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院记

叶灵，河南灵宝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文艺报》《湖南文学》《山花》《四川文学》《黄河文学》等，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转载，获首届延安文学奖、第二届杜甫文学奖等。出版散文集《秦淮水骨》《耳语》《破茧》等。

1

不知纠结了多长时间，我才做出这样的“重大决定”。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

我离开家的那天，是大雪节气后的第二天。

即使我一再小心调整拉杆箱的平衡，箱子下四个滚轮摩擦水泥地面依然发出了“咔嚓咔嚓”的声响，毫无征兆地刺破了偌大的寂静，在凌晨小区的夜空里，显得那样不合时宜。

目的地是省城医院——我这台运转了四十多年的“机器”，时不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故障，早该返厂检修一番了。

一出单元大门，我便深陷在这无尽的黑夜之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着。周围高高低低的房屋，以及疏密错落的树木，都静默着，一种莫名的孤寂向我袭来。我低头看表，凌晨五点多，破天荒起这么早，是为了能赶上头趟高铁。

我把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自己，以及那只泛旧的黑色行李箱，义无反顾地送上了列车。几年前的那次小手术如梦魇般，恐惧犹如藏在鞋子里不起眼的小石子，总会在不经意间钻心地疼。

面对又一次即将可能的手术——连续一个多月的右耳，先是发炎，流清脓，接着黄脓，甚至于最后变成黑色如灰烬的脓块。从医生的嘴里，我知道了这黑色的脓块医学名叫黑曲霉素，而且是一种极其顽固的病菌。我几乎把所有的消炎药试个了遍，暂且把自己当成了 “试验品”，但遗憾的是，这黑曲霉素竟然如打不死的小强，依然顽强地在我的耳道深处活跃。原因很简单，病菌变异了，而治疗却以常规的办法，药不对症，拖延了时间，更加重了病症，导致病菌产生耐药性，更难治疗。给我带来的影响是，听力受到严重影响，我开始彻夜头疼，失眠。

做不做手术，我一直犹豫不决，各种理由被自己一次次拿来当作借口，随之又一次次被否定。当真切的疼痛从耳部阵阵袭来，恐惧又如影随形……

这么多年来，被忽略已成为自己的一种习惯——原以为强大的意志力可以暂且击退匿藏在身体的病毒兴风作浪；原以为人体自身持久的免疫力在警报拉响后能力挺渐渐自救。生活中那些纠缠不已的琐事，也被自己随手拈来当成理所当然的托词——再等等，等儿子上了大学；不着急，等把手头工作忙完再说；再坚持几天，等老人身体康复……

就这样，一天天地拖延，忍受着时不时出现的疼痛，成了我每天必须面对的常态。

每个人或许都是这样，悄悄藏起生命中所有的雪，在咬牙坚持，没有什么技巧，就是笨笨地熬。

2

当人们吃着饺子迎接冬至的时候，我又一次背上了行囊，踏上了去省城的列车。这已是第三次省城之行了。

窗外虚幻的风景迅疾地切换。朋友圈满是冬至的消息，这些暂时与自己无关了。闭上眼睛，“咔嚓——咔嚓”的火车声不由分说地灌进耳道，好似一阵飓风突然穿过隧道，得意地打着呼哨又扬长而去。

前两次看过医生，并没有如我所愿的顺利住上院。清洗耳道、吃药消炎、细菌培养、对症治疗……每次看似烦琐的程序都成了必要的环节，省城的医生更为严谨。

列车开始减速，铁路两旁林立的高楼大厦渐渐清晰。这次出门前，我又向单位领导请假。近期频繁地请假，让我又开始纠结不已——前段时间，老父亲身体欠安，需要住院治疗，我二话不说，立马请假去了医院，专心陪护父亲，前后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什么比亲人的健康和生命更重要了。就如儿子小时感冒发烧，哪怕是凌晨半夜，我一分钟也不敢耽误，总是匆忙抱着去医院。

对于自己，原想着这不过就是小毛病，一到医院就能顺利住院治疗。可医生初步确诊为中耳乳突炎并且伴有胆脂瘤形成，好像还是真有点麻烦。这次去了，还不知医生会怎样处理，一想到这些，我真有点茫然无措。

不想也罢。

郑大一附院门诊楼七楼。我扫了一下身份证，挂号机器出口处随即吐出一张小纸片，排在28号。我还是慢慢等吧。一下火车，我就打车赶紧朝医院赶，现在总算松了一口气。候诊区的一排排连椅上，已坐满了人。拉着行李箱的我，在熙攘的人群中显得更为另类——我要住院，好像成了一种广而告之的预谋。

等待中，对于自己耳疾未知的诸多猜想，让我忐忑不安。手机消息的提示音频频响起——是单位的好几个工作群里的各种通知，有落实上级会议精神的，有各种工作推进情况统计的，还有免费关注宣传公益微信公众号的……之前这些每一项都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繁杂琐碎，暂且都不必去应付了，我反而有了一点小确幸。

告示牌上，我的名字又蜗牛般地前移了两位。儿子发来消息——

妈，今天刚接到学校通知，我们考试要提前了，估计元旦后就放假啦！

我回复：嗯，真好，妈在家等你。

一年没见面的儿子就要回来了，一时有点小激动，冲淡了对耳疾的担忧，我盘算起儿子喜欢吃的各种食材——可眼前让人发愁的，是医生按部就班地治疗，手术时间还没准信呢。

轮到我，医生用耳窥镜检查后说，哎呀，真有点麻烦，喝了一周的抗生素怎么还有炎症？药物胆脂瘤性中耳炎有侵蚀性，容易侵蚀耳道内组织，会导致颅脑内外发生并发症，必须手术了。你先去做个64层头部CT，之后还像前两次一样，药水冲洗后再上点药，等半月后再来吧。

怎么还会导致颅脑内外发生并发症，这么严重，还让我再回去？我一听这，顿时有点着急，赶忙说：“医生，您看我来回几趟到省城，真不容易，能不能先挤张病床呢？”

“我不是告诉你了，炎症还没治疗彻底，怎么能手术？”医生骤然提高了分贝，毫不客气地把我怼了回来。

我像做错事的学生般，不敢再吭声了。

在这个号称亚洲最大医院的门诊楼里，之字形的扶梯不知疲倦地升升降降，上面永远是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就像慢慢蠕动的蚁群，按照各自的路线上上下下——我也成了其中的一只，紧随着上上下下，7楼，2楼，1楼，缴费、排队、取药……

手机铃声响了，我没顾得接。可铃声一直固执地响着，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一接，是母亲！这两天一忙竟忘了给她打电话。

母亲在电话里说：“今天冬至，我中午包了香菇白菜肉饺，下班了你过来吃吧。”

我迟疑了一下，马上说：“妈，单位也组织包饺子，我就不过去了。”

“我包的好吃，那先给你冻在冰箱里，你有空过来取。”母亲不厌其烦地嘱咐着。

“好的妈，有空我就过去了。”我怕母亲听见医院窗口响亮的叫号声，赶忙挂了电话。

把一大包药塞进行李箱。这是我此行的唯一收获。想起又要赶紧预订返程的车票，冬至夜，还是回家吧。

想想母亲包的饺子，我真有点饿了。

3

炎症暂时消除，等我住上院，已是小寒了。

手术提上了日程。术前等待的日子，则是另一种煎熬。

我像是被输入了预定程序的机器。术前检查忙碌而紧张：血检，尿检，真菌培养，16层CT平扫，64层头部磁共振，超声波，心电图……最为麻烦的就是耳部听力检查，逼仄的检查室，繁复的仪器，耳朵戴的，眼睛罩的，脸上夹的，心口贴的，脚踝卡的，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整整一天时间，我才算把手里一厚沓检查单子“消费”完。

术前还要做好最后一项准备，是剃光手术侧的头发。本是短发的我，更难以像长发那样暂到另一边借几绺头发来“遮丑”——关于形象的问题，在这里已成为一种奢望。不管何时，生命都是第一重要的。不到半天时间，我竟然也习惯了别人乍看自己时的目光——其实在这里，彼此早已习惯，只不过自己心里一直作怪而已。

宽大的月蓝色条形病号服，暂且隐匿了我除病号之外的所有社会关系。在这间小小的病房里，就是我的全部社会关系——

2号病床是位73岁的老太太，刚做了手术昏睡不醒，枕套上血迹斑斑；3号的中年妇女术后恢复，看着精神还不错；4号女的右侧耳朵裹着一个大大的“纱布耳机”；5号也是位老太太，剃光了半边头，准备手术；6号是位大学生，急诊刚住进来。

明天早上七点第一个手术。接到通知，我呆呆地坐着。听说每天排在第一的手术往往较为复杂，我也属于复杂体吧——明天将会面对什么？我不敢去想。

黑夜如落潮的海水渐渐归于宁静，病房里的各种嘈杂声也渐次消失。我不停地翻来覆去，试图寻找更易入眠的姿势和情绪。邻床中年妇女的鼾声突然响起——一会儿像桑蚕夜间的细碎咀嚼，一会儿又如炉上水壶泛起的水泡“突突”作响，似有若无搔着耳道。陪护她的老公仿佛得到了传染，也扯起了高亢的鼾声与之应和。一高一低，一长一短，此起彼伏，宛若和谐的二重唱，在房间来回穿梭。我酝酿的睡意也不由得被这二重唱越拽越远。被撕破的夜，一绺绺又被缝合成巨大的网，网口一点点收紧，打捞着每个人或安然或恐惧的梦。

然而，没过一会儿，这和谐便被2号老太太骤然响起的鼾声所打乱——那鼾声似从高空突然降下，若一束无比迅疾的剑光，肆意乱刺。房间里空气凝滞，我像只被猎手追捕的兔子，挣扎着拼命向前奔跑。

无处安放的失眠。我打开手机，借着屏幕散发的光，看朋友圈里热闹非凡：有晒发表作品的，有分享旅途见闻的，有晒美味佳肴的……在这虚拟而真实的空间，人们戴着不同的面具，暂且释放着欢乐、痛苦或感叹。

感到索然无味，正要关机，我随手一划，便看见好友蓝蓝刚发的朋友圈：暮色起，风雪来，且饮热酒一杯！寥寥数语下配了一张图：黑瓦泥坯的老屋前，横着一把简陋的竹椅，泥炉上煨着紫砂茶壶，茶气氤氲。每想起她，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这些年来，她依然还是那般纯粹，是一眼就能看见底的清澈。喜好古诗词的她，经年被熏染得温婉雅致，成为朋友圈里的一股清流。窗外寒风呼啸，室内鼾声此起彼伏，我烦乱的心渐渐趋于平静。

今夜，晚安！

“妈——枕好，这样就不打呼噜了！”2号床老太太的儿子轻声呼唤着，替母亲把枕头垫了垫。片刻，那骤然而至的鼾声终于画上了休止符。这老太太的听力不太好，儿子每每和她说话，声音都要提高一个八度，感觉就和吵架一般。即使这样，仅凭看儿子口型来猜测的老太太，最终还是所答非所问，惹得病房的人都笑了起来。看到大家笑，老太太也跟着大家一起呵呵地笑了。我不禁哑然失笑。老太太可爱的憨样像极了我某时候的“傻样”——因为耳疾，自己有时难免也会出现这样的尴尬。

2021年12月31日，手术的日子。

老公因工作太忙，不能陪我。在术前，主治医生找我谈话，向我详细告知了手术可能涉及的各种危险，我没多问，只是一一点头。术前签字不同于以往，没有让患者用笔签字，而是让食指按在一个小板上，瞬间，指印就传到了电脑里密密麻麻的告知书签名栏的位置。我不去多想，也不敢多想，以为这样便不会徒增一些无谓的紧张与恐惧。

当医生问到家属陪护的事时，我说不要陪护行不？反正术后第二天就能下床活动了，我自己就行。医生一听，马上呵斥道，没有家属不行，至少得来一个人，你要知道手术可是全麻，前后得几个小时，万一有啥情况怎么办？

想想医生刚告知的内容，我也很后怕——医生说手术要从耳后的位置开个口子，还要割掉差不多半个耳郭；说我的乳突手术比较复杂，手术的地方仅与脑干隔着一层薄膜；还说极有可能损伤到这里一条叫什么索的味觉神经。尤其是当医生问我用德国进口的钻头还是国产的钻头时，我竟然浑身打了一个激灵，耳后头骨仿佛瞬间传来钻心的疼痛。整个手术过程中，将要全麻我会毫无知觉，真的有啥突发情况怎么办？我只好立即给弟弟打了电话，让他明天一早过来。弟弟虽然也在郑州，但整天来回奔波上班，还要接送孩子上学，我本不想让他知道。

一切安排就是最好的安排。

这一刻，突然感觉自己就如影视剧中的某个英雄，披荆斩棘，孤胆勇赴一种未知的危险。些许的勇敢与悲壮，我第一次为自己而感动。

4

躺在手术台上，我侧过身，用手指偷偷抹了抹眼角不经意流出的泪滴——我也说不清，自己是为在生老病死面前的渺小与无助而委屈？还是为刚才在手术室外碰见的那个陌生孩子而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