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作品在法国的译介及其启示 

中国当代作家中，莫言被认为是作品被翻译最多、在国外影响最大的一位，据统计，其作品目前已被翻译成五十余种语言，共计两百多个外文译本。①法国是译介莫言作品最多的国家，“自1988年向公众推出短篇小说《枯河》（La Rivière tarie）开始，法国就凭借其持续卓越的出版业绩遥遥领先其他国家”②。不仅如此，作为世界范围内译介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之一，法国对莫言作品的发现和翻译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其他国家对莫言的关注，在莫言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扮演着某种“必要中转站”③的角色。本文通过考察莫言作品在法国的译介情况，揭示中国文学海外接受与传播的影响要素，并力求通过莫言作品法译的个案分析为推动中国文学文化更好地“走出去”提供一定的参照。

一、多重的翻译契机与动因

翻译活动具有显著的社会文化属性，其发生离不开时代背景与文化环境，更需要借助一定的契机。莫言作品在法国的翻译可以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短篇小说《枯河》1988年被译为法语并收录于《重见天日：中国短篇小说集（1978-1988）》（La Remontée vers le jour， nouvelles de Chine （1978-1988））。《枯河》是莫言作品法译的首次尝试，真正引起法国文化界关注的则是1990年由南方书编出版社推出的《红高粱》法译本，而促使该译本诞生的一个重要契机在于，同名电影在柏林电影节上大放异彩并一举夺得金熊奖。伴随着富有感染力的电影画面，莫言以“极具感官性的写作”所描绘的那个“野蛮又神秘之地”④展现在法国观众眼前，充满中国特质的异域情调令人震撼，也引发了出版界对原著的兴趣。如法国媒体所言，在电影热映的良好效果助力下，“莫言从那时起便逐步获得一种国际声誉。译本不断增多”⑤。《红高粱》在法国出版后的五年间，莫言另外四部作品的法译本也相继问世，分别是《天堂蒜薹之歌》（1990）、《筑路》（1993）、《透明的红萝卜》（1993）和《十三步》（1995）。莫言在接受采访中曾表示：“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最早是因为他们的电影在国际上得奖，造成了国际影响，带动了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学的阅读需求。各国的出版社都很敏感，他们希望出版因电影而受到关注的文学原著，我们的作品才得以迅速被译介。”⑥

翻译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建构力量，与文化之间有深刻的互动关系，翻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决定着中外文化关系的演变与发展，也是特定历史时期中外文化关系影响下的产物。因此，中外文化交流的推进必然为翻译拓展其可为的空间。21世纪初，随着中国和法国在文化等层面的交往不断深入，两国政府决定合作开展“中法文化年”活动。2003年10月至2004年7月，中国文化年率先在法国举办，法国文化界乃至社会各界掀起了一股中国文化热潮。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文化年期间被重点推介的内容之一，2004年第24届法国图书沙龙以中国为主宾国，展出四百多种有关中国的法文图书，包括莫言在内的三十多位中国作家、学者受邀出席。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备受瞩目，其“翻译出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从2002年的17种猛增到2003年的29种，而2004已超过40种，突破历史水平”⑦。在这“突破历史水平”的中国当代文学法译中，已受到法国出版界关注的莫言作品获得了尤为重要的翻译出版契机，2004年内，《丰乳肥臀》《藏宝图》《铁孩》《爆炸》法译本接连被推出。

作为一种象征资本，文学奖项在中国文学外译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往往与文学译介处于某种互动关系中，构成翻译的直接动因。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莫言在法国获得了两个重量级奖项：2001年《酒国》获法国洛尔·巴塔庸外国文学奖，2004年莫言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文学奖项的授予不仅是对作家文学创作的肯定和褒奖，也势必推动作家及其作品在相关翻译场域和文化语境中受到特别的青睐。2005年至2012年，莫言作品在法国的译介得以稳步推进，几乎每年都有新的译作出版，其中包括《师傅越来越幽默》（2005）、《欢乐》（2007）、《四十一炮》（2008）、《生死疲劳》（2009）、《蛙》（2011）等。若将视域拓展至整个海外，可以看到，赢得诺奖桂冠前莫言在其他国家也收获了多个文学奖项，如2003年《檀香刑》获越南作家协会的“翻译文学奖”;2005年获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06年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2008年《生死疲劳》获第一届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2011年获韩国万海文学奖。据笔者观察，“莫言所获国际奖项正好分布在作为莫言作品译介重镇的法国、美国、意大利、日本、越南和韩国，这并非简单的巧合，而是颇为有力地说明了象征资本在文学传播与接受中的重要意义”⑧。当然，诺贝尔文学奖对提升莫言及其作品的国际关注度和影响力具有毋庸置疑的作用，从全世界文学场域来看，这一作用很可能是决定性和导向性的，但就法国而言，她“对莫言的兴趣由来已久”，因此正如学者所指出的，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所带来的影响是“为其在法国的译介与接受注入了新的动力”⑨。借助这一“新的动力”，法国出版界于2013年推出《变》的法译本，2014年又出版了《红高粱家族》的首个全译本。随后几年里，莫言作品的法译本基本上以每年一部的均衡速度与读者见面，包括《超越故乡》 （2015）、《幽默与趣味·金发婴儿》 （2015）、《食草家族》 （2016）、《战友重逢》（2017）以及收录了莫言七部短篇小说的合集《白狗秋千架》（2018）。

翻译活动具有社会性、文化性等基本特征，文学译介必然依赖于一定的外部条件。正是在电影、文学奖项、政府推介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下，莫言作品逐步走入法兰西语境，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最重要的代表。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种契机和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固然十分重要，但决定中国文学在法国译介的最根本动因在于作品本身。如果将世界文学理解为“一种阅读模式”⑩，那么它必然与“主体文化的价值取向和需求相关”k。法国有着深厚的文学传统，对作品的文学特质与艺术创新更为敏感，并且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法国文学和汉学领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知与接受立场便发生了变化，从“通常把中国当代文学视为纯粹的文献”转为意识到“应该开始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待今天的中国文学：作为文学的角度”。l所以，法国出版界在发现和选择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时格外注重文本是否具有独特的文学品质。莫言对此深有体会：“电影只是冲开了一条路，让灯光照在我们身上，能不能持续受到读者的欢迎还是看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实际上，张艺谋也不仅仅改编了我们几个作家的作品，但是，不断被各国译介的就是这几个人，所以，最终还是文本本身的质量决定的。像我被翻译到法国的作品《丰乳肥臀》《酒国》并没有被改编成电影，但要比改编成电影的《红高粱》反响好很多。”m在莫言的众多作品中，《酒国》是极具文本实验意义和文体价值的一部，其法译本于2000年由法国瑟伊出版社推出。可以说一经出版，《酒国》便引起了法国文学界和媒体的普遍关注，成为一个“各界阐释、理解莫言的主要依据”n，并于翌年获得了法国洛尔·巴塔庸外国文学奖。如此热烈的反响和《酒国》在国内一度并不被看好的接受状况形成了反差。探究个中原因，不难发现，作品中彰显出的文学品质尤其是在叙事技巧上的革新构成它在法国得到普遍关注与接受的关键。法国洛尔·巴塔庸外国文学奖对《酒国》的授奖词中所凸显的正是小说在文体上的实验性：“由中国小说家莫言原创、汉学家杜特莱翻译成法文的《酒国》，是一个实验性文体。其思想之大胆，情节之奇幻，人物之鬼魅，结构之新颖，都超出了大多数读者的阅读经验。这样的作品不可能被广泛阅读，但却会为刺激小说的生命力而持久地发挥效应。”o法国主流媒体之一《世界报》也对莫言在《酒国》里运用的精湛艺术技巧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他将寓言、虚幻故事、道家思想和荒诞离奇熔为一炉;他游刃有余地使用镜像效果，模糊了现实与想象的界限”，而“没有使用刻板的语言”来揭露社会问题。p凭借《酒国》的出色翻译同样获得洛尔·巴塔庸外国文学奖的翻译家、汉学家杜特莱（Noël Dutrait）正是莫言作品的主要法译者和研究者之一，论及莫言的文学创作，他表示：“莫言涉及了关于中国社会的所有主题，同时也从来没有忽视文学本身的品质。他不是一个站在这边或那边的政治激进主义分子，而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一位作家、一个关注周围世界的观察者。他能探测人类的灵魂，并展现美与丑、人性与非人性在什么程度上是接近的。他的作品的广度使他成为一个文学巨人。”q从以上评论可以看到，尽管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社会话语产品”，必然具有“认识属性”r，通过文学来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现实的接受路径不容忽视，但就根本而言，作品的文学价值与独特个性应该被认为是推动莫言作品在法国的翻译与接受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二、动态发展的系统译介

自1988年《枯河》翻译出版至今，莫言作品在法国的译介走过了三十余年的历程。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法国出版界推出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时普遍抱着一种尝试的心态，莫言作品的法译因而呈现一定的偶然性和零散状态，《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筑路》《透明的红萝卜》《十三步》这五种法译本“散落”在五家出版社。所幸，这种分散出版的状况很快有了改变。法国翻译家林雅翎（Sylvie Gentil）曾指出，莫言作品法译本的数量远高于其他语种的译本，其原因在于“多家出版社的胆识、寻找新作家的品味以及法国对其他文化始终怀有浓厚兴趣这一传统”s。1995年出版《十三步》之后，法国瑟伊出版社正是凭借过人的胆识和眼光，逐步与莫言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持续、系统地翻译出版莫言作品。瑟伊出版社成立于1935年，在人文社科和文学出版领域享有盛誉，堪称法国出版界的“巨头”，在世界范围内也有重要影响。该社21世纪初开始大规模出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与莫言紧密合作后于2000-2018年间向法国读者推出了包括其代表作《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红高粱家族》等在内的十五种莫言作品法译本。权威出版社的系统译介促使莫言作品法译本“发行量越来越大”，莫言则“被完美地贴上了外国权威作家的标签”t。

特别要指出的是，除了稳定的出版速度和日益增长的发行数量，瑟伊出版社对莫言作品的系统译介还着重体现在该社任用杜特莱和尚德兰（Chantal Chen-Andro）两位固定的译者来进行翻译，上述十五种法译本中，除《红高粱家族》外，其余十四种均由二人分别译出。作为翻译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主体，译者之于译介活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译本的品质如何、文学译介与传播的效果如何，甚至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出去’的目标能否得以实现，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并依赖于翻译家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工作。”u杜特莱和尚德兰不仅是翻译家，也是热爱中国文学、多年关注并致力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汉学家。杜特莱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翻译中国当代文学，先后翻译出版了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韩少功的《爸爸爸》、苏童的《米》以及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师傅越来越幽默》《四十一炮》和《战友重逢》等二十余部作品，为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与接受做出了杰出贡献。不仅翻译成就斐然，杜特莱还长期从事中国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特征与发展进程都有深入了解。翻译家和汉学家的双重身份使他在“翻译什么”和“如何翻译”这两个翻译的根本性问题上有着理性的选择：在拟译文本选择上以文学性为首要考量因素;在翻译过程中“始终努力做一个尽可能忠实的译者”v。尚德兰1990年翻译出版了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此后便长期关注莫言，是翻译莫言作品数量最多的法国汉学家，《筑路》 《檀香刑》 《生死疲劳》《蛙》《变》《超越故乡》《食草家族》等多部莫言作品法译本均出自她的笔下。尚德兰还是中国当代诗歌在法国的主要推介者，翻译了北岛、顾城、西川等一批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与杜特莱一样，尚德兰也主张翻译应遵循忠实性原则，在接受采访时她曾明确表示对美国译者葛浩文“在翻译时考虑读者阅读习惯，不惜说服作家改动行文甚至故事结尾”的做法并不认同，在她看来，“不背叛原文又要琢磨最好的法文”才是译者应尽的责任。w

文学翻译是一个以生成性为本质特征的动态发展过程，翻译的生成既在于翻译之“生”，即原作新生命的诞生，也在于翻译之“成”，即“译本生命在目的语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不断延续、丰富与传承”x。而译本生命丰富性的拓展“不仅取决于一个又一个与原作有着血脉亲缘关系的译本的延续本身，也取决于一代又一代读者对译本的创造性阅读与阐释”y。在这个意义上，“译”与“介”两个方面都不可或缺，法国读者，尤其是文学、翻译和批评等各界对莫言作品的阐释构成莫言作品在法国持续不断得到译介的关键要素之一。在法国，对莫言及其作品的学术研究和主流媒体评论兼而有之，且几乎与翻译出版同步。从第一篇有关莫言作品的学术论文《莫言的〈红高粱〉》（尚德兰，1989）到首部研究莫言的专著《莫言：想象之地》（张寅德，2014）z;从1990年杜特莱在《世界报》撰文称莫言等作家“具有强烈革新性的作品是世界文学的珍宝”@7，到各大主流媒体对《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作品的评论，再到莫言加冕诺贝尔文学奖在各界引发的事件性效应，可以说法国翻译界、学术界和媒体共同建构起莫言作品在法国的接受和传播空间，推动原作获得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持久生命力。如果说，“一个作家在异域能否真正产生影响，特别是产生持久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要树立起自己的形象”@8，那么这一形象的树立既离不开作家具有独特个性的创作本身，也同样甚至更加依赖于目的语读者对作品的创造性阅读，即读者能否在阅读所形成的特定对话关系中发现原作之“美”、参与原作新生命的创造。

法国各界对莫言作品的阐释和解读具有多重性，但其中一个鲜明的特征是注重莫言独特而多元的写作风格。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世界报》很快发表评论，以整版篇幅对莫言及其文学创作进行了介绍和评价。文章对莫言作品语言的独特性和创新性尤为关注：“莫言的语言常常是丰富而精湛的。这种语言擅长在自我革新的同时对自身保持忠诚，不断寻求变化，将形而上与通俗相结合，允许一切极端却又藏身于隐喻之后。为描绘出渴望和贪婪的所有形式以及欲望的力量，这正是必不可少的。”@92014年《红高粱家族》全译本出版之际，《世界报》有评论指出：“《红高粱家族》全译本中尤其体现出一种不多见的对话与描写之间的平衡。当粗犷且有时残暴的口语性逐渐将作者的其他作品转变为激越而感情丰沛的长篇散文诗时，这个故事里的精湛技巧首先在于构思。作为独特叙事装置的情节（从父亲到儿子，跨越三代人）占据了上风。构思和情节调节着莫言特有的丰富文体与奔放情感，同时又适时为其精心设置了开阔的空间。”#0杜特莱则关注到莫言在写作风格上的不断革新：“莫言总是在尝试不同的写作风格。比如，《酒国》像是一本侦探小说;《丰乳肥臀》是一部宏大的史诗般的小说，足可以和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马尔克斯的作品媲美;《檀香刑》有民间戏曲的印记;《蛙》的最后一部则是一出有萨特风格的戏剧。”#1在他看来，莫言之所以“与众不同”，正因为他拥有“强大的写作能力，以及独创又多元的写作风格”#2。这样的解读可以说准确地把握了莫言作品的文学特质与价值，对语言的探索、对叙事技巧的革新正是莫言在文学创作中坚持不懈的追求。他曾明确表示：“我对语言的探索，从一开始创作就比较关注，因为我觉得考量一个作家最终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鲜明的标志就是他有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文体，而且我又觉得如果过早地让自己的语言风格定型的话，那么这个作家实际上也就没有发展了，就终结了他的艺术生命，应该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只有在不断的探索当中，包括语言的探索，小说其他的一些技术层面上的探索，才能时刻处在具有创造精神的状态。”#3此外，在对莫言的阐释与接受中，法国评论者还敏锐地捕捉到莫言作品与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共通之处，认为莫言的创作不仅让人联想到福克纳和马尔克斯，还“具有某些法国文学的特质”，如“在《丰乳肥臀》这幅令人目眩的中国历史画卷中，莫言富于创造性的、气势磅礴、激情澎湃的语言，讽刺夸张的描写，民间故事的风格，对荒谬现象的有力批判都不禁令法国评论者联想到拉伯雷的《巨人传》”#4。这样的参照式阐释不仅揭示出莫言作品中引起法国读者共鸣的特质，也无疑更激发了文学接受中的某种亲近感。无论对原作文学特质的准确把握，还是拉近读者与原作距离的阐释参照，都对莫言作品在法国的持续译介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