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清影

万志敏，1969年生，洛阳嵩县人，出版散文集《生喜欢心》《积健为雄》《好风相从》。

一

多年以后，通过零星资料、故老闲话，特别是一本薄薄的《警堂杂记》，我慢慢地勾勒出了李警堂先生的大致轮廓。

轮廓，只能是轮廓。对于一个经历过晚清、民国和新社会的前辈来说，他的阅历、品格、事功、风神很难被一个晚生所追摹和尽悉。

还是想力图接近真实。去年春，特意到李椿甲先生家中，见到了一帧瓷制的《警堂夫子玉照》， 是学生武靖洲敬赠的，应当拍摄于20世纪三十年代，是警堂先生五十岁左右的写照，儒雅恂谨，目光和煦。还有一张画像，是1994年元月，74岁的学生庄智宜追画的，题曰《为爱国学者、乡村教育家李警堂先生造像》。

我以为，这一张画像最传神。画面中，先生站立正中，着一灰青长衫，脚穿尖口布鞋，右手执书，左手扶镜，头微向左前倾，似乎正在向学生发问。面色和蔼可亲，带有笑意，颇有讲台授课，布施春风之感。

证之于县一高王同社老师，王老师拿着手机，看着图片，端详有时，摇着花白的头说：“不像，不像……”

彼时，王老师正是十四五岁的一中学生，警堂先生年逾七旬，发白齿豁，形态老迈，已无复往昔神采。

“老李校长老爱看戏了，东关赶会，他总坐在台下，看到散场。爱好文艺，当时咱一中的学生组成的宣传队，编演的戏剧在全县相当有名。”王老师接着回忆说。

年久事远，能够亲炙警堂先生的人也寥寥无几了。但是有一种探究的冲动，时时激荡在内心。《嵩县乡土地理志》已打印上传，《警堂杂记》就摆在案头，连同载有回忆先生文字的《嵩县政协文史资料》第一期、第三期，手头就这么多资料。我试着编撰了数千字的《李警堂先生年谱》，力图还原一代先贤的人生踪迹，从中理顺一个时代特别是乡土教育的变迁，看看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人物在偏乡僻壤上的坚守和挣扎。

其余的采访和探问都可能是只鳞片爪，难以概括全貌。好在还有一本《警堂杂记》，是先生在1957至1958年间，晚年自叙的一生行述、主要事件和诗文收辑。这里面，无粉饰造作，多直抒胸臆，是了解其人其事的珍贵资料。特别是人到暮年，铅华洗尽，回顾来路，有一份积淀而后的澄澈和清明，于人于己，去枝除蔓，剩下的是行路的沧桑和感喟，是人生的荣光和沉重，是心灵的坚守和顿挫，无奈多于激切，坎壈多于顺遂，自失多于自得。

1960年12月26日，李警堂先生病逝于嵩县一中，终年79岁。

当他瘦矍挺拔的身影在地平线消失之后，嵩县自晚清科举、民国新学乃至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开创的一个时代结束，一扇见证了嵩县乡土教育半个多世纪历史的大门悄然关闭——

谁复顾清影，低回尘寰中？

二

从前慢。

一粒谷物从播种到成熟，不择石坡山地、红土黄壤，历经风霜雨雪、蚁噬虫咬，可能长得粗笨欹斜，总归圆满了一个生命残酷的周期。一株幼苗生长在山林之中，没有一只手芟除四周侵凌的野草，没有一个阵风吹开当顶的阴翳，它必须在夹缝中成长，争取属于自己的一滴水、一缕光、一个空间。

而光阴也在头顶冷漠的天幕上慢慢游走，静静地看着世间万物生灭荣枯，一条山路行走半天，一圈磨道拉到黄昏……

警堂先生也是这样子的“慢”。

求学慢。10岁才发蒙上学，读些《三字经》之类的村童教材，因不解其意，常常感到无趣，不如割草放牛自在随意，处于上学与不上之间，也是村间一顽童。父母常以“让他到深山打柴过活”警戒他。15岁时，逐渐长大，很直观的感觉是高、曾、祖三代生活在纸房镇马驹岭贫瘠的山岭上，业农为生，贫困穷苦，可是他的父亲李耀西，仅只是上了五年学，能识字，会经商，家业就开始小康起来。于是有了读书改变命运的想法，树立了发奋识字认书的志向。从15岁到24岁，学习四书五经，各类科考篇目，积攒下科举应试的本钱。这中间18岁到20岁三年间，还因父亲去世，应对家庭杂务辍学3年。24岁经府院考试录为秀才。翌年擢优贡，随即清廷废除科举制度，投考洛阳河郡中学被录取。25岁到28岁，在新式中学读书3年，直到29岁才毕业，将届而立之年，才算谋到人生糊口的“教书匠”职业。

从教慢。从29岁到79岁的50年教书生涯中，除渑池小学、新安小学、巩县黑石关蚕校、合峪小学、纸房马石沟小学短暂时间外，大部分时间在汝川小学（7年）、县立小学（8年半）、嵩英中学（12年）、嵩县一中（11年）。干的都是普通教师，教的是国文、地理学科，也当过官，不过是县立小学校长，嵩英中学训育主任、教导主任，嵩县一中副校长。一生从教都在乡野僻壤，在万山丛中打转转。只要校董、学生家长认可就在一个地方蹲住、扎根，除了不得已的人情或没办法的天灾人祸，绝不挪窝。青壮年时期，奔波外县及车村、合峪等地，一袭长衫，一肩书囊，在三尺讲台上笔耕舌耘，在悠悠山道上步履匆匆。晚年住在嵩县一中，虽不能教课，仍关心师生，心系教学。他50年的从教时光，也是这样慢慢磨出来的。

弘道慢。忧心时局，关注民生，一直在做着教书育人外开发民智、挽救时局的工作。年轻时，辛亥革命后，他率先在嵩县剪掉发辫；在汝川小学任教，编写《武昌起义》剧本，宣传三民主义及孙文学说，宣传女子缠足的危害；在嵩英中学，适值全面禁吸大烟，编写《烟鬼的来路》《劝戒烟戒赌》等剧本，四处呼吁烟赌之害。抗战中，为学生讲解《出师表》、岳飞《满江红》、文天祥《正气歌》，编写抗日话剧，激发爱国热情，号召全民抗战，消灭日本侵略者；1949年后，围绕剿匪反霸、抗美援朝等，编写剧本，组织县一中宣传队到全县各地巡回演出。总之，他不仅把自己当作教书匠，更多地把教育扩展到社会层面，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始终如一地做着弘道救时、忧国忧民的大事业。这份“慢”，更多的是一份坚守和志操。

子嗣也慢。警堂先生子息艰难，52岁那年，一胎生双胞，一男一女，儿子至次年殇。伤心之余，作《哭子诗》：“……天心偏好妒，不容人有私。我心痛儿切，儿竟与我辞。嗟嗟余德薄，不禁双泪垂……架上衣尚在，益令神魂驰。对镜看颜面，自觉鬓毛衰。茫茫身与世，后事付与谁。”直到60岁时，才生下儿子李椿甲先生，更巧的是父子竟是同日同时出生，警堂先生喜不自胜，在《六十生日有感》中写道：“兹适杖乡蚌出海，衔来珠粒放奇光。”64岁时，因为“暮年得子，恐一旦不虞，后事无人料理”，还自拟了墓志铭。

就是际遇上的这份“慢”，打磨了他，造就了他，夯实了他，也成就了他的高寿和淡泊。而今，做事的，想一蹴而就；求学的，想一夕成名；经商的，想一夜暴富；做官的，想一步登天。

于是，在看多了别人和自己的蹉跎曲折之后，我们怀念那些“从前慢”。

三

1940年，警堂先生的数百名学生倡议立碑于县城外东关村大路旁，为一座四面碑，正面介绍警堂先生简历、生平教绩，其余三面为集资学生姓名。碑上有顶盖，四角有铃，风吹铃响，悠扬清亮，颇合先生大名——振铎教化之意。这些学生来自四面八方，有军界、政界、商界，还有一些没有出名的微末之人，大家共同发愿，以此来感谢他数十年来呕心沥血、培育桃李的盛德。

陈景溪此前赋诗一首来赞颂警堂先生：“……美哉我友李夫子，一生精力如铁坚。自清迄今四十载，专门教育砚磨穿。有始有卒志矻矻，无冬无夏总乾乾。夜寐夙兴无其数，唇焦舌燥不计年。苦心孤诣可泣鬼，竭智尽诚自动天。……三千桃李争耀彩，陆离瑰奇洁无边。碑亭巍峨忽鼎立，大名彪炳如日悬。吁嗟值兹晚近日，孰如先生道艺全。但愿天赐无疆寿，春光常在月常圆。”

我相信，那时的警堂先生确实达到了一个教师个人荣誉的顶峰。凡是育人者，能得到这份来自生徒的感恩和爱戴，将是人生莫大的荣耀。亭亭石碑，直立周道，四方过客，无不欣慕。在嵩县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位无权无势的教师有过此等荣光。

我更相信，那时的警堂先生在欣喜之余，更多想到的是执业的艰辛和坎坷，是为师者的职责和操行。这份谦虚和自抑正是他献身教育、乐在其中的内心写照。

民国时期，镇嵩军在家乡声名大振，有血性的、有知识的嵩县青年多投身军中，借此走出山乡、光宗耀祖。当时与警堂先生同为清末贡生的李宾阳在镇嵩军中任军需处长兼陕西省财政厅厅长，力邀先生弃教从戎，赴陕西出任参赞军机，但被先生拒绝了。他说：“居官是个人荣耀，财富系一家享受，教育则是为国家培养人才。”最终，还是选择了一份从教的痴迷和热爱。

清朝末年，嵩县的教育极为落后，除县城书院街的伊川书院外，散处于乡间的私塾、义学和社学零零散散，不成体系，僻野乡间绝大多数的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后，伊川书院改为嵩县高等小学堂，全县明令撤义学、私塾和社学，建立初等小学堂，以便为高小输送新生。新学堂逐渐普及，倍感师资缺乏。警堂先生在巩义任教时，虽然待遇优厚，但看到家乡教育现状，毅然受邀回乡，担任县立小学校长。从此扎根乡土，终身负轭不辍。

因为警堂先生是秀才出身，古文造诣很深，加之受过新学教育，成为当时嵩县不可多得的师资人才。他审定校规，严明校纪，持之以恒，作则垂范。所教课程多为国文和史地课。对历史掌故，信手拈来，如数家珍。教地理面向学生，教鞭指向背后地图，能准确无误。更可贵的是他非常重视乡土地理教育，这在当时乃至现在，仍不失为一大创举。在教学实践中，他体会到旧教材有“忽近图远，遗小而务大”的弊端，认为“各学校的地理一科，多就坊间印出的成本，照葫芦画瓢去讲授，由京都而京外，先中国后世界。虽然把京、沪、杭说得多么重要，然学生除了生长在京、沪、杭之外的，其余仍是听天书，茫然摸不着一点头绪。……想图补救，非于未讲中国地理、世界地理之前，另添教材不可。要添教材非从儿童眼所亲见，耳所常闻的地方下手不可。儿童生长某乡，对于某乡地名、物名，见闻必熟，就其已见，引起所未见，因其所已闻，就其所未闻，自然容易见效，这是历年来教授地理得到的经验。”

于是他除自己遍游嵩县实地考察外，又将调查本乡本土的责任，委托县师学生利用假期，分别返乡整理，二者互相参照成书。从1931年到1932年利用两年时间编成了《嵩县乡土地理参考书》，该书于1933年印成，书内绘制了《嵩县地图》《嵩县各里分图》，共分四编，有总说、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分区地方志，对当时嵩县及各里的山川、河流、物产、风俗、名胜等等做了详细的介绍，受到了学生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并得到省教育厅表彰奖励 。时至今日，《嵩县乡土地理参考书》仍不失为了解民国时期嵩县风貌的珍贵资料。

警堂先生为人严谨勤奋，一丝不苟。1942年在嵩英中学任教期间，学生杨保钧因国文考试差一分不及格，恳请先生照顾及格。先生不仅拒绝还严厉批评了他。杨保钧怀恨在心，把先生的老花镜偷出砸碎，并数次带手枪到门前伺机报复，后因先生害疮卧床不起数月，未出家门，才得以幸免。先生晚年《病中杂感》写道：“做事好彻底，讲学必搜根。纵然听藐藐，我仍诲谆谆。恶恶概从短，不分疏与亲。善善概从长，那计仇与恩。”

在日寇侵嵩期间，嵩英中学停办后，他还在纸房马石沟开设学校讲课。他接受新社会共产党的教育政策，积极倡议，奔走操劳，组建嵩县一中，为学校的创办付出了极大心血。对教育的挚爱与痴迷，伴随了他的一生，直到晚年仍未离开学校，以七旬之身，魂系校园。他恨自己耳背，听不清别人讲话，怨自己老迈，参加不了学校组织的活动。为自己享受新社会的尊重，不能尽力而愧疚。

新中国成立后，官、绅、富、豪的歌功颂德碑都被推倒在地，唯有李警堂先生的师德碑屹然挺立。1950年3 月，做滩工人拆毁碑顶，被申饬照旧安上。一直未予安上，很不雅观。1955年，先生斟酌再三，重建既不需要，残存更不适宜。决定找一中师生拆掉，四面碑搬回学校使用，架设在校门外河沟上，作为桥梁使用，供师生行走方便。李丙寅校长认为碑上有警堂先生教学事迹，学生来往践踏很不尊重。最终这四块碑被放置在一中校园内空闲的地方，成了师生课余谈心的座石。

1951年，警堂先生作《七十自寿感言》诗：

花甲匆匆满十年，古稀报到顿茫然。

方忧聋聩失功用，所幸精神尚健全。

未溯逆流掀骇浪，仍乘顺水渡游船。

教育终身余何羡？此中快乐向谁传！

“教育终身余何羡？此中快乐向谁传”，一生的痴迷，成就了为人师者无可言喻的快乐。而今，这份快乐随着时代的变迁，已变得支离破碎，成为世间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