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与表现力

运用双语，是将莫言的作品以及其所承载的世界和文化成功地在法语中再现的方法之一。在人文科学领域，一些学科正关注着全球化时代双语现象产生的背景和重要性，而双语现象正是这些学科的研究课题。在文学领域，许多研究关注的都是基于语言流放或双重文化状态的创作维度，以重新思考文学与语言的关系。

与创作过程不同，翻译所引发的双语现象受到诸多限制。我们在莫言译本中发现的特质与这种媒介情况有关。首先，中文在法语文本中的出现仍然相当有限，译者的任务是将一种语言的特殊表达方式所传递出的信息悉数通过另一种语言的传递出来。第二，这种表达方式并非以汉字的形式出现，而有些华裔法语作家或法国东方派作家的作品却用汉字的方式。第三，两种语言的互动延伸到文本以外，译者利用正文之外的某些空间作为创作天地。

一、语言的交锋和差异的转移

源语言的转移是翻译行为策略的一部分，将外国作者和接受国读者这两个对话者联系了起来。译者既要努力接近目标语，又不能脱离源语的精神，在这个过程中，他要考虑到受众的适应能力。当遇到文本中时而出现的“不可译”情况时，需要借用汉语来应付一些特殊现象。当法语中没有对等词时，借用汉语可以避免译文冗长或语义不足的情况。而这种方法产生的效果则超越了简单地解决语言问题的范畴。

中文词汇在翻译时采用的是音译的方法，并以斜体呈现，必要时添加注释。第一个音译的例子是“炕”，因为这个字频频出现，几乎在莫言的每一部作品中都能读到。《丰乳肥臀》（Beaux seins， belles fesses）全书824页，其中61页中出现了“炕”字。“炕”字第一次出现在文本中时，伴有或详或略的脚注，比如在《牛》（Le Veau）中，该字的注解如下：“中国北方的一种特有的家具，由砖砌成，下方可以加热。炕搭在客厅里，人们白天的时候坐在上面。”a第二个高频转移词是“衙门”，在《檀香刑》（Le Supplice du santal）540页的篇幅中出现了82次。和“炕”不同的是，“衙门”的注解甚少：在《蛙》（Grenouilles）中出现了一次b，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词仅仅被打上了斜体。

如果说一些已经被列入法语词典中的中文词汇，如风水、阴阳、气功、太极和功夫，对稍稍了解一些中国文化的法国大众来说并不陌生，而其他一些词汇则仍旧充满着神秘感。中国的乐器名也多次出现。其中，唢呐通常不附加注解，而二胡、琵琶、琴和胡琴则附有注释，可参见《爆炸》（Explosion）c。而在《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Le Coureur de fond）中，即使不给“二胡”添加注释也不影响理解，因为文本中，“二胡”的前后有京剧、话剧、演奏家、剧团等词。而鲜为法国大众所知的“猫腔/茂腔”（在一些故事中被译为“opéra chat”），直接被纳入《丰乳肥臀》中，给这部作品带来了充满神秘气息的特殊旋律：“人的呻吟声锯割心弦，使浑身震颤，耳朵里出现旋律，像熟悉的茂腔调儿。”d

排在前几位的汉语照搬词呈现出几个有趣的迹象：炕、衙门和唢呐分别统治了三部小说。“炕”是《丰乳肥臀》中最引人注目的布景，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家族在传承中纠缠不休的故事，“衙门”在《檀香刑》中反复出现，这本小说上演了一幕幕诉讼和酷刑的戏剧，而贯穿整个《红高粱家族》（Clan du sorgho rouge）的图景深处，无不回荡着唢呐声。

中国的计量单位仍然保留着原有的名称。译文重现了中国传统的计算距离、面积或重量的方法：厘、尺、亩、顷、担、斗、两等，这些单位敲响着莫言世界里独有的生命节奏。

作为解决翻译语言问题的方法，对源语的借鉴还是显现出一种表现性意图。中文代替了法语用法或释义的词语，并作为工具重构了奇特、怪异。法国读者正是以此方式了解了《牛》中的“馒头”e，《透明的红萝卜》（Le Radis de cristal）中的“窝窝头”f，《快乐》（La Joie）中的“包子”g，《丰乳肥臀》中的“旗袍”和“快板”h。中国所独有的背景通过这些浸满社会文化氛围的词汇传递出来。《四十一炮》（Quarante et un coups de canon）中，“户口”让人联想起“一种明确此人居住地的一种当地身份证明”i，“被剃了一个阴阳头”让《蛙》中批斗大会上被告人一半有头发一半光秃秃的画面跃然纸上j。这个以蝌蚪之名讲述的故事引入了“娃”这个拼音符号，同时也影射“青蛙”“娃娃”和“女娲”：这个音是唯一一个可以囊括在这些相同汉语发音的词背后作者的全部意图的符号。

在追寻忠实和可理解性、连贯性和乡土性之间的最佳折中点时，译者选择的方法或多或少涉及对双语的运用。以《十三步》（Treize Pas）法译本为例，这部译作中没有任何一个译注，也没有把任何一个异语环境下的文字打上斜体，就算是“毛”，也直接被当作人民币单位来使用。一些中国特有物品被翻译成法语：“馒头”被译为pain à la vapeur（蒸面包），“二胡”被译为violon（小提琴）。而在中文语境中重半斤的对虾，翻译成法语后，每只重125克。原文中的部分信息没有被汉化，如此一来，译文更贴近法兰西语境，阅读也更为流畅。我们在此无意评判翻译本身，也不打算将讨论引向方法论问题，我们从关注双语现象的角度证实了这一现象在翻译中的作用。所有的翻译方法都朝着一种共同的努力，只不过或多或少地更接近保罗·利科（Paul Ricœur）在《论翻译》（Sur la traduction）中所提到的两种命题：把读者带到作者身边，把作者带到读者身边k。不得不承认，就汉语到法语的传达而言，即使是成功的翻译，以原形式呈现出完全对等的语义也只是一种幻想。

二、从双重性场所到跨文化对话

将汉语引进法语，既在法语文本中散播了活力，又造成了障碍。源于语法、句法和词汇结构的特殊性所额外造成的语言差异并未削弱，反而更加凸显出来。语言的流放超出了异国情调和地方色彩的效应，创造出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的交汇场所。

直接翻译是一种直接援引法语和汉语的方法，在转译过程中很少使用。这样的例子很少，而《丰乳肥臀》中恰好有一例：上官家新出生的一对双胞胎叫“金童玉女”（Enfant d’or， Fille de jade）。l语音和语义并置营造出视觉和听觉上的奇异效果。这是双语作家的优势所在，而译者更倾向于选择更适合他们的领域：副文本（paratexte），其中脚注是他们最爱进行发挥的空间m。《酒国》（Pays de l’alcool）中，“老”和“小”这两个姓氏之前的汉字被翻译成法语，并添上注解：“当两个中国人熟到一定程度时，可以在姓前面加上‘老’（vieux）或‘小’（jeune）来称呼对方。”n同一种方法在这些译者翻译的其他段落中也多次出现，虽然中文和法文交替出现在正文之内或之外。

译注不经意间对读者进行了一场汉语启蒙。读者正是以此方式了解了皇家学术机构“翰林”和以手机铃声命名的第一代移动电话“大哥大”。“家乐福超市”（supermarché Jialefu）的译注以旁白的形式让法国读者看到了法国大型连锁超市的中文名字，它是对法语发音carrefour的模仿，于是法国人看到这个名字的另一种解读：“福、乐、家”o。《师傅越来越幽默》（Le Maître a de plus en plus d’humour）中“下岗”一词，是“被炒鱿鱼p”的同义词。在《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中，数字“8”与“发财”连在一起，译者做了如下补充：“在南方方言中，数字8和 用于‘晋升’、‘发财’的‘发’字读音几乎相同。”q《藏宝图》（La Carte au trésor）中，高贵的地区巡视员被人叫作“绿帽子”;对此，译注介绍了“王八”和该词的言下之意，以及“鳖”和“龟”的细微差别。r《铁孩》（Enfant de fer）中，解释“狗剩”一名时，译者介绍道，中国乡下人给孩子起名字时会带有贬义，目的是不让自己的孩子那么容易被掌管生死的阎王发现。s

这些暂时脱离阅读文本的“离题”文段通过中文的特殊性把读者进一步带入中国的世界，让读者和译者都感到愉悦。这不免让人怀疑有贪恋博大精深的汉学之嫌，但正如海然热（Claude Hagège）论述双语现象时所说：“如何拒绝这种附件的人性味道？”它让拥有两种语言的文学作品“充满了魅力”t？ 注释有时会在一种真正的文化教学氛围中展开。在此，我们来欣赏一段带有异国情调的描写：“蜜色”是“一种表面细腻光亮、不加纹饰的灰釉”，“采花”既表示“采摘花朵”，又表示“奸淫妇女”，“羊脂玉”是所谓的“绵羊油脂”的玉u，“四通”和武术技巧中的“扫堂腿”，这些名字也不乏秘密和好奇之处v。我们发现，《生死疲劳》（La Dure Loi du karma）中的滑稽名字“朱九戒”，其实是作者在影射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经典人物“猪八戒”。w

解释性话语是译文中出现译者自己声音的场所，译者在这里拥有绝对的自由，可以游刃有余地运用汉语特有的庞大词汇和符号库。我们品味到表达的奇特性以及差异所蕴含的力量。与莫言的创造性和表达能力相辅相成的，是翻译的创造性和表现力。基于此，译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变了：译者，或者说法语文本的作者，在这段时间内，是中国语言和文明的传授者。

广义上讲，双语体验并不止步于目标语言的搬移。汉语在文本中以重构的形式出现，即使在同样的法语中也凸显出相异性。“知青”（jeunes instruits）这一表达反复揭示了那些毕业后被送到农村的青年的境况;“根正苗红”（jeune pousse aux racines rouges）指的是那些“社会出身好”的青年人x。《生死疲劳》讲述了大量历史事件，用一系列法语中见所未见的表达方式勾勒出人生的沧桑：“牛鬼蛇神”和“黑五类”指“文革”期间遭受激烈批判的群体。“砸狗头，砍高草，拔大毛”重现了政治运动时期的口号。在另一篇目中，“兰花手”诗意地描绘出古代舞蹈的姿态y，“银河”展现出对“乳河”的另一种认知z，“野鸡”指私下里卖淫的妓女，与中国坊间叫法相仿@7。

法语中的习惯用法被模仿中国习语的直译方式所替代，我们在和一种不那么张扬的双语现象打交道。句法迁移和词义创造与隐藏于文字中的互文性相呼应，因此，某些以法语写就的表达需要添加注解才能为读者所理解，而其他不那么神秘的表达也须以汉语的方式来阅读。如果没有译文所传递的信息，我们怎么会知道“哥哥”“妹妹”@8是些充满暧昧、打情骂俏的称呼，又怎么会知道“黄色”有时候须被看作跟道德有关的色调@9，还有，“吃豆腐”所勾起的是一种与美食无关的欲望#0？

用中文来读法语，或用法语来说中文，去地域化的进程是双向的。在引文中使用词汇化的意向与原文表达相呼应。我们在同一种语言中体验双语现象，正如吉勒·德勒兹（Gilles Deleuze）充满激情所说的：“即使在一种语言中，我们也应该用双语表达”，“我们必须像外国人一样用自己的语言说话”。#1

三、人名盛衰记

人名，就其形式的性质而言，一般来说并不属于双语的范畴，虽然在音译和意译间权衡，也总会出现两难的局面。然而，在涉及莫言的作品时，出于种种原因，在这一视角下的对人名的考量是绕不过去的。如果说，在传奇的专名学还尚未为人所知时，有人就已经声称专有名词有所指而无意义，而在那时，没有人怀疑中国作者出于何种动机使用专名。莫言是最擅长创造专有人名体系的作家之一，他能同时利用语义、声音和汉字图形。他笔下的人名绝不是简简单单的人物指称，也不只是像西方作品中的人名那样传达一些地理和社会信息，这些人名蕴含着丰富的潜台词、内涵和参照信息。它们在法语文本中，既有专有名词又有普通名词的效果。

艾乐桐（Viviane Alleton）认为，移植到欧洲语言中的中文姓名存在着意义过剩或不足的问题：“很难找到一种既不完全抹去中文名的语义价值，又能将其安放在次要地位的方法。”#2这一十分贴切的说法不包括“夸张表达”这一特例，即作者造出来的姓名具有超出指代人物的力量。为了给姓名一种夸张的描述力，名字的每个音的含义都被解释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