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高祖本纪》与《汉书·高帝纪》比较研究

作者: 高聪慧

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以下简称《高祖本纪》)与班固《汉书·高帝纪》(以下简称《高帝纪》)都是对汉高祖刘邦事迹的撰写。比较发现,司马迁叙写刘邦事迹精练隐晦,不虚美、不掩恶,但记事较为粗疏,时间、事件不连贯;班固叙写刘邦事迹详赡,多载政令,弥补司马迁书记事缺漏,然对刘邦不光彩一面省略或改写。究其原因,二人作史思想不同,司马迁旨在据事直书,求真求实;班固重在宣扬刘邦功绩,为汉王朝作宣言书。

《史记》和《汉书》是史书之范本,编纂之典范。司马迁以“成一家之言”的气魄撰写上至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班固断代为史,以“汉承尧运,得天统矣”思想撰写从汉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的历史。观学界比较研究,多是对两部史著整体对比,晋人张辅在《名士优劣论》中说:“世人称司马迁、班固之才优劣,多以班为胜。余以为史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八十万言。烦省不敌,固之不如迁必矣。”他从史文繁简上说明司马迁《史记》胜于班固《汉书》。本文以此为切入点,从史文繁简的角度,分析《高祖本纪》和《高帝纪》的不同,进而明晰马、班二人作史思想差异。

一、叙事的繁简

从史书叙事的繁简可以看出史家的“才、学、识”,这涉及史料的筛选、加工和史家的见识、素养,最能考验一个史家的作史能力。司马迁书记载三千余年历史,五十万言;班固记载一朝一代之史,八十万言,从中看出史文繁简上的差异。在《高祖本纪》和《高帝纪》中,司马迁善记事,刻画人物生动形象,娓娓道来;班固善加工字词,记事不厌其烦,增添了司马迁书原本没有的内容,还改动了一些内容。从这些不同的内容可以看出二人作史思想的不同。

(一)增补的内容

乾嘉学者赵翼说:“固则于文字之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者必一一载之。”在《高帝纪》当中,班固对刘邦颁布的政令举措进行详细补充,这有别于《高祖本纪》,增添了有关刘邦政绩的内容。

《高帝纪》增补了刘邦为稳定社会秩序颁布的政令。在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刘邦为稳定政治秩序,采取措施“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汉社稷。施恩德,赐民爵。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又规定选择年满五十岁以上、品行良好的民众,任命为“三老”,负责教导乡里的民众行善。要求三老负责教化,负责表彰孝子贤孙、贞女义妇等善行,鼓励民众行善,“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这一制度的实行,在于树立榜样,推动社会风气改善。班固记载此内容,叙述了刘邦为稳定秩序所作的贡献,展现了刘邦的谋略,体现了刘邦的政治才能。不止于此,《高帝纪》中还增补了刘邦下令诸侯集于栎阳,“令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目的是集中力量击败项羽。又加紧部署,“引水灌废丘,废丘降,章邯自杀。雍地定,八十余县,置河上、渭南、中地、陇西、上郡”,设置新的行政管理规划,为防御匈奴趁此入侵。同时,下令“兴关中卒乘边塞。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这是为防御北方匈奴入侵和严重的饥荒采取的措施,有助于稳定人心。班固补充的这些诏令是司马迁书所没有的,班固书的繁体现在对刘邦诏令的记载上,可以看出班固对刘邦稳定秩序、安定人心政策的重视,增补此类内容,为后世了解汉初的政策提供了方便。

在《高帝纪》中,班固补充了刘邦安定功臣、减免徭役、维护统治的诏令,主要表现在对有功之臣进行褒奖,对豪杰进行宽容,对百姓、吏卒进行赦免。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刘邦正式即帝位,下诏嘉奖反秦起义有功之人,“故衡山王吴芮……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同时,班固记载了刘邦赦免天下的诏令,“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军吏卒会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又载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十二月,下诏对功臣豪杰宽容的政策,诏曰“天下既安,豪桀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尽图其功。身居军九年,或未习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怜之。其赦天下”。在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二月,班固又载刘邦下令减少赋敛,规定诸侯王进贡数额之事。各郡及诸侯国向朝廷献礼过多,就会向民众征收赋敛繁重,下令诸侯王每年十月朝献,规定了进贡数额,减轻赋税、徭役压力。班固增添这些诏令内容,将刘邦巩固统治的政举一一体现,突出了刘邦宽容、大度、有仁义之心和爱民如子的形象。这些政令反映了班固对刘邦政绩的重视和宣扬。

在《高帝纪》中,班固还增补了刘邦要求举荐人才的诏令。如“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吿天下,使明知朕意”。此诏令还要求御史大夫和御史中执法下达朝廷命令,如有美德和美名相称的人一定要荐举,并准备马车,如遇贤人不报者,发现后要免除他的官。班固记载这条诏令,体现了汉初招揽人才的办法,展现了刘邦重视人才、任用贤良、不拘泥于等级尊卑的品质。这部分诏令为后世了解汉初选拔人才、重用贤良提供了帮助。

以上是《高祖本纪》所缺,被《高帝纪》补充的内容。这些诏书涉及汉初稳定秩序、奖赏功臣、发展生产、选贤任能、处理边境关系等内容,叙写详赡,对于后世了解汉初政治制度非常有益,弥补了司马迁书的不足。《高祖本纪》重在记载刘邦的事迹,对于政令记载较少。通过对比,班固增添此部分内容也是其文繁的原因,同时烘托出刘邦高尚的形象,展现刘邦作为帝王的谋略、宽容、爱民、善用贤才的一面。

(二)记事时间

《高帝纪》多有补充时令,如“垓下一战”,具体作战细节司马迁《高祖本纪》未记载,因为司马迁将这一部分内容安排在《项羽本纪》中,但记载时只写了时间“五年”,便直接叙事战事,这就使读者看到“五年”,不清楚具体日期,而班固承袭这一部分内容并详细补充于《高帝纪》中,时间清晰,事件连贯。即“五年冬十月,汉王追项羽至阳夏南,止军,与齐王信、魏相国越期会击楚。至固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这样的时间、细节补充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时的战事。

《高帝纪》相较于《高祖本纪》在时间上记述较为清晰,《高祖本纪》虽有记事时间,但日期记载粗疏,一事相隔数年,数年都没有时间记载,再记已过去数载,且叙述事情多不连贯,适合通读,不适合事事细致考究。这与司马迁作通史,必须把重要事件记载,省掉不必要的事迹有关。班固作断代史,一朝一代之史,重在宣汉,对于时间、时令的记载自然会更清晰。

(三)事件细节

班固记载刘邦事迹比较完整,叙事连贯。他将司马迁记载项羽与刘邦的事迹从《项羽本纪》移置《汉书》的《高帝纪》中。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将鸿门宴这一事件在《高祖本纪》中省却,放在《项羽本纪》中,隐晦表现刘邦形象;班固在修《汉书》时,承袭此经典片段并补充于《高帝纪》中,此举是考虑到叙事的连贯性,方便读者阅读。当然,还有对刘邦不光彩一面的遮蔽。在笔者看来,班固将鸿门宴这一事件安排于《高帝纪》还有另一层意味,即刘邦成功脱离项羽布置的陷阱,取得项羽的信任,最终战胜项羽,这对刘邦是非常关键的命运转折,展现出刘邦的英勇、谋略,反衬出项羽的优柔寡断、头脑简单。

(四)礼仪制度

《高帝纪》还补充了汉初的礼仪规定,“春三月,行如雒阳。令吏卒从军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复终身勿事。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刘氏冠”。不同的官吏出行礼仪规定不同,展现了汉初的尊卑等级。这也是《高祖本纪》所没有的,也是班固所补充的。

(五)删改的内容

1.删的内容

班固在编撰《高帝纪》时,删除了《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家人的记载。《高祖本纪》载,“高帝八男:长庶齐悼惠王肥;次孝惠,吕后子;次戚夫人子赵隐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为孝文帝,薄太后子……”。这是班固删除的内容,涉及高祖后人,班固省却不写,只撰写高祖皇帝的事迹。笔者认为司马迁的这种排列顺序,体现出他“贵、亲、尊”的思想,将刘盈排于前是因为其是嫡长子,将刘如意排于次是因为其深得刘邦宠爱,将刘恒排于再次是因为其后为帝。

2.改的内容

班固对刘邦不好的一面作弱化描写,此部分对比《高祖本纪》有改动。班固移用《项羽本纪》中“楚军围汉军于睢水”一事入《高帝纪》中,将刘邦过沛县,使人求家室,后路遇二子之事作改动,“汉王道逢孝惠、鲁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二子。滕公下收载,遂得脱……”。此事件在《史记》中被记载于《项羽本纪》,“春,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对二者进行比较,发现“推堕二子”表述不同,语意也有所差异。司马迁详细记载了“如何推堕”的过程,班固改掉司马迁对刘邦行为细节的描写。可见,司马迁善于在展示人物行为的细节处繁写,以细节处看人,更加如实反映人物心理。班固改动后,虽保留大致内容,然个别字词删改尽失其意,实则是有意维护刘邦的形象。同时,反映出司马迁作史“不虚美、不掩恶”的一面。

班固补充、删改的内容,体现了《高帝纪》繁和简的问题,繁在政绩、诏令等,简在对刘邦私人事迹的记述上。司马迁《高祖本纪》简于事件的全过程,繁在重要事件上与描写人物形象的细节上。班固是奉命成书,树立汉王朝承接正统的形象,记载刘邦的战功、政绩是必要的;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据实直书,旨在通变。

二、记事顺序的调整

班固承袭司马迁书,对记事顺序有所调整。司马迁注意记重要事而省却不必要的过程,班固追求事件的连贯性与记事的详尽。因此,二人在记叙事迹顺序上有所不同。

在《高帝纪》中,班固记载卢绾等人反叛事件,与司马迁《高祖本纪》不同,班固对卢绾亡入匈奴的史事记载顺序相比《高祖本纪》有所调整。《高祖本纪》为“卢绾与数千骑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谢……卢绾闻高祖崩,遂亡入匈奴”。《高帝纪》为“卢绾与数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谢。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长乐宫。卢绾闻之,遂亡入匈奴”。班固将此事头尾详细记述,有时间、事件的连贯顺序。通过比较发现,班固对卢绾一事又进行了重新编排,叙述更为清晰,司马迁对该事件的叙事安排稍显凌乱,使读者搞不清脉络,未免混沌。

三、结语

《高帝纪》继承了《高祖本纪》的一部分文字和内容,然对《高祖本纪》记载刘邦真实一面有所隐晦,改写此部分内容。对于司马迁叙写的过于简的事迹,班固又进行了重新编排,增强事件的连贯性和完整性。马班二人对刘邦的叙写各有优劣,我们应该客观看待。我们必须知道,班固撰写《高帝纪》时,掌握有新的汉初史料,故而其书能够有新增的史事。

(郑州经贸学院)

责任编辑 高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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