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望杳难见，浮云横远山

《长安三万里》自上映以来，获得了很好的业界口碑和市场票房。然而，该片也存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在“永王李璘案”的处理上，没有全面考察和采用学界研究成果，而采用传统的“谋反说”，既违反了历史真实，更欠缺现代意识；第二，人物形象塑造上存在“扬高抑李”现象，对高适、李白的形象塑造均有扭曲；第三，典型环境书写中存在“洛阳隐身”问题，既有基于审美偏狭的选择性无视，也有违反历史真实和美学风貌的移花接木现象。上述问题，影响了《长安三万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质量和效果。

由红泥小火炉编剧、谢君伟和邹靖执导、追光动画公司制作的3D历史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以下简称《长安》）自2023年7月8日上映以来，票房一路飘红。截至2023年10月7日，该片总票房18.24亿元，总观影人次4 415.5万，位列当前中国影史动画电影票房榜第二位、2023年票房榜第七位。另外，业界也好评如潮，青睐有加。著名学者王一川在《中华文明史高峰气象的动画构型——〈长安三万里〉观后》中对《长安》“特别注意查阅唐代绘画、壁画、陶俑等作品中的造型，塑造出现有的动画形象整体”这种“以唐画唐”的手法大加赞赏，认为其为今后中国动画片的中华文明史叙事迈出了开创性步伐；周星则认为影片代表了“中国式动画艺术新高度”。2023年9月，《长安》更狂揽第20届中国动漫金龙奖最佳动画长片、最佳动画导演、最佳动画编剧、最佳动画配音四项大奖，并荣获第36届金鸡奖最佳美术片。

影片大获好评的同时，也引发强烈争议。河南省洛阳市隋唐史学会指出《长安》部分情节和人物描述与真实历史不符，这容易误导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此外，这种不准确的历史描述可能会影响历史人物出生地、事发地的同胞感情。因此，学会向制片方发律师函，要求片方纠错并致歉。虽然法律介入和评判文艺创作的方式可能存在争议，但学会对影片中的历史真实问题的关注是显而易见的。而“央广网评”则认为应允许创作团队在尊重重大史实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艺术加工，包括必要的艺术虚构。学者石川、李星文、程波也持类似观点。实际上以“艺术虚构”权利之遁词消解了《长安》在历史真实、艺术真实方面真正存在的深层次问题，逃脱了影片本身自我改进、完善的应负之责。

回到《长安》的艺术批评。在学习和体认上述批评实践的基础上，笔者通过反复观摩影片，并搜集、整理、研读相关历史和文学研究文献，聚焦“永王李璘案”“扬高抑李”“洛阳隐身”等热议现象，探讨影片在艺术叙事上的瑕疵。当然，批评家既不是马踏青苗的赳赳武夫，也不是指手画脚的教师爷，而是种桃种李的素朴农人。“指瑕”的前提是“瑕不掩瑜”，即在指出问题之前，首先要充分认可和尊重影片在艺术创作方面的劳绩与贡献。这也是笔者要郑重申述的。

一、“永王李璘案”：历史还原与现代书写之间

《长安》中，永王是一个实力强劲、野心庞大，却智识不足的造反者形象。高适则是献计献策、截击永王的大唐栋梁、一代名帅。高适曾经的好朋友李白则“人生暮年，急中出错”，误投永王而以“谋逆”罪名入狱。高适的随从——一个黄口小儿——则以先知先觉者的身份痛斥李白“糊涂”。笔者个人认为，这是影片对重大历史事件认识的偏差，而这个偏差，影响着我们对过去历史的认知，影响李白形象的塑造，更影响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效果和质量。

据史记载，永王李璘为唐玄宗第十六子，唐肃宗李亨之弟。安史之乱唐玄宗西逃四川时，下诏任命李璘为山南东路及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采访等使、江陵郡大都督，后又任命其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使。756年12月，永王率部下沿长江直奔广陵，与地方守军李希言、李成式等发生冲突。唐肃宗派高适、来瑱与韦陟讨伐永王，后永王因部下兵变，南逃岭外，被皇甫侁杀死。虽然永王从未以割据、谋乱为号召，且唐肃宗之子唐代宗即位后，立即为永王平反昭雪，并任命李白为左拾遗，但“永王李麟案”在传统史学中还是被视为暴乱谋反。例如，《唐大诏令集》中记载永王“擅越淮海，公行暴乱。违君父之命，既自贻殃”，《旧唐书》评价永王“不能立忠孝之节，为社稷之谋，而乃聚兵江上，规为己利，不义不昵，以灾其身”。

关于“永王李璘案”的性质，现代史学界的研究已经非常充分，否定“永王谋反”这一传统观点已经大体成为学界共识。郭沫若、瞿蜕园、朱金成、邓小军等均认为永王东巡旨在从海路去幽燕平叛。邓小军在《永王璘案真相——并释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中依据《册府元龟》等新史料，指出永王奉唐玄宗之命率水军舰队自江陵进军扬州，其目的在于跨海直捣幽州，实现平叛伟业，玄宗已将行动计划知会肃宗，肃宗知晓并首肯，但后来“肃宗预谋镇压，挑起冲突，以璘为‘判’”，所以永王谋反实属冤案。贾二强在《唐永王李璘起兵事发微》中指出，所谓永王谋反，实际上是肃宗和玄宗的最后摊牌。任士英在《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指出，即使《停颍王等节度诰》材料属实，唐玄宗强调永王要等到副使李岘到江陵交割军务后方可离职，实际上李岘并未去江陵履行职责，所以这一诰书并未影响永王奉命赴任。永王之所以不从肃宗“归觐于蜀”之命，是因为合玄宗之诰命。总之，当代史学界的“永王李璘案”研究，尽管聚讼纷纭，但基本走出了“谋反论”藩篱，一方面基于新史料的不断发现，另一方面是现代历史研究对以肃宗为正朔的传统史学立场的超越。

童庆炳指出，历史题材的创作不是对历史的复制，而是要求作家以时代的眼光观照历史，从中发现时代的精神，并以生动的形象去体现时代的精神。“永王李麟案”及其相关的“诸王分镇”方针，恰恰与李白、杜甫、高适的人生轨迹密切相关。玄宗西去四川之时，房琯劝谏玄宗下诏诸王分镇掌军抵抗安史叛军，而高适则力谏不可；永王起兵失败，李白被流放，高适则为平叛功臣；后房琯被肃宗罢相，杜甫上疏为其鸣冤叫屈，结果丢官。因此，在《长安》中，“永王李璘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或者说“风暴眼”。

然而可惜的是，剧组并没有结合现代史学界丰富扎实的研究成果，真正挖掘永王悲剧背后的历史、政治、社会因素，以史为鉴，表达对宏阔的时代洪流与现实生活的深刻理解。他们不仅没有以此为契机，丰富和深化对高适、李白、杜甫等相关历史人物的性格刻画，反而选择了最保守的“谋反说”，这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理性立场和人文主义立场的双重倒退。

二、“扬高抑李”：入世、厌世与超世之辨

王一川在《中华文明史高峰气象的动画构型——〈长安三万里〉观后》一文中评价《长安》时，首次提出“扬高抑李”现象：“这样的高适和李白形象之间，或多或少存在‘褒高而贬李’‘扬高而抑李’的倾向。……特别是对于高适的云山城战场奇谋及其胜利结局的精心虚构，以及对于李白的‘只顾自我自由而没有社稷忧患意识’‘醉生梦死而不谙世事’的不适当渲染，都可能导致观众对于高适和李白形象的认同产生不应有的偏差，其美学后果则是对于李白等唐代浪漫诗人及其诗风的评价偏低。”王先生的批评是敏锐而犀利的，《长安》中确实对高、李叙述有着诸多与历史真实不符的地方，从而造成美学方面不应有的损伤。

张馨心在《高适研究论稿》一书中谈道：“鲜明的政治观点和快速准确地对时势的判断，是高适与其他盛唐诗人相比的一大特点。”这与高适出身军勋世家、熟谙统军作战、关注国家军政大事、喜言王霸大略分不开。尽管高适前期寂寂无名，但加入哥舒翰幕府后，其政治才华受军帅器重，并在安史之乱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一方元戎。而“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这种对边塞生活的深刻体察与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样，都具有某种“诗史”的性质，也体现出高适体恤士卒的李广之风。影片中，那繁华长安中的局促，烟花扬州中的落寞，清冷梁园中的孤伶，风沙边塞中的苦熬，高朋畅聊中的愤激，金戈铁马中的倜傥，均浓墨重彩地描述了高适卧薪尝胆、切磋琢磨、沉潜隐忍最终飞黄腾达的奋斗史和成功史。可以说，这是《长安》的成功之处。至于高适在对抗吐蕃中运用奇谋诡略而取得大捷的情节，虽与史实不符，也与史书中对他“言过其术”的评价不相称，显得有点“扬高”过甚，不过在历史语境所提供的诸种可能性的基础上，艺术虚构可以有“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的夸张和想象的权利，似不为败笔。

《长安》中“扬高抑李”的一个表现，就是高适托郭子仪营救李白的情节虚构，它对高适形象的塑造其实是个硬伤。第一，历史上尽管李白曾转托高适救命，但作为平叛功臣的高适并未理睬，反而丞相崔涣与御史中丞宋若思念及故交而对李白施以援手；第二，高适务功名，尚节义，窥察洞明，以平叛为己任，其政治立场和政治理性使之不可能去救李白；第三，高适负气敢言、性傲于权贵，多次向玄宗谏诤，并非胆小怕事之辈，不救李白恰恰符合他的道义和性格。如果从这个点上开掘，也许可以编织戏剧张力最足的戏份。然而，影片为高适蒙上了一层淡淡玫瑰色的友情面纱，实际上遮蔽了高适真实、立体、饱满的形象。

《长安》中“扬高抑李”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对李白形象的扭曲。与高适隐忍、沉潜而后崛起的上升线路相比，影片中李白的人生则是狂傲、潇洒、中衰、颓唐的下降曲线。同样具有凌云壮志而又生不逢时的李白，不同于高适的坚韧不拔，他在醇酒妇人中消解功名未就的愁烦，在修道成仙中遗忘壮志未酬的郁闷，其潇洒快活的背后则是生命意志的灰白与精神的绝望无助，最终在浮躁潦草的“永王李璘案”中入狱和流放。剧末，遇赦后月下李白“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释怀又有一种“好了歌”的无奈，而高适则于辽阔草原中银鞍白马飒沓而去……

据学者研究，李白、高适在政治理想、政治敏感、社会洞察力等方面心有灵犀（当然李白的政治才能是逊色于高适的），也使得杜甫留下“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的难忘回忆。但李白与高适又是极其不同的，高适汲汲于以王霸智略用世，与道教隐逸之思格格不入。李白的济世理想则融合了儒、道、任侠、纵横家多重元素，尤以道教与纵横家为显，它们凝塑了李白独立的人格和相对超脱的心态。霍松林、傅绍良在《盛唐文学的文化透视》中认为：“仙道的飘逸出尘与李白纵横人世的政治理想在本质上也是相通的，它们共同组成了诗人对待自我与社会、政治、人生诸方面所具有的那种独立意识。战国策士的理想使李白向往于政治功名，而不附丽于政治集团，在行为上处于一种相对自由的状态；仙道幻觉又使得他执著于社会人生，而不同化于社会人生，在心理上处于一种居高临下的超脱状态。”恰恰是这种独立、自由、超脱、磊落的主体人格，使李白诗歌内容在“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与“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间融合无碍；诗歌风格在飘逸豪放与纵浪恣肆间转换无痕；诗歌情感在悠然欢快与忧愤失望间跳宕攲侧；诗歌语言在清浅自然与瑰奇宏丽间血脉贯通。而《长安》对李白身上纵横家、道教、任侠的气质予以表面化、戏谑化、纨绔化的处理，扭曲了上述气质赋予李白的“在而不属于”的“谪仙人”姿态。同时，高适人格当中政治大于人情的寡情冷血、对肃宗的人格依附这一消极面未在现代立场得以充分批判，这是令人遗憾的。

三、“洛阳隐身”：盛唐气象“天缺一角”

盛唐时期的长安，是恢宏严整、雍容华贵的。谢昆芩在《长安与洛阳：汉唐文学中的帝都气象》一书中认为长安“是唐代社会和士人民众对美和理想执着追求的物化形态，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审美理想，反映了长安帝都文化的内在精神”。帝都东南部的公共园林——曲江池，以烟水明媚，雁塔巍峨，红杏争春的美景，成为当时园林、建筑、绘画和宗教文化凝聚的帝都气象代表。而曲江池上开展的帝王欢游、新科进士“关宴”、文人雅集、民众踏青等心神舒悦、张扬宣泄的狂欢，则是长安繁盛的象征（《全唐诗》中，歌咏曲江的诗歌500余首，即为明证）。长安是影片大书特书的重要意象，而王一川前述的“以唐画唐”之法在此也表现得淋漓尽致。《长安》这部影片对新科进士探花的“曲江宴”、岐王府的欢宴、胡姬酒肆的诗人雅集等长安意象均进行了浓墨重彩的书写，也基本还原了盛唐长安的美学风貌，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作为“两京”之一的洛阳，在《长安》中却意外的隐身了，这是影片最令观众诟病的现象。与片中繁复铺陈描摹的恢宏、贵奢、欢腾的长安曲江景致相比，这种反常的静默，并非实证洛阳在盛唐微不足道，恰恰是编剧、导演一种无意识的无视和挪移。影片在洛阳路演时遭遇观众的抗议、收到洛阳隋唐史学会的律师函、有关学者的正名行动等，这些实际上是对编导团队移花接木、张冠李戴行为的愤怒表达。这种愤怒不是所谓小气或者“玻璃心”，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区域——洛阳的礼敬。而整个编导团队对此置若罔闻，实际上是一种倨傲和轻慢的态度。