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科举考试中的经疑

经疑是元代独有的一种科举考试形式，它就四书中的疑难尤其是看似矛盾之处提出质疑让考生作答。研读流传下来的考题及答卷可以发现，经疑这一考试形式的水平非常之高，题目犀利独到，答卷精深巧妙。经疑注重理性思维，对儒学核心义理，如仁、性、命等辨析入微。经疑问题尖锐而犀利，敢于质疑圣人，考验考生的认知水平和思维能力。经疑注重考察历史知识，优秀的考卷多结合史实与义理做出回答。总而言之，经疑既能充分考察考生的综合素质，发挥选拔人才的功效，又有很高的经学价值，是儒家慎思明辨之理性精神的精彩展示，从中能深刻感受到古人的智慧、儒学的生机和科举考试独有的魅力。

元代作为蒙古族建立的王朝，最初是没有科举考试的，并且儒生在元代的地位也非常低下，有所谓“九儒十丐”的说法。但到后来，随着政权的稳定，儒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在许多儒生的呼吁下，元仁宗于皇庆二年（1313）下诏恢复了科举，并于次年举行了第一次乡试。其后，除了至元年间（1335-1340）停办两科之外，其余时间都按照三年一科的频次正常举行。元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两种，第一种针对蒙古人和色目人，考试内容比较简单。第二种针对汉人、南人，分三场，第一场经疑和经义，第二场赋和诏告章表等公文写作，第三场时务策。其中第一场的经疑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考试题型，因为这个题型只在元代出现过。唐及宋代前期，经学考试的主要形式是默写经文或注疏，宋代王安石变法之后，经义题开始出现并逐步占据主流。元代在考经义的同时，又新增了经疑这种题型。明清时期经疑被废除，只保留经义。经义不设问，而是直接从经文中抄录一句或一段，让考生发挥其大义，写一篇文章；经疑则是就经文中的疑难尤其是看似矛盾之处提出问题让考生作答，其核心在“疑”，而不仅仅是一般的提问。

经疑最初出题范围仅限于四书，每次考两个问题。至正元年（1341）再次恢复科举后，经疑改为四书一道，五经一道。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不少元代的经疑题目和答卷，如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元刊本《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一书，收录了元统元年（1333）之前历科考试的乡会试题目及优秀答卷，分甲至癸十集，其中甲集所收录的就是第一场四书经疑的题目和答卷。通过研读这些资料发现，经疑题目之犀利、独到，答卷之精深、巧妙，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以下通过对部分试题及答卷的分析，从三个角度来展示这一考试形式独特的内涵和价值，及其对于科举考试和经学发展的意义，所引资料皆见于《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甲集。

理性思维：辨析儒学核心义理

四书中对于同一个概念如仁、孝、性、命等，往往有不同说法，经疑常就此提出疑问，要求考生辨析异同、疏通义理。这类题目涉及儒学的核心义理和宋代理学的焦点问题，理论层次较高，仅靠熟读背诵经书是难以回答的，还需要有较高的理论思维能力。如关于孔孟论性的差别，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孟子则认为人无有不善，尧舜与路人一样，这与孔子“相近之说”是不是矛盾呢？延祐丁巳考的就是这个问题，虽然程朱对此已有详细讨论，但考生也需要在领会其思想精髓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并进行论证。一考生抓住朱注“性相近”为“兼气质言”这句话立论，认为所谓兼者既包括了天地之性，又包括了气质之性，从天地之性看，人禀受至善之性于天，圣人与路人都是一样的，但从气质之性看，圣人气质清通，能够尽其善性，而涂人气质愚拙，未能完全尽其善性。所以，“相近”其实有两层意思，一方面意味着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另一方面更强调异中之同，认为路途之人气质虽浊，但从源头看其性是善的，这就激励他们不能自暴自弃，而要尽力变化其气质，复归其至善之本性。从这个角度，考生称赞孔子之语“虽若简易，而其精粗本末莫不具备”，而孟子则有偏重，“语本非不精也，而遗其末者有矣”。考生对孔孟性论的辨析，虽然看起来没有超越程朱的藩篱，但若没有对儒家人性理论的深刻把握，也很难做出上述条理分明的论证。

天历己巳江西乡试对朱注“心法”一语提出质疑。朱子认为《中庸》为孔门传授心法，而其注《论语》“克己复礼”章亦称“此章问答，乃传授心法切要之言”，为何二者都称为心法？况且《中庸》以知、仁、勇三者为造道成德之本，而克己复礼只代表仁之一德而已，朱子都把它们称为心法似乎不太恰当。对于前一问题，一考生主要从融贯“中”与“克己复礼”这两个概念入手，认为“中”是帝王传授心法，而“克己复礼”则是实现“中”的具体手段，因为“克己复礼”即克去作为己私的人心，而恢复作为天理的道心，这个道心也就是历圣相传的“中”，所以“中庸”与“克己复礼”都称为心法没有问题。后一问题则主要采用了朱子对仁的意义区分的观点，朱子一方面把仁定义为“本心之全德”，这个全德是包含义、礼、知等其他德性的，另一方面又把仁当成与义礼知平行的一个具体德性，所以对仁的理解要更全面一些，在知仁勇的语境中，仁显然是具体之一德，而克己复礼所得之仁，则应是本心全德，完全可以称为心法。

突破权威：“质疑”孔子圣人形象

经疑的一些题目非常犀利尖锐，甚至涉及对孔子圣人形象的质疑，当然这种质疑是有限度的，目的是让考试提出合理化解释。这类题目非常考验考生的认知水平和思维能力，以下试举二例。

延祐甲寅河南乡试有一道题是这样问的：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又曰“仁者寿”，颜子岂不仁者欤？何短命而死也？子路侍侧，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其后子路果死于孔悝之难。以孔子之至圣，何独知子路之不得其死，而不知颜子之不寿乎？

这个问题包含两问，第一问是说，孔子评价颜渊“三月不违仁”，可见颜回应该是仁者，孔子又说过“仁者寿”，颜回既然是仁者，又为何会短命而死？第二问是对第一个问题的进一步追问，即孔子预料子路将来会“不得其死”，后来真被孔子说中，子路在鲁哀公十五年，即孔子去世前一年死于卫国的孔悝之难。孔子既然是圣人，为什么能预测子路之死，却不能预测颜回之死？这些问题非常犀利，对考生是不小的考验。一位考生是这样回答的，他的中心论点是“人事之可必者，圣人之所明言，天道之不可必者，圣人之所不论”。也就是说，颜回通过克己复礼之功，已经优入圣域，作为仁者是有望得寿的，但这属于“天道之不可必者”，所以颜回最终短命而死，这是天命如此，人也无法左右。对于天命，圣人也存而不论，“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圣人设教，但勉人事之当然，其天道之不可必者，固不言也。”《论语》本身也记载“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如果能够毫无理由地预言人的生死祸福，那跟世俗的巫术谶纬还有什么区别呢？而孔子之所以能预料到子路日后会死于难，这是“人事之可必者”，因为孔子非常熟悉子路的性格，那就是“暴虎冯河死而无悔”，性格太刚烈，故“有必死于难之理”。最后，这位考生总结说，“二子之死不同，庸何伤于圣人之明也哉！”两个人的情况不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认为是二者有矛盾。

延祐甲寅燕南乡试所出的一道题以孔子本身的经历为问，更加尖锐：

“色斯举矣，翔而后集”，说者以为譬君子见几而作也。然观圣人厄于陈蔡，要盟于蒲，伐树于宋，累累乎郑之东门，曾不知色举翔集之几，何也？

“色斯举矣，翔而后集”见于《论语·乡党》的末章，朱熹认为这一章前后可能有阙文，意义无法确定，但还是给出了一个参考性的解释，他认为这句话是说鸟总会先观察周围的环境，然后决定自己的落脚点，这对人的启示就是要“见几而作，审择所处”。但是回看孔子的生平经历，往往非常落魄，如被困在陈蔡之地，在蒲地被迫与他人签订盟约，在宋国被包围，在郑国时更是“累累若丧家之犬”，这样看来，孔子处处碰壁，他作为圣人为什么不懂得“见几而作”的道理呢？

《三场文选》所录的一位考生的答卷非常机警巧妙。这位考生借用孟子评价孔子“圣之时也”的话作为切入点，“时”与这里的“几”意义是相通的，都是指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行为。但如果只强调“时”，显然孔子“时”得并不彻底，因为总是到处碰壁，而没有“因时而动”。这位考生重新定义了“时”的概念，从而使这一问题涣然冰释。他解释说：“时即天也，圣人进以礼，退以义，不动则已，动则无往而不合乎天时。”也就是说，圣人的出处进退都是合乎天的，天是什么？天就是“进以礼，退以义”，只要符合礼义，就是合乎天、合乎时，就是“见几而作”，至于个人的穷通遭遇，则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这个解释巧妙地把道义法则和个人遭遇区分开，圣人的个人遭遇不代表他的精神和智慧，他只是遵循天则在行动，虽然他的行动不顺利，甚至非常落魄，但这些行动都是天则的要求，是他义不容辞要做的，这才是“见几而作”的真实含义。其后，该考生又举了孔子去鲁的事例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孔子在鲁定公时摄相事，齐国送来女乐，季氏接受后终日享乐，荒废了政事。这时子路劝孔子离开鲁国，但孔子仍想观望一下，对子路说，鲁国现在正在举行郊祭，如果在祭祀之后还把祭肉分给我，说明我还可以继续做下去，如果没有分祭肉给我，再走也不迟。这就是孔子的“见几而作”。后来祭肉没分，孔子旋即“不脱冕而行”。而且孔子离开鲁国和离开齐国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前者是“迟迟吾行也”，因为鲁国是父母之邦，有依恋心理；后者是“接淅而行”，走得非常急，这些也都体现了孔子的“见几而作”。以此来看问题中所提到的一些现象，就不能说孔子不懂见机而作了。总而言之，孔子的行动只根据道义而行，这才是最大的“几”，不能只从个人的遭遇方面来考虑。

重释历史：史实与义理的结合

有些经疑题目是对经文涉及的史实进行提问，考生除了需要丰富的历史知识之外，还需要结合儒学义理，来对一些历史现象、历史人物进行解释和评价，做到史实与义理的结合。如至治癸亥江浙乡试考的是对《孟子》末章的疑问，孟子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余岁，禹和皋陶是见而知之，这里为什么不提稷、契、益？毕竟他们也是尧舜时代的重要人物。由汤至于文王，伊尹、莱朱是见而知之，莱朱为何不见经典记载？由文王至于孔子，太公望和散宜生是见而知之，这里为何不言武王、周公旦？由孔子至于今没提谁见而知之，为何不说颜曾见而知之，子思闻而知之？

这个问题看起来有些刁钻，但只要对儒家义理尤其是历史观有充分的把握，选择一个合适的角度就可以做出合理解释。《三场文选》所抄录的一篇答卷，就非常圆满地回答了上述问题。此卷的回答贯穿了“道统”这个中心思想，因为《孟子》这一章的核心思想就是讲道统和传承。首先，从尧舜至汤，为何单说禹、皋陶见之，而不提稷、契、益？考生根据《尚书》的相关记载回答说，舜逊位时，只中意于禹，而禹则让皋陶，可见二人在当时的地位是高于稷、契、益的，只提禹和皋陶就已代表稷、契、益了。考生还指出，孟子说过“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可见孟子对禹和皋陶评价非常高，认为他们是舜的继承者。其次，由汤至文王，伊尹、莱朱见而知之，为何莱朱不见经书记载？考生引用朱子的注解，指出莱朱就是仲虺，即汤的左相，仲虺在《尚书》中是有明确记载的，这说明莱朱并非名不见经传。第三，由文王至于孔子，为何只提太公望、散宜生而不提武王、周公？这个问题与上述禹皋陶的问题正好矛盾，如果讲继承者的身份，那武王和周公显然跟禹一样，是正宗的周文王的继承者，孟子为何舍武王、周公而仅提太公望、散宜生？这位考生的回答很机智，他说，武王是文王之子，周公是武王之弟，提文王就已经隐含了武王、周公，也就是说文、武、周公是一体的，而且孟子在其他地方也是把文王、武王、周公作为圣王一起说的：“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孟子·离娄下》）而太公望、散宜生之与文王，与禹、皋陶之于尧舜，都是君臣关系。最后一问，关于孔子时代为何不言颜曾见之，子思闻之？这位考生认为，这首先说明孟子忧心于自古相传的道统会因无继者而失传，也体现了孟子的个人担当，从而坚信“天理民彝不可泯灭，百世之下必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这是一种对未来的希望和寄托。他还指出孟子并没有轻视颜、曾、子思之意，反而常常将其与古圣贤并称，但之所以没有提到他们，是“寓其感慨不足之意而俟后圣于无穷耳”。总体来看，这位考生的回答逻辑严密、资料翔实，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故考官评云：“三节引证，极有发明，真佳作也。”

经疑考试的价值与意义

元代的经疑考试无论对科举选拔人才还是经学学术的发展，都有非常独特的意义。从考试层面来说，它通过对经书提出质疑，可以考查考生对经书深层次的理解和把握，以及相应的综合思维能力，能够较好地反映考生的综合素质，是一种比较优良的选拔人才方式。从经学角度说，它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往往具有很高的学术性和理论性，而且目光犀利、视角独到，敢于给经书“挑刺”，很多问题属于前人所忽视“经学盲区”。

直到今天仍可以作为重要的学术问题进行讨论。经疑考试也在无形中培养、锻炼了考生的怀疑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可以说是传统儒家慎思明辨之理性精神的精彩展示。可惜的是，经疑考试没有被继承下来，这可能与一些技术性因素有关，如可出之题有限、容易押题等。为了应付考试，元代出现了一大批经疑类的科举辅导用书，这些书预先将四书中可能的疑问找出并一一作答，例如董彝的《四书经疑问对》一书就罗列了150余条关于四书的“经疑”题。而对于篇幅并不算长的四书来说，可以提出质疑的内容毕竟是有限的，在科举用书的干预下，可出之题必然会越来越少，考试效能越来越低，导致经疑不得不被废弃。但即使如此，我们通过回观经疑这一已经深埋历史尘埃中的考试形式，仍能从中感受到古人的智慧、儒学的生机和科举考试独有的魅力。

（作者系曲阜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