样，而这些共通的和多出来的部分，都是我们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如何看待翻译出去的中国当代文学？有些学者比如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认为，翻译文学属于所翻译国的民族文学，这作为一种观点无可厚非。也有观点认为翻译文学显然有“他国化”的成分，但不能认定为外国文学。g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当然还可以按照比较文学流传学的方式展开，或者以翻译文学的类型展开。不同的学科立场和方法处理的侧重点并不一样。海外传播研究的“混杂性”特征往往会使它处于“既属于又不属于”的第三空间，充满了霍米·巴巴的“文化杂交”（cultural hybrid）意味。但若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不过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版本和接受问题，作为当代文学跨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即可，而不是切割出去成为什么其他的内容。当然，海外传播涉及的问题范围和复杂性要远远大于翻译文学或者比较文学，几乎是一个全方位、立体式、综合性的研究场域，我们认为目前国内对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几乎都采用了一种“分散”的方式在展开，整体上缺少“融合”的提升。

对待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国内部分主流作家和学者在思想上还有一道较为普遍的隐形“长城”把海外和国内隔离开来，海外传播和传统当代文学相比，是边缘和中心的关系，是国内主场之外的客场，是一个“附录”式的存在。或者在社会上也可能是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文学战场，成功的海外传播有可能被描述为走向世界的荣誉，也有可能被抹黑成为缺乏文化自信的献媚。究其本质，仍然是单一化思维在作祟，似乎在主体和他者之间断无第三种形态的可能。此类惯性思维很难将海外传播作为整个学科边界、思路、方法、内容的全新拓展，也很难以融合性思维处理海外与国内复杂而深刻的文学联动，导致海外传播和当代文学学科关系高度模糊，这些都极大地限制了海外传播研究对于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贡献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