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祜研究辨疑三题

张祜，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起着承续中晚唐诗歌传统的重要作用。但其命运多舛，身前不得入仕，身后多年受到冷遇，正史无传不说，长期以来，即在野史中亦无较完整的述说，直到元代，方在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中有较为完整的呈现，垂至近现代，在一些文学史和唐诗研究的专史之中，也往往只是一闪而过的配角。

20世纪80年代以降，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张祜研究已成为唐诗研究的一个关注点。《中国大百科全书》收入孙望师所撰的词条，论断审慎，言简意赅；2014年译出的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先生的《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中，为张祜安排了篇幅甚长的专节，让我们见到了在西方诗学视野中的这位诗人；2020年，《张承吉文集》（宋刻十卷本），整理为《张祜诗集校注》出版，集前整理者尹古华先生《张祜及其诗（代前言）》，为全面介绍和评价张氏的专文，此外还有相当数量论述张祜及诗的文章。

先师时贤有关张祜的轮作中，诸说纷呈。既有一些共识，也有不少分歧很大的地方。这是缘于持论者治学方法有所殊异，史料鉴别取舍有所不同而成的，所好的是，张祜现存的诗作多达517首，与其交接的友人以及笔记、诗话中也留存较多的记载，笔者不揣谫陋，从分歧较大的论点中择其要者，就张祜研究当下所能占有的材料，本着精思细审，谨斟慎酌的理念和方法，陈疑辨疑，胪陈己见。

本文拟辨析的疑点有三：一为身世之谜，一为不遇之因，一为成就评估失衡之故。兹分述于后。

辨疑之一：身世之谜

张祜身世，包括其名字、生卒年、籍贯等，皆有不同说法。

先说其名，张祜的名字常被弄错。唐代和其后的典籍中，不少将“祜”误写为“祐”，如《唐人选唐诗》中的《又玄集》。即使是最早为张氏立传的元人辛文房也弄错了，传文的首句是“张祐（祜），字承吉”。

“祜”“祐”字形相近，字义又互训，从其字“承吉”来推详两字均可。据说张祜自己对此事也很苦恼，于是给儿子取个小名叫“冬瓜”。他人觉得这件事难以理解，“或以讥之，答云：‘冬瓜合出瓠子’，则张之名祜审矣。”（【明】胡应麟：《诗薮》），张祜利用“祜”“瓠”谐音和俗谚，帮他人辨正了自己的名字。

不过此事也有异说，谓张祜晚年“以诗上牢盆使，出其子授漕渠小职，得堰俗号‘冬瓜’”，“冬瓜”是河堰名，并非其子的小名。此说出自唐人笔记《桂苑丛谈》），揆诸情理，一位有名望的士子，为了别人不会把自己的名字弄错，竟给爱子起个不伦不类的小名。故似以后说为是。

其二，说其生卒年。先说生年，孙望师说，“（张祜）生卒年不祥，约生于德宗贞元初”。贞元建元为785年，“初”当为二或三年，即786或787年。另说则谓张祜生于宪宗贞元八年（792），卒于宣宗大中七年（853），享年62岁。此说为现代学者闻一多在《唐诗大系》中提出的，但闻氏并未交代其来源，因而有的学人，如宇文所安，在这两个年代前均加个“约”字。尹古华先生对闻说加以考订。据张祜诗《题青龙寺》云及“二十年沉江海间”（《题青龙寺》），青龙寺在长安新昌坊，说明他20岁那年曾游京师。另据李涉《岳阳别张祜》云：“十年蹭蹬为逐臣，鬓毛白尽把江春”，李涉任试太子通事中书舍人。因言事被贬，时在唐宪宗元和六年（811），据这些材料倒推过去，张祜的生年则为792年。孙说与闻说相教，张祜生年推迟了六七年，则其游长安时只有十三四岁，与张诗作所言“二十年沉江海间”，即20岁时初游长安说不合。尹氏就问说考订，有材料支撑，不过在诗中记年，往往用约数，不能全依照数学式计算，似以加一“约”字为宜。

其卒年，诸说均据《新唐书·艺文志四》，谓其“大中中卒”，尹古华先生考订，大中是唐宣宗的年号，前后十三年，“中”当理解为六七年。另据陆龟蒙《过张祜处士丹阳故居诗并序》：“死未二十年，而故姬遗孕，冻馁不暇”，陆诗序写于懿宗咸通十年（869），咸通十年距大中十年为十七年，符合陆龟蒙所言死未二十年的说法。不过如前对其生年说所言，似乎也得加一个“约”字。

其三，张祜的籍贯，有标定为清河（今属河北）人，有谓南阳（今属河南）人，尹古华先生，据宋代学者张瞬民《画墁集》卷七记载见到的碑刻：“刺史杜牧、建安张祜书石”，推定石刻所书“当是可靠的，清河、南阳都是张姓郡望”。其本籍当为建安（今为河南许昌市建安区）（《张祜系年考》）。张祜喜书碑勒名，笔记上多有记载，张舜民所言可信。

辨疑之二：不遇之因

张祜，20岁左右，首游长安之际，已名动公卿，据陆龟蒙追忆：“（张祜）元和中宫体小诗，辞曲艳发，当时轻薄之流能其才，合噪得誉。”（《和过张祜处士故居并序》）甚至还有一则近于神奇的传说，武宗病笃时，宫人请为之歌舞《宫词〈故国三千里〉》，歌舞毕，宫人气绝而亡。

然而，张祜纵有着盛名，却连入仕也不可得。有关张祜研究和记述的文字，几乎一致认为，是由于元稹和白居易从中作梗，名之为“与元白交恶”，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公案。小有不同的是孙望师的论断，谓其不得见用的原因，为“当时或病其‘辞曲艳发’。流于轻薄；据说元稹且以为张祜雕虫小技，有伤风教”，而将白居易置而不论。或许这是认为此事有玷白公请誉，而元稹人品历史上素有非议，他因妒才而生毁议，则不难理解。

好在有比较多的材料在，不难推详出令人信服的论断来。张祜自称处士，但他并不能像许由、务光那样超然物外。遁迹山林，而是和一般士子一样，胸怀济世之志，期盼进入仕途，得以建功立业。不过他与一般士子有所不同，既不屑刻意揣摩应试诗赋写作的程式规范，一次次去参加科举考试，又不想去投靠某个封疆大臣，任幕职官而得到长官推荐，他想如李白一样，为重臣荐举，一下子就能立身朝廷。

张祜半生浪迹天涯，大半是为了寻找到赏识和乐于荐举自己的贵人。为此，他几乎走遍了大唐疆域，“南穷海徼北天涯”（《所居即事》），他西北到达东受降城（时属灵州，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境内），东南到达南海（时属广州，今为佛山市南海区）。

耗费了几乎半生精力，投献了大量的诗章，张祜终于找到两位赏识自己的重臣，有了两次被荐举的机会。

第一次，宪宗元和十五年（820），时张祜年约二十八，是由北郡留守、河东节度使裴度举荐的。表文连同张祜手录的新旧诗作三百篇一同献上。表文虽不可见，但从张祜对裴度的感情投资来看，推想荐词当是相当恳切的。张祜为了得到推荐，做足了功课。于其晋谒投献所写的《献太原裴度相公二十韵》，对裴公揄扬备至，从大背景“万古元和史”说起，标定裴度在平定淮西三州中的功业，“一镜辞西阙，双旌镇北都。轮辕归大丘，剑戟尽洪炉”，堪与韩愈的《平淮西碑》相提并论，裴度自然也会投桃报李。裴度是朝廷中举足轻重的大臣，诗文又享有盛名，在张祜看来，此次定能进入仕途。在长安待了一年多，等待君王召见，结果是无功而返。

第二次，文宗大和五年（831）秋，时张祜年约三十八，是由太平军节度使令狐楚举荐的。令狐楚亦为唐代重臣，有名的诗人。荐表中对张氏至为推重，谓其诗云：“凡制五言，苞含六义，近多放诞，靡有宗师。前件人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机甚苦，搜象颇深。辈流所推，风格罕及”，文宗就此事听取臣下意见。元稹对答，说：“张生雕虫小巧，壮夫耻而不为者。或奖激之，恐变陛下风致。”文宗接受了这个意见，张祜求仕的努力又一次受挫（事见【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尹古华先生考证，元和三年，元稹罢浙东观察使，回京任尚书左丞，四年正月即出京任武昌郡节度使，不可能于大和五年时在文宗面前言事。但另有人考证，《唐摭言》可能是把时间弄错了，元稹进谗言是发生于穆宗当朝，张祜第一次被举荐之际。

为了等待君王召见，张祜，在长安待了三年，“三年虚度帝城春”（《长安感怀》），他终于心灰意懒，不再谋求官职了。

在没有得到荐举机会时，张祜埋怨“唯恨世间无贺老，谪仙长在没人知”（《偶题》），慨叹自己没有得到有力者如贺知章者的援引，如今遇到比贺老分量不知重多少的权贵和文坛领袖的荐举，依然改变不了身份，回到江南以后，在《伤怀寄苏州刘郎中》中，慨叹“天子好文才自薄，诸侯力荐命尤奇。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更不疑”。刘郎中，就是由礼部郎中出任苏州刺史的刘禹锡。刘氏在元贞革新失败后，被贬谪到边州多年，宦海沉浮，命运多舛，张祜想从这位同命运的前辈诗人那里得到慰藉

在第一次荐举碰壁以后，张祜对谋求贵人举荐事有所动摇，决定去参加科举考试。

穆宗安庆三年（823），张祜年约三十一。这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仲春，牡丹花开时，他从苏州出发，到杭州去参加乡试。

唐代乡试，就是参加朝廷组织的进士考试前的资格考试，不过那时并不像明清乡试那样，确定考期，选定考场，拟定考题，统一考试，而是由州郡长官考察后择定。州府的推荐名额非常有限，每个州府只有数名，竞争异常激烈。

张祜去杭州参加乡试，是仰慕白公的诗名和清望，相信自己一定会被赏识。其时，与张祜同来应试的，还另有一位也是颇有名望的诗人徐凝。白刺史觉得一个个地面试太费时间，于是别开生面，决定让张、徐二人各自吟出其诗，以定去取。

这场面试，有类于今天电视流行节目——才艺大比拼，不过评分定夺，唯有白公一人。这个故事，唐人范摅的笔记《云溪友议》中有生动而详细的述说。一开头，张祜信心满满，说解首非我莫属。比拼开始，张、徐两位诗人各吟出得意的诗句，从范著所记看，几个回合下来，徐凝并没有什么胜出张祜的佳句良什。就在胜负难决之际，白使君出手了，认为“以（张祜）宫词皆数对，何足奇乎？不如徐生云：‘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决定徐凝胜出，张祜落第。

白公的评判的公正性，很引起一些质疑，有人认为白氏是妒才，也有人认为他是要举“行实”之士，而徐凝为人“椎鲁”，就是质朴老实，而张祜是以“轻薄”出名的。从徐凝次年应进士试落第后写的诗看，“一生所遇唯元白，天下无人重布衣。欲别朱门泪先尽，白头游子白身归”，原来徐凝早与白居易、元稹有旧，乡试得以胜出就不难理解了。

百年而后，这件事仍常被人提起，北宋诗人苏轼将徐凝与李白同写庐山瀑布的诗作比较，予以评论：

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辞。

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

（《东坡志林·记游庐山》）

徐凝这一联诗，未必为“恶诗”，但也只是实状描摹而已，远不如张生《题金山寺》中的“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遗貌取神，将水流之狭窄，让人们于想象中得之，“中流”与“两岸”对仗也相当工巧。

尹古华先生认为，张祜不遇，除了他因——元抑白阻之外，还要看到自因——个人品格上的缺点。尹先生将其品格上的缺点归结为三：一是嗜酒，二是疏狂，三是狎妓（《论张祜及其诗》），并作出分析，认为这些毛病，士大夫虽都在所难免，不过张祜走得太远了，不能为世所容。其实，更恰切地说，他表露得太早，不能节制而已。试看张祜最为人诟病的诗：

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

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

（《从游淮南》）

再看杜牧的名作：

娉娉嫋嫋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赠别》）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

（《遣怀》）

几相比较，从精神内涵上看，同样轻薄带有色情味，不过杜牧写诗时，已贵为员外郎、中书舍人。

张祜之不遇，论者（也包括诗人自己）多归咎于个人恩怨及品格，但是放开视界，从更深更广处看，则是时非盛唐，君非玄宗，想再有李白那样的不次之擢，已是梦想。

张祜生活的年代，大唐已经不是如日中天的开元时代，君王也不能像玄宗那样乾纲独断。

文宗特别爱好诗歌，他曾给弥留之际的重臣、诗人裴度——也是荐举张祜的恩主——送去自己的一首绝句和短札，希望能得到裴度的和诗。札中说：“朕诗集中欲得卿唱和诗，故令示此。卿疾恙未痊，固无心力，但异日进来。”御札尚未送到，裴公已经身亡。开成三年（838），文宗提出在翰林院设置72位诗学士，让朝臣举荐，可是不久就有臣下提出反对意见。曾任宰相的李玨在表文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