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灵谿词说正续编》的学术示范意义

作者: 汪泽

论《灵谿词说正续编》的学术示范意义0

《灵谿词说正续编》由缪钺、叶嘉莹二位先生合著,内中论词文字自1982年至1992年陆续完成,于2015年方以今名珠联璧合。“灵谿”之命名,由郭璞《游仙诗》“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灵谿可潜盘,安事登云梯”断章撷取而来,因词作深蕴幽美的声情特质,与景纯诗所渲染的窈眇境界神理互通;吟词研酌之用心,颇似“潜盘”之意;词境徜徉之喜乐,更能摒绝“云梯”之虚夸向往。《词说》以论词绝句86篇冠首,接论词之起源、特质,后依时代为序选评唐、宋、金、元、明、清至近代名家名作,兼插词史现象与理论专题。该书在传授治词心得、诗词理论与文史知识的同时,也具有文学研究方法的启迪作用,对于学术研究及相关论著撰写体现出示范意义。

古人以诗为教,小而言之,可识鸟兽草木之名,可助应答谏对之策;大而言之,则推己及人、由家及国,维系着“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重要使命。词乃诗之支流,经由雅化提升,情志内涵与文化意蕴实不逊色于诗,且能以要眇宜修之体言诗之所不能言。延书名之譬喻,《词说》一部,实无异于仙槎宝筏,引度读者超脱浮华妄念,洄溯于灵谿清波之上,以澄明觉悟之心领会词之妙谛深情;亦能通过理论知识、研究方法乃至论述风格的传授使读者自得筌罤、满载而归,达成一种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诗教”。

知情兼胜

文学是人学,情灵摇荡的本质属性使其研究不同于纯粹理性的认知活动。词作之细美幽约冠居文学众体之首,若无纤敏心性、浓挚爱恋,在品读过程中自难以达成兴感之契机,要眇宜修的美感特质无从知会,更休谈传统诗教在美育基础上陶冶性情、塑造人格的终极目标。叶嘉莹先生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称静安具有知与情兼胜的禀赋,而诗词研究活动中“知”与“情”的融通,也为缪、叶二人相互认同乃至精诚合作奠定了基础。缪钺先生评价叶氏诸作“在理性论析的文章中,显示出诗人的气质与襟韵”;叶先生亦认为“诗人之禀赋与学者之修养的相互结合”是缪先生过人成就的形成因素之一。两位学者合著之《灵谿词说正续编》可视作清明渊默之理智与丰沛敏锐之情感共同灌注下绽放的思想之花。

缪先生有“熟读深思”的治学经验,主张将书本内容熟读成诵,以至“召之即来,运用自如”,“在思考问题时,也容易联想,左右逢源”(《治学经验漫谈》)。“联想”起源于对事物之间相关性的敏锐感知,但要有相当丰富的文史积淀,才能找到足够规模的材料支撑、文化参照而“左右逢源”。同时,“联想”作为一种灵动但又虚浮的直觉印象,需借助烂熟于心的各种理性知识加以验证、落实,升华成相对成熟的学术命题。《论语》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熟读深思”集学、思二者之长,是学者智识与诗人灵感的结合。此一经验,值得所有古典文学修习者仿效学习。

缪先生以历史材料为支撑,冷静客观地纠正了前人有失公允之“定论”,流露出对古人的深切理解与同情,其词论不失为历史理性与人文情怀的交织合鸣。如南宋文人史达祖因依附韩侂胄假威弄权而遭人诟病,对其词作的评价,也大多围绕咏物尖巧、闲婉精工展开。然缪先生指出,随着晚年生存境况的改变,史梅溪亦有苍凉劲健、豪壮激楚之作,成就并非仅限于咏物;且词中表现出思君恋阙、平戎报国之心,不可将其人格全盘否定。由此可见,诗词研究亦需秉持历史文献学家的实证考据精神,以严谨态度还原历史真相,将知人论世之原则自觉内化,方能游刃有余地回翔于文史之间,赅备考甄词人身世经历与创作时代背景,以审慎全面的结论矫正固执偏颇之成说。

叶嘉莹先生谈诗论词以“兴发感动”为核心,融会个人生命体验与作者、文本展开交流,迥异于一般的模式化解读。但剖析辞藻、句法、故实等,自需要文艺学、语言学乃至历史文化诸多方面的知识积淀,并非只是感性吟赏而已。同时,将外在形貌、表层情事所引发的直观赏爱与感动上升至学术研究层面,也至关重要。叶先生教导读者,“诗词之评赏,在辞句及内容等外表的区分以外,实在更当注意其在风格与意境方面的更细致也更深入的一种区分”。《词说》叶著诸篇在对词人词作同中之异、异中之同的揭示中,即体现出一种可供后学研习仿效的思辨逻辑。

同中之异,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为同一词人在不同时段的作品属性变异。如叶先生指出李煜毕生以真纯任纵之笔写词,然其词作实经历了“感知、感动与感发”三个层次。其二为同类词风在不同词人手中的差异展现,乃至对于词史流变的不同意义。如欧阳修词和苏轼词均表现出游赏山水的放达气度,但前者是“借外景为遣玩”的情绪疏放,后者是“哲理之妙悟”的襟怀旷放,故子瞻能在承袭永叔遗韵的同时,为词之发展开拓出更为广博的天地。又如晏几道、秦观词中俱蕴含着孤寂离索之伤心意味,然晏小山是对往昔欢乐的深情追忆,秦淮海却有着对宇宙人生的悲慨究诘。二人之婉丽令词同为词史长河中的逆溯回流,但小晏所为,源于个人学养阅历的有限,而秦观所为,则有一种对词体本质重新体认并加以开拓的意义。

异中之同,即看似迥异之词人词作的相通质素。以叶嘉莹先生对柳永、苏轼词作的分析为例。词学界惯用“腻柳豪苏”强化两家差异,而叶先生却关注到柳词对苏词的沾溉,且依史实推翻了陆侃如、冯沅君有关苏轼早年学习柳词的片面臆断之说,指出耆卿对东坡的影响在于其部分词作中“不减唐人高处”的兴象之美,即阔大景象与雄健音节共同形成的感发力量。如此层层剖辨,周至绵密而明晰透辟,达成对词人之间区别联系乃至词史通变历程的理性认知。

文质相炳

“文”与“质”的合一,由最初语境中的儒家君子人格演化成为中国文人对于辞采与内容并重的著述理想。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有“文附质”“质待文”之说,谓“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情感、理论、史据等构成了词学论文的主体要素,辞采则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诚然学术著作对辞采的要求不同于文学作品,但“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恰当的辞采不仅能够表现著者之学术个性及文化底蕴,更有助于增强文章的感染力与说服力。缪钺先生曾赞史学论文之妙语如“宝玉明珠,精光四射,能引起读者遐思远想”(《要言不烦》);又赏清代汪中考订之作“于莹彻之外,兼有渊懿之美,非但爽目,且能悦心”,称“考证乃朴学,固不必重文采,而文辞工者,其说易明”(《汪容甫诞生二百年纪念》)。史考之作尚且如此,诗词论著的造语行文更能与研究对象的声情意境相得益彰。

《词说》两位著者身兼创作、研究二技之长,除却“灵谿”命名之清新幽邃,86首论词绝句在概括篇章内容的同时,也为全书注入精雅诗意。文章结语的设置更见独出心裁处。缪先生《论苏、辛词与〈庄〉〈骚〉》以古典词话收尾,强化苏辛词风之异;《论文天祥词》末录文氏友人邓光荐《唐多令》一首,悲婉感怆之气与通篇所论文天祥其人其词之贞刚壮怀浑融合一;叶先生《论纳兰性德词》,以自撰两首隽秀小诗收束全文,总结读词因缘体悟。如此的写作方式,既襄益于内容表达,又赋予理论文章韵流弦外之致。

诚然,缪、叶二先生皆为深受传统学术郁陶的硕彦通人,极善以精警言辞概括词人词作体性风貌,又得古典诗话象喻批评之壸奥,有文质相炳之美,而无言隐荣华之失。对于多数普通学者而言,以恰切熨帖的诗词古语收束论文颇有困难,但仿效二先生,在翔实细致的论证解说中插入具体形象和缤纷色彩,则相对容易。笔者以书中内容略举数例,或可为读者诸君带来启发。

叶先生将温庭筠、韦庄、冯延巳词富于联想与感发之深婉蕴藉视为词体美感根基,晏殊词与欧阳修词“正是在此一根基最富于滋长的生命力之时所衍生出来的同株异干的两种绝色的花朵”,形象说明宋初晏、欧继往开来,将唐五代令词的潜能之美发展到极致,又表现出不同特点;强调晏几道词于追逼《花间》的同时有所新变,谓其“在回流的嗣响中,为歌筵酒席的艳词另开辟出了一片绿波容与、花草缤纷的美丽天地”,小山词不同于花间艳曲之清新鲜妍跃然纸上;称陆游以词抒写收复中原之壮志豪情,“如同一江浩荡的流水突然遇到了无数峭壁的阻拦”,指其强直雄心于境隐言长之幽狭词体中盘郁出荡折横飞之美;表现陈子龙“直接唐人”的成就,赞其“使得早期之令词的已成绝响的特美,又重新在词坛上开出了复苏的花朵”,即陈词于明末复兴了唐五代宋初词质朴深挚而潜能丰富的美感。缪先生评李清照词“言情写景,皆从高一层着笔,使读之者如游山水,于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之中,常见秋云数片,缥缈天际”,“有姑射神人吸风饮露之致”,道出易安词于芳馨秀逸中蕴含神骏清超的特点。极富立体画面感的论述语句易使读者引发深美联想,加强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且二位先生皆对之把握精当,使文章总体上仍不失却和雅整饬、朗洁畅达的现代论文规范。

中西汇通

清末民初,王国维以导夫先路的姿态于西学治词道路上迈开了第一步,《人间词话》在本土象喻批评与域外美学观念的双向建构中表现出含混晦涩之处,但毕竟为中国古典诗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面向。20世纪的百年之间,文学学科走向独立,文学批评系统化成为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研究者愈发认识到旧式词论诗话的偏颇之弊——重创作实践而轻理论总结,重比兴联想而轻科学阐发,重直观意会而轻逻辑思辨,踵武静安走中西汇通之路成为必然选择。大量西学理论术语涌入中国古典诗词教学与研究领域,于丰富话语体系、加强理论支撑、提高逻辑修养方面自有其积极作用。但毋庸讳言,中西历史文化、诗学传统存在着巨大差异,引用西学术语而理解粗疏、削足适履的情况并不少见。《词说》将各种学说融会贯通,共同服务于词学研究,为后学者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经验指导。

缪钺先生诸篇词论未明显涉及域外理论,但缪先生本人确曾在吴宓、郭斌龢建议下阅读西学著作,且撰《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称王国维词论“精莹澄彻”,“当受叔本华哲学之濬发”;更在唱酬诗中盛赞叶先生“能从西哲参微旨”。因此,以西学理论为航标,引领世人畅游“灵谿”妙境,不失为二人合作著书的一大思想基础。

凭借学贯中西的知识底蕴,叶嘉莹先生深刻认识到中国词学与西洋文论的契合之处,借用西方近代现象学、符号学、接受美学、阐释学及女性主义文论等,颇能解决历史遗留的诸多困惑,如词流离于政教之外的独特属性,寄托之意的有无深浅,婉约豪放的正变优劣之争等等,亦可尽前人词论未尽之奥旨。

在《从一个新论点看张惠言与王国维二家说词的两种方式》一文中,叶先生以克利斯特娃符号学理论参证中国传统比兴手法,说明诗之托喻与词之潜能的不同,借此解释张惠言、王国维用屈骚之意解读唐五代歌词的内中差别。王氏借“众芳芜秽,美人迟暮”阐读李璟《摊破浣溪沙》的同时不满张氏为温庭筠《菩萨蛮》罗织“初服”之说,因张以“比”说词,王以“兴”说词;温词“画蛾眉”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有符号学之“语码”作用,以失偶佳人妆容不毁暗寓不遇才士修身自洁,李词“菡萏香销翠叶残”靠文字传达出美好易逝之慨,吻合词人作为偏安君主的隐性危亡意识;张氏之论旨在政教,王氏之论偏重哲理。站在克利斯特娃“象征”与“符示”两类符号意义的角度,张惠言以词之“符示”等同于诗之“象征”,将“生发运作”的符表与符义关系限制在实指层面,使词作丧失了在作者与不同读者之间融变感发的可能,故而被王国维讥以“固哉”。先生又撰《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将中国逐臣弃妻的伦理同构传统结合西方文评所谓之“弃妇”心态、“双性人格”,纠正了张氏比兴寄托话语影响下周济、陈廷焯关于词作女性叙写的种种理论失谬;亦指出诗化之词在表达激昂悲慨之男性意绪的过程中,同样能够形成反复缠绵的女性语言特色,具备双重意蕴之美。故而以言外感发之潜能为赏阅标准,婉约、豪放并无高下之别。

叶先生一方面主张把中国诗歌传统“放在世界文化的大坐标中去找寻一个正确的位置”,另一方面则声明域外话语只能作为“方便立说的参考”,可见在具备世界眼光的同时,亦把握住了中国诗学的本位性,体现出某种“中体西用”式的研究原则。如先生利用女性主义文论提出的两性语言差别分析诗、词语言形式之不同,却能脱离西方女权主义束缚,指明女性语言的非理性、含混、破碎之处对于中国古典词作而言并非劣势,而恰为促成词体曲折幽隐之特美的重要质素。又如《论纳兰性德词》一文曾引介伽达默尔诠释学之“视野”转移,以及姚斯接受美学之“阅读三阶层”的相关内容,但先生仍以自身随际遇学养改变对纳兰词声情特质的不同认知态度为论述中心,姚斯三层次说与读纳兰词的三阶段体认分别体现出相近、相反、相通的关系,并非机械性的模式套用。这种对于域外理论的运用尺度,同样是后辈学者在诗词教研过程中需要审慎注意并借鉴参考的。而立足民族诗学本位,集百家之长为我所用的学术气魄,在当今倡导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更体现出重要的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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